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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往远方的高铁

2020-08-24赵欣

当代小说 2020年8期
关键词:邓丽君电话妻子

赵欣

这是一趟开往南方的高铁,一等车厢,抬头可见正在播放新闻的电视屏幕。旁边的四位旅客像坐在咖啡厅里那样两两相对,轻声谈笑着。高铁列车里面的座椅都是一个方向的,我正琢磨座椅是如何转过去的时候,列车启动了,站牌和建筑物缓缓后移,我的心里面油然涌起那么一股快意。

我觉得我得从我的家庭说起。我五岁没了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用母亲的话说,我小时候很乖的,很懂事。母亲靠卖瓜籽维持生计,总是很早就出去很晚才回来。有一次她患了重感冒,我就偷偷替她卖瓜籽。人们见我这么小就可怜我,纷纷把我的瓜籽都买去了,等母亲发现我失踪了就急火火地要出门找我时,我已经到家了。我的叛逆是从初中开始的,母亲望子成龙的心,让我有了压力,压力越来越大,我就反感了。我们母子间越来越没有共同语言,甚至一说话就吵架。我上高中的时候,被一个女生喜欢上,追求这个女生的那个同学把我打了一顿,还逼我吸烟,正好被卖瓜籽的母亲撞见,她不听我的辩解,认定我不学好,悲痛欲绝,回家喝了半瓶农药被我夺下。我那时就对母亲产生了恨,而母亲也对我不再抱希望了。看来母亲是对的,我只考上一所专科学校,母亲叹着气为我交了学费。母亲还在卖瓜籽,不过规模大了,有了自己的店铺,但是健康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我的大学在外地,只有假期才能回家,本以为这样能够弥合我和母亲的恩怨,我相信母亲也是这样想的。放假前我们在电话里说得很融洽,放下电话的时候,我还抹了抹眼角的泪水。回到家住了一周,我和母亲又开始发生分歧。母亲让我回来接管她的店铺,她说,好好经营,娶个媳妇生个儿子挺好的。而我却想留在大学所在的城市,我觉得男人该有自己的事业,而我的媳妇,不是那么简单就娶的,我崇尚浪漫和缘分。还有,我要让母亲到大城市享福。我们的分歧演变为争吵,母亲说,你要是不回来,我不会给你一分钱,你也别认我这个娘!我说我自己奋斗,母亲说,那好,小犊子你给我滚!我拿着行李箱愤然出门,到了车站,看着南来北往的车次时刻表,决定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程。至于目的地是哪个城市无所谓,反正是远方吧,越远越好。最近时间的车次只剩下一等座了,我第一次买了这么高价的车票。

列车中停,我的旁边来了一位旅客,头发花白,戴着眼镜,很有修养的样子。见我看他,他礼貌地点点头,说你好,我也点点头说你好。他说他的到站是终点站的前两站。然后问我,我结巴着说,到终点站。他笑了,有一种同路人的感觉,说,都够远哦!

我玩了一会儿手机,玩累了就睡了一觉,还有四个多小时的路程,不知道该怎样度过。那位旅客正在使用笔记本电脑,很快就合上,抬起头转向我,说道,年轻就是好哦,睡眠好!我谦逊地笑了下。我们俩不再说话,但那种交流的欲望却越来越强烈,我能感觉到他也是。很快,他就问,年轻人,你是大学生吧?我笑笑,说是的。

我们彼此自我介绍后聊了很多话题,从关于我的大学的话题,聊到关于他的职业的话题。他的名字叫耿烨,今年57岁,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一名教授。当他站起来去厕所的时候,漫长的时间消耗不到一半。接下来我又开始玩手机、睡觉,醒来时耿烨刚刚合上笔记本电脑,对我笑了笑。车厢里的电视播放着广告,而我和他是唯一的旅客了。我们都觉得需要继续聊天以打发时间。耿烨忽而关注到我的家庭,但这属于私事,所以他问得很谨慎。我倒无所谓的感觉,我说,只有母亲了。他看着我,眼里显出羡慕的神色,声音突然沧桑起来,他说,有母亲好啊,可惜我的母亲已经不在了。我觉得我应该顺应他的情绪,这样会使我们的聊天更加愉快,就颇有同感地说道,有母亲好!

耿烨看了我一眼,眼里似结了冰花。他说,想不想听故事,关于母亲的神奇故事?如果他不加“神奇”一词,我的兴趣还真不大。一说到母亲,谁都会说母亲的慈爱。毕竟百善孝为先嘛!我甚至怀疑他看透了我的内心。

耿烨拧开水瓶,轻轻喝了一口,又拧好,放到桌板上。他说,说起来有点玄幻,但如果你以为是我虚构的,那就错了。我敢负责任地说,这是一起真实事件,是我的亲身经历。我点点头,鼓励他讲下去。

以我在学术界的威望,出国讲学的机会很多,有时一年多达三四次,已经习以为常了。这次是去台湾。出发的日期临近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心里隐隐地感到惶恐,似有液状的危机在荡漾着且不断高涨,就要溢出来。我想了想,应该是对亲人的牵挂吧。妻子和儿子的关系一直没有明显的改善,这是笼罩在我们家庭上空的阴云。但似乎不是。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不至于突然间恶化我的心疾。那就是老母亲了。她75岁,一个人居住,我多次劝她搬来,但拗不过。好在她思维灵活,身体硬朗,行动方便,这让我感到慰藉。

一周之内,我已经去看过母亲三次了,这是最后一次。不过这个念头一出现,我就感到晦气。怎么是最后一次?但很快就给自己做了合理解释,我明天不是就出发了嘛!

路上,我给儿子打了电话,委婉地表达了我的意思,我说,多去看看妈妈和奶奶吧。我强调的是他妈妈。至于照顾母亲,我对他不抱希望。他去奶奶家,奶奶还要伺候他。他嗯嗯答应着。

母亲这一生很不容易。1948年那场解放长春的战役中,由于国民党的拼死抵抗,致使大批百姓饿死街头。母亲才19岁,奄奄一息地躺在已经发臭的父母尸体旁边,被一个中年商人看到,给了她一个馒头,她就成了他的妻子,过上了有衣有食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第三年中年商人被人民政府抓走,从此杳无音信。

母亲又嫁给一个做豆腐的,就是我父亲。虽然是我父亲,我还是要说公道话的。他脾气极其暴躁,对母亲非打即骂,致使她流产了三次。最后一次怀孕,母亲知道是最后做母亲的机会了,就央求父亲善待她,父亲竟然真的有所收敛。但她还是有了先兆流产的迹象,这让她非常擔忧。她无数次在漆黑的夜晚仰天祈祷,求上帝怜恤她。

我降生的那天,母亲还在帮父亲做工,突然肚子疼痛难忍,刚爬到炕上,我就生了出来。母亲回忆说,她当时躺在那里,那一声尖利的哭声让她张开眼,透过窗户,她看到了满天的星星像焰火一般飞散。她说,这是吉兆,你会有所作为的。

我的出生给这个家带来了欢乐,父亲变得好了,对母亲和我非常的呵护。父亲出去卖豆腐,母亲就在家里面负责加工。屋里面那头黑色的小毛驴一圈又一圈地拉磨,我就乖乖地坐在旁边看,磨坊里充溢着清新的豆香。

那一年秋天,雨下得很大。母亲突然烦躁起来,一次次到门口往外眺望。天黑了,雨没停,父亲还没有回来。我也一反常态,哇哇大哭。母亲只好一会儿忙着干活一会儿过来哄我,可是我还是哭闹不止。母亲突然打了我一个巴掌,打在屁股上。这一刻,我和母亲都愣住了,很快我就委屈得大哭,母亲忙把我抱在怀里,连声说,乖儿子,娘娘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对不起!说着话,她的泪水雨一样落下来,我的头上脸上都淋湿了。

我是那么幼小,但我还是预感到某种不祥。

门突然开了,邻居大娘惊慌地说,老耿被抓起来了!他捡了粮库墙外遗落的豆粒被发现,逃跑中被民兵的子弹击中,生死不明。

贪占集体的财物,不论多少,这在当时是犯罪的。母亲曾多次警告父亲,但为了生计他还是铤而走险了。政府来人把家里的那点黄豆统统没收,母亲眼巴巴看着不敢吭声,紧紧搂着我瑟瑟发抖。父亲被判刑三年,这三年,母亲坚持做豆腐,坚持供我读书。父亲刑满回来,已经不能正常行走,成了废人,但母亲没有嫌弃,精心照顾着他。不久小毛驴死了,是饿死的也是累死的,我大哭了一场。买不起毛驴了,母亲就自己拉磨。她没日没夜地加工,之后出去吆喝着叫卖,但家里的日子仍然十分艰难,父亲暗暗垂泪。那天,我刚放学,突然感觉闷得慌。跑回家的时候,父亲口吐白沫,旁边是半瓢卤水。天似乎塌了下来了,但母亲的坚强超乎人们的想象。夜里起来撒尿,母亲不在,我出去找,她躲在房子后面发出压抑的哭声。

我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学习刻苦,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母亲一边擦眼泪一边呵呵呵地笑着说,差不了差不了。

假期我没有回家,我参加了学生会组织的勤工俭学活动,虽然挣得不多,但还是为能减轻母亲的负担而欣慰。母亲思念我,来学校看我,但是她坚决不进校园,也避开见我的同学。我明白她担心给我丢丑,我默许了。甚至在那一刹那,竟然因为她的容貌和衣着,心里闪过一丝厌恶!这成了我一生中最悔恨的一件事。母亲是个极聪明敏锐的人,她不会不知道。之后的假期我也没有回家,但母亲再也没有来过学校。她多次央求街道办事处的人借电话打给我,很简短,我知道她只想听听我的声音,就放心了。

毕业后我留校工作,不让母亲再做豆腐了,她起初不肯。直到街道办事处下发了拆迁通知后,她也就没办法了。单位分配给我一处小房子,母亲和我住在一起。两年后我结婚了,由于我的突出贡献,单位破格又给了我一套房子,比这个大,但母亲执意单独生活。我再一次默许了。我比谁都了解在机关工作的妻子,我希望大家相安无事。这件事也让我常常愧疚。

每次我去看望母亲,她就会说,儿子啊,你好好干工作吧,别惦记我,有时间给我打个电话就行。我在学术界发展得越来越好,经常东奔西走,这样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就十分有限了,甚至有几个春节都没有去看望她。有一年春节,我打电话给儿子,不想他正在母亲家里,儿子说,奶奶在旁边呢。那一刻我无比惭愧,我忙向母亲解释说,正要给你打电话呢。母亲乐呵呵地说,没事儿没事儿,这不是听到你声了吗?

我叮嘱妻子和儿子常去看看母亲。妻子定期会去,看看她有什么生活需要,但母亲从来没有需要。说到儿子,话要多一点。这孩子没继承多少我的基因,叛逆得很。我因为过于忙碌,教育儿子的担子就更多地落在妻子身上。不知是不是方法欠妥,從小到大,母子间的矛盾越来越升级。我当然是站在妻子的立场,所以儿子最终选择了愤然离家。直到他结婚那天,才不得不邀请我和妻子到场。我们和儿子都有重归于好的愿望,但母子之间再次发生的冲突,让我们又回到最初状态。母亲知道这个情况,她试图居中调和,但收效甚微。母亲疼爱孙子,在表态上会夹杂些感情色彩,常常惹得妻子不高兴。儿子去看奶奶,虽然亲切,但也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一大堆吃的东西交给奶奶,就躺在沙发上玩手机,玩够了说一句“奶奶我走了”就走了。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聘请我做客座教授,此次讲学需要十个月时间。我心里最放不下的是母亲,时间长了见不到我她就会想我的。她想我,会心痛至极。母亲从未说过,但随着我的年龄越来越大,我就越来越明白了。儿子的一举一动都牵扯着母亲的心尖。

那天去母亲家,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宁静和温馨。我当年的学习桌还很完好,上面并列摆放着一台录放机,一台座钟。都是古董级别的了。录放机的前面还有一摞整齐的磁带,贴纸已经褪色,可以辨认出邓丽君的模样。十年前就不能播放了,但母亲舍不得扔掉。座钟比我的年龄还大,却不显老迈,有条不紊地走动着,发出顿而柔的嗒嗒声。床头柜上是一台老式电话机,像一只年老的宠物忠实地守在主人身边。灿烂的阳光从窗户投射进来,给坐在床上的母亲罩上一层绚丽而圣洁的光晕。恍惚间,我感到她像神仙那样坐在云端。

她慈祥地微笑着,向我了解台湾和我的准备情况。

母亲问,台湾会欢迎你吗?我说,很欢迎,那里的人很好的。我知道她对政治形势不了解,又补充说,时代不一样了,两岸交往很频繁。她点点头说,嗯,我听新闻,国民党和我们还挺亲近的。又问台湾有多远,我说,不远。母亲说,咋不远,隔着一条海峡呢!但她似乎意识到什么,又马上说,儿啊你放心吧,娘一切都好,不用惦记!我说,我会给你打电话的。母亲忙说,别打了吧,太费了。我说,打那么几次电话没费多少。母亲问,打那么几次?难道你在台湾离得开电话吗?我说,确实会有很多电话,到台湾后,我买一个当地的电话使用。给你打电话,我还用自己的。母亲点点头,说,这样好。也要打给你媳妇和我孙子。我们所说的电话,就是手机。她突然想起了什么,说道,哎呀,邓丽君是台湾人!我说是的,目光投向录放机和那一摞磁带。

高中时,我喜欢邓丽君,是她的歌迷。我很想买一台录放机来听歌,但是没有勇气向母亲开口。万没想到,在我生日那天,放学回家,一台崭新的录放机就摆在我的学习桌上。母亲也因此喜欢上邓丽君,后来还超过我。她最喜欢的是那首《甜蜜蜜》,她常常反复地听反复地唱,直到磁带老化。参加工作之后,我给母亲买了一台影碟机,让她听歌用,过了几天她又让我拿走,说用起来太麻烦了。我不拿走,她就自己送了过来。我怀疑是妻子说了什么话,在我的质问下,妻子支支吾吾,但母亲断然否认。就这样,母亲好多年听不到邓丽君的歌曲了。

而现在,母亲仰起头目光闪闪地望向窗外。天很蓝,云朵很白很软。她嘴唇翕动着,我猜想,她一定在哼唱那首《甜蜜蜜》。我鼻子一酸,说,娘,明天我让你孙子把电脑送过来吧,你用电脑听歌。她很坚决地摆摆手,乐呵呵地说,不用不用,娘老了,浪费。我暗暗决定,等我回来时一定让她听到邓丽君的歌。

我每次来去都是很随便的,母亲的家就是自己的家嘛。但这次,我离开的时候,母亲竟然出来送我,而且还送到楼下。楼下是一家诊所,大夫姓皮,他走出来和我打招呼。母亲似乎急于让我走,她不耐烦地挥挥手,说,走吧走吧!我钻进车里了,她还凝望着。母亲干瘦矮小的身材,一只手遮在额头,像一只孤独而疲惫的老猴。我忽然有种冲动,想即刻奔回去拥抱她,但我克制了。我不想让她感到,这一次分别有什么不同。事实上,这一次,我的确感觉到不同。晚上我没有睡好,从未有过的恐惧感,似乎黑暗中有幽灵在我周围觊觎。

早上我去机场的一路,心情仍然不好,又不明就里。

一到台湾彰化我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从早忙到晚,那种感觉也就淡化了。不知不觉间,一周过去了。我给母亲打了几次电话都没通,我知道她在等待着我报一声平安。我只好联系妻子,让她去母亲家里。妻子回话说,电话没有故障,是母亲的话筒没有放好。我的眼前就出现了母亲盼着我的电话却盼不到,焦灼不安地一次次拿起话筒听,又不知怎样和我联系的情景,心难受了好一阵。

电话通了,母亲乐呵呵地带着责怪的语气说,工作要紧,电话别打得太频。我知道她言不由衷。我问她身体情况,她迟疑了一下,说,身体棒棒的,别担心!快去忙吧!我还想说什么,她已经挂断了。我其实还想说,我要去拜谒邓丽君的墓园,这也是老人家的心愿。

邓丽君的墓园位于台北金山乡金宝山上,叫筠园,始建于1995年,占地面积70坪,是台湾“新十二大景点”之一。园区一片静谧,飘荡着邓丽君甜美柔和的歌声。正门两侧的店铺里,出售邓丽君的歌碟影碟和其它电子介质,我打算返回时选一些给母亲。以前只能听,现在可以看到邓丽君的活生生的影像,母亲一定会十分开心。邓丽君的坟墓后面矗立着一座石雕,圣母玛利亚张着双臂,保护着墓中人。

但我无心看景,那天天气出奇的阴暗,我的胸口莫名的压抑,似乎有什么东西重重地堵着。行走间,一只脚刚踏下去,就踩中了暗藏的开关,耳边响起那首《甜蜜蜜》的曲调,母亲的面容瞬间就浮现在眼前,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陡然一沉。恰在这时,那只国内的手机响了。

是妻子打来的,她说,娘,娘病重了。

娘身体好好的,怎么会突然病重?

医院说是心脏问题,现在正在抢救……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的感觉一直如此怪异。我一面迅速赶回驻地,一面联系学校,申请返程签证,但最后,我两天后才能启程。我无心工作,心急如焚,寝食难安,国内的手机号几乎全天候处于通话状态。我是母亲唯一的孩子,我怎么能不在她身边?我想象着母亲戴着呼吸面罩,目光无力地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泪水再也止不住了,喉头肿痛,我多想放声哭出来。

凌晨两点,终于等来妻子的电话,我的心猛地收缩,屏住呼吸,把耳朵紧紧贴在手机上。她说,娘抢救过来了。我喘口气,还没说话,妻子又说,但是医生说随时还有危险,要求住院观察。我说,必须住院观察,必要时到北京去就医。妻子说,但是娘要回家啊。我急了,吼道,这绝对不行!妻子说,老耿,你了解娘的,谁能劝得了?我沉默了片刻说,那就按她的意思吧,我明天到家,由我来说服她吧!妻子刚要挂断,又急促地说,等等,老耿,娘……她做手势要接你电话……我把电话放到她耳朵那里吧!

耳机里听不到母亲的声音,但我知道她在听。我竭力抑制自己的情绪,说道,娘,你没事儿就好,别担心,儿子明天就到你身边了!我无法再说下去,匆忙挂断了电话。

母亲解除了危险,但我还是开朗不起来,我一次次看时间,希望时光加快,即使耗损我的生命也愿意。天黑了,不知什么时候,我坐在沙发上睡过去了。门开了,父亲裹挟着一股冷气闯进来了,我很惊诧,他不是死了吗?父亲又恢复了以前的凶相,他恼怒地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这个不孝子,你娘快死了,你还在这里睡觉!赶快给她打电话,她要听听你的声音才能安心地走!我打了个激灵,醒了,是一个梦,但梦是如此清晰,父亲的话还萦绕在耳边。极度不祥的感觉迅速弥漫,连空气都似乎凝滞了。我茫然四顾,不确定是不是还在梦里。

手机的铃声骤然响起,音量出奇得大,且声声刺耳。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把手机铃声一直调在低档状态,我感到奇怪。慌忙去看,是那只台湾的手机。我抚抚胸脯,暗暗说,还好还好,不是国内的。我看一眼墙上的时钟,正好是12点。

那么是哪位台湾的朋友半夜打来电话呢?张教授?

会有什么急事呢?

拿起手机,我瞪大了眼睛,心一下子悬空,手机上顯示的竟然是母亲家里的电话号码!我忙接听,紧张地问,是谁?是娘吗?里面没有声音,我又提高了声音问道,是娘吗?里面仍然没有声音,我把耳朵贴近的时候,信号就断了。我忙回拨,怎么也打不过去。我忙用国内的手机拨打母亲家的号码,但提示我的手机欠费停机。怎么这么倒霉,这个时候出了故障?我一边咒骂着一边用最快的时间缴了费,再次回拨,却是占线。我连拨了十几次都是占线。脊背发冷,我浑身颤抖起来。

正要拨打妻子的手机,母亲家的电话号码打了过来。

是妻子,她呜咽着说,娘走了!

我还听到了里面的一群人的哭声。我怔住了,手机拿在手里,大脑在那一瞬间被抽空了。我以为是在梦里,但心底的意识告诉我,是的,母亲去世了!我强忍着巨大的悲痛,我知道作为儿子,此时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决定,我需要镇定。

母亲不听劝阻从医院回到家中,第一件事就是给孙子一百元钱,孙子问干什么,母亲说,你去预存电话费。孙子说,不用你的钱。母亲想想说,不用我的钱,我担心你不给我存。大家都笑了。孙子说,奶奶,你别担心,我用手机存,这就存。大家都明白,她是盼着我的来电,盼着听到我的声音。

按照医生的治疗方案,把监测仪器放到了家里,有护士按时来打针。起初,整体状态还是平稳的。妻子和儿子在这个时候达成默契,一同在母亲家里守护。座钟报时很准,到整点会有提示音。母亲催促他们去睡觉,说,看看座钟几点了?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我没事儿,你们放心!妻子看了看监测仪器,一切正常,就招呼儿子去睡了。

当座钟响了12下的时候,异常响动让妻子猛然惊醒,她听到了话筒放回到话机上面的声音。她急忙去看母亲,母亲安详地睡着,又去看监测仪器,突然就惊呼了一声!

那条起伏的波浪变成了一条水平线!

我就母亲的后事进行了安排,之后颓然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哭累了,头脑中突然浮起一个巨大的困惑,是谁拨打了我的台湾手机?一定是妻子或者儿子,先是拨打了国内的号码,因为停机了,所以又拨了另一个号码。可是他们是怎么知道台湾号码的呢?我没有告诉国内的任何人。难道问了张教授?可是,他们之间没有联系啊!

如果是他们打的电话,那就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按照妻子的说法,母亲是12点去世的,妻子发现之后再给我打电话,这需要一个时间差,而我接到电话的时间就是12点,这怎么解释呢?

耿烨似乎处于被催眠状态,眼睛微微闭着。讲到这里停了停,伸手拿起矿泉水瓶,拧开,用力喝了一口。对于我怔怔的目光和几次欲言又止的表情,他要么没看到要么不理睬,继续讲下去。

赶回到长春,母亲已经火化了,她的墓地选在一处建在山坡上的陵园,前面是一座水库。母亲生前喜欢有山有水的地方。母亲的墓当然不能与邓丽君相比,但在我心里,母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石碑上有母亲的照片,那么慈祥地看着我,似乎在招呼说,儿子,你回来了!我禁不住再一次失声痛哭。

我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最爱我的母亲就这样永别了,从此在我的生活中再也没有母亲的存在了。母亲悲苦的一生就是为我而来,而我回报得并不好。有不尽的亏欠与抱憾,不再有补偿的机会,终将成为我一生永远的痛。

儿子犹豫了一下,走过来把我从地上扶起,这是他第一次关心我。他说,爸,你注意身体。

在母亲的楼下我遇到了皮大夫,他对我说,你母亲的心脏一直不怎么好,在我这里打过吊针。后来情况严重,就应该去医院了。我不止一次敦促她告诉你,但是她不肯。她说,我儿子忙,我这点儿小病没啥大不了的,别干扰孩子。我想起那天母亲送我到楼下,皮大夫欲言又止的情景,还有那次和母亲通电话,问到她的身体时她的迟疑。

心悔得好痛啊。

进到母亲的家,看着那简陋而熟悉的一切,那曾经伴我长大的一切,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学习桌上录放机和那一摞磁带沉默着,在缅怀逝去的时光。我想到我没来得及给母亲买邓丽君的歌曲。那座老钟还在有条不紊地走动着,显得滞重。我用我的手机的时间比对了一下,不快不慢。床头柜上,电话机趴在那里,似在哀痛中不能自拔。拿起话筒,我看见话筒的手柄被磨损严重,表层的釉色收缩到边角,露出惨白的本色。不知道被母亲摩挲过多少次啊。我摩挲着话筒,还能感受到母亲的手掌的温度。电话机的底下压着一张存折,翻开,每年支出的数额少得惊人,远不及我妻子的一件貂皮大衣。

在母亲遗像前,重重地跪下去,头深深地垂下,闭目,忏悔,承受无可名状的哀伤。阳光一如我最后一次见母亲时那般温煦地抚在我的身上。我在感受母亲的存在。我希望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就熠熠生辉地出现在眼前。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母亲的生命已经结束了,她彻底地在这个物质世界里消失了。墓地里的那个小盒子里,就是她曾经存在过的物证而已。

我能感受到妻子和儿子的担忧,他们在我的附近手足无措。不知道该不该搀起我,也不知道该怎样安慰我。

良久,我突然回头,问妻子:那天夜里,都谁在?妻子说,我和儿子在。儿子快做父亲了,长得很像当年的我。他愣愣地看着我,不知道我的用意。我问,再没有别人?儿子摇摇头。我问,那么,谁给我打了电话?妻子说,是我呀,老耿,你怎么糊涂了。我摆摆手,示意她不要干扰我,接着问,你给我打电话,打的哪个号码?妻子诧异地说,哪个号码,就是你常用的那个呀!我问,我台湾的号码你知道吗?妻子说,你也没告诉我们呀!我看向儿子,他也摇摇头。我说,好,我再问一个问题。妻子和儿子对视一眼,目光里流露出疑惑和怜悯。他们一定以为我悲伤过度而失常。

我盯着妻子,看得她有点慌乱。你确定娘是12点去世的?

她一边思索着一边说,我能确定的是,12点的时候,座钟报时,我听到有响动就过去了,监测仪器显示娘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我问,那么你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时间?

妻子说,我当时慌了,也害怕。是儿子打了120电话,医生赶到后做了确认,我才给你打电话,时间大约在12点30左右。

你确定就打了一次电话给我?

那天晚上就一次。妻子肯定地说。

泪水再一次奔涌而出,我抽泣着讲述了在台湾的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妻子和儿子对视之后,妻子走过来搂着我的肩膀,开导我说,人都有一死,娘不希望你这样的,她会心疼的。儿子说,是呀,你要保重自己,爸!他的声音突然哽咽了。

我知道他们绝不会相信的,我理解他们。谁会相信呢?我掏出那只台湾的手机,翻出通话记录,指给他们看。妻子和儿子凑过来,那上面清清楚楚显示着当时的年月日时分和来电号码。两个人看了又看,然后就泪流满面地抱头痛哭,哭声如决堤的洪水。我知道不仅仅是因为母亲,还有这对母子几十年憋闷难捱的恩怨。

你的手机里面保存着通话记录?我的手不自觉地伸过去,想看耿烨的手机,但是他摇摇头,眼睛闭得更紧了,似乎想让自己再沉浸些。你的手机里面保存着通话记录?我又问了一遍,目光灼灼地盯着他,不肯罢休的气势。耿烨终于回答我说,是的,记录留着呢,那只手机保存在家里面的保险柜里。你家里?我问。是的,他说。你家在长春?我追问。长春。他答道。故事结束了吗?我问。还没有,他说。

突然,屋子里响起了那首《甜蜜蜜》,我们都愣了,狐疑地看来看去,最后目光聚集在我手里的手机上。我在回来的途中更改了两只手机的来电铃声。我心存一丝侥幸,会不会是天堂来电?

我的手又伸过去,抓住了耿烨的手。他没有拒绝,我能感受到微微的颤栗,不知是他的还是我的。夕阳的光辉斜打在他身上,让我有种不真实感。他继续讲下去。

号码显示是张教授,他表示哀悼和慰问。我委托他寄几张邓丽君的歌碟過来,特别强调要有《甜蜜蜜》。以后每次去看望母亲,都要给老人家播放。

我把这件奇事发到博客里寻求答案,我的周边有很多优秀的学者和科学家,国内的国外的,但没有人能够给出合理的解释。从此,我的两个手机都全天候开通,我相信我还会接到神秘来电,直到第六个年头的那天,我们全家人住在一处别墅里,妻子正在沙发上抱着孙子玩。

天堂来电了?我急切地问。此时天色暗了,车厢里的那些灯光微弱地亮了起来。列车正处于暂停状态,有旅客进进出出的。我把水瓶递给耿烨,他的面目变得模糊,喝了一口,把瓶子放在桌板上时似乎微微弹跳了一下,我知道瓶子空了。

他停顿了片刻,直到看出我全部的注意力就集中在他的脸上时,才开始继续说话。

我儿子穿着围裙从厨房里走出来,问他儿子,爸爸教你唱歌吧?他儿子摇摇头。儿子又问,难道你会唱歌?他儿子竟然点点头。妻子和儿子都半信半疑地看着那个呀呀学语的婴儿。我闻讯走过去,这时我听到了那首《甜蜜蜜》,稚嫩的声音像长了翅膀的天使在盘旋。

这个故事完整地灌输到我的头脑中,吸引了我全部的神经来品味和消化。我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又无法不相信。而同时,某种说不出的感觉正在我的心间滋生并弥散。我突然想起耿烨,转头看时他已不见,连那只空水瓶都不在,抬头寻找,过道上空荡荡的,旅客们安静地坐着,看着窗外。窗外,照明灯下,是熙熙攘攘的旅客,背着行囊提着物品行色匆匆。我蹭地起身,追出去,在站台上寻找那位花白头发戴着眼镜的教授。

责任编辑:段玉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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