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

主持人语：对于现实生活的描绘，是文学永远绕不开的核心议题。有关于现实的书写，从不局限在对事物本来面貌的呈现。对于“生活性”的揭示，对自我生命体验的感知，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发掘，这些更应是现实书写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期栏目的三篇文章，都是以现实书写为话题，来探讨现实书写存在的多种可能。

生命的质感

张琳琳

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如何度过短暂而有限的一生？这是每个人都难以回避的问题，更是无数作家创作的起点。换言之，对于个体生命体验的关注，是文学永恒的话题，更是从未退潮的文学热点。最终这一切呈现为个体生命的所知所感，更成为他们人生的底色。

哲贵的短篇小说《仙境》（选自《十月》2020年第3期）。是关于现实与理想的故事，更是一个人用一生去做好一件事的俗世传奇。主人公余展飞作为皮鞋师傅的儿子，学做皮鞋，经营鞋店，子承父业是他的责任。他不仅做到而且做得出色。父亲余全权的鞋店被他开遍全国，父亲的皮鞋厂被他发展壮大，最终成为上市公司。然而，穷尽一生做好皮鞋生意，这是父亲渴望用一生做好的事，却并非是儿子余展飞的真正追求。无意中的一场越剧《盗仙草》，让余展飞的人生有了很大不同。余展飞对这出戏如痴如醉，学戏、成为白素贞变成他人生的最大寄托，也是这出《盗仙草》，让他结识了舒晓夏——白素贞的资深扮演者。在和舒晓夏学戏排戏中，余展飞与她产生一种“近似爱情”的情感，但他们的关系却止步于此。然而这部《盗仙草》一排就是十几年。事实上，余展飞其人就如他名字一般，他真正追求的不过是拥有如展翅而飞般的真正自由。他对排演《盗仙草》扮演白素贞的坚持近乎执念。一出《盗仙草》使余展飞得以飞出日常生活，使他暂时游离于种种责任与担当，感受他所期望的那脱离于地面的生活。作家哲贵想表达的更是对于人生“轻”的渴望，这种思索是有着世界性的眼光。就像卡尔维诺对于“树上的男爵”的想象，这是人类共有的体验。小说《仙境》透过主人公余展飞，所呈现的更是现代人共有的生存状态。在世俗生活的种种责任之外，对于自在人生的向往，成为每个现代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迷梦，而这种向往的生活就如仙境一场。

李浩的小说《雄鹰乌烛顿——一位母亲的漫记》（选自《天涯》2020年第3期）。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回忆，更是在讲述一位草原英雄的传奇人生。小说以追忆式的笔触展开叙事，“我的儿子是只雄鹰”——这是母亲最常说的一句话。主人公乌烛顿的的确确是一只雄鹰。乌烛顿少年时就敢和草原上最强壮的战士赛马，他倔强、坚毅、从不服输，十四岁就带着几十人的小队，进入连风都吹不到的草原深处，带回各式的猎物。然而，乌烛顿的成长却并非总是坦途，复仇是他成长里遇到的最初考验。原来乌烛顿的姐姐乌累诺，竟被单于最得力的勇士车牙克欺侮致死，仅仅只有十二岁，那一年乌烛顿不过七岁。然而，乌烛顿的复仇却最终不了了之。当仇敌车牙克被人杀害时，愤怒与无助几乎将乌烛顿淹没，他失去的不只是一个仇敌，而是支撑他不断成长强大的支柱。乌烛顿终将不断成长，他带领族人征服敌人，开辟领地。他不仅让敌人们恐惧，更赢得了同伴们的敬畏。尽管如此，乌烛顿却仍不快乐，他的意中人——草原上最美麗的姑娘呼兰达娅，成为了朋友阿提拉的妻子。但是乌烛顿永不屈服，即使伤痕累累，依旧伟岸挺拔，他赢得了整个草原部族的尊敬。幼年失父、复仇无果、友情的背叛、爱人的爱而不得，这些从未打倒草原硬汉乌烛顿，他的一生永远在路上，永不停留永不屈服，这更是他一生的坚守与选择。

田耳的小说《嗍螺蛳》（选自《青年作家》2020年第5期）。讲述的是那些与青春有关的岁月，更是属于一代人最好的时光。主人公宋小丁高考落榜，父亲丁家栋把儿子送到省二建院广林分院读书，因为老同学阚光弟在那里工作。宋小丁就此开始他那精彩而波折的求学之路。宋小丁就读的学校扩招，但宿舍却不够用，三十六人一间的大宿舍吓跑了宋小丁和他的朋友们。于是他们开始租房求学，这后来成为他们“精彩”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三里地外蔬菜村的大杂院，花果山半山腰上的合租宿舍，都留下他们欢乐的身影。在这里，宋小丁结识了口才极佳却没半分真话的李满生;正直善良且最讲原则的宿管阿姨赵老师;每顿吃两份饭扛砖比男生还有力气的江瑛妹;机智义气又热爱文学的麻烁;有着低智儿子的父亲旧友阚光弟。他们谈文学、写文章、畅想未来，还要在艰苦的生活里，尽最大可能发掘各类美食。小说的题目《嗍螺蛳》，实际就是对这一段生活的总结，螺蛳的味道只有尝过才真正知道，即便再廉价普通的螺蛳也别有一番滋味，只要愿意去探索去感知。这段看似荒唐的求学时光，更是宋小丁们最快乐的日子。尽管未必有世俗意义上的价值，但个中滋味只有他们最是清楚最是明白，是人生难再拥有的好时光！

曹多勇的短篇小说《磨牙图》（选自《雨花》2020年第5期）。讲述了与吵架有关的故事。所谓的“磨牙”是方言里争吵、吵架之意，总是吵架的夫妻被称作“磨牙夫妻”。小说《磨牙图》里的父亲母亲争吵相伴却又无限温情。女儿是在母亲苏亚和父亲宗平的争吵里长大的，自小就习惯了父母的争吵。在她看来，父母的吵架不过也是一种玩，但那是大人们的游戏。然而，夫妻俩的吵架也总是带来问题，因忙着吵架而忘记给女儿做饭是常事儿;也曾因吵架忘记照顾女儿，结果女儿发烧打针;战况激烈时母亲苏亚一度要离家出走。尽管女儿不断长大，可夫妻俩的吵架却从未停止。作为家中弱势群体的父亲与女儿总是统一战线，两夫妻的吵架也越来越变味道，吵架的火药味越来越少，反倒更像是夫妻俩在做游戏，是对庸常生活的调剂。渐渐的女儿不断成长懂事，甚至也结婚成家做了母亲，她更加理解母亲，体谅母亲。当父亲母亲进入暮年，不只是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少，连平时说话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但是彼此的情感却在无言中愈加深厚。事实上，父亲母亲因细小琐事吵架的背后，是普通人在平凡生活里情感交互，这当中满是情谊，更是爱意！

李林的短篇小说《老马退休》（选自《海燕》2020年第6期）。是有关老马退休前的故事。老马在报社干了大半辈子，虽然没当个一官半职，可做的事儿却不少，即使临近退休，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带着相机到处摄影、采稿、写稿、做专版热情不减当年。老马虽是个普通人，过着平凡的生活，却是乐天知命，整天总是喜滋滋笑眯眯的。然而，老马这人生的大半辈子过得并不容易。老马中年丧妻，儿子当时才读中学，老马当爹又当妈，照顾儿子生活，辅导儿子学业。好在儿子争气读了名牌大学，又到美国读研究生，毕业后回京工作，还有了自己的事业。老马又给儿子买房送车，帮儿子成家立业。终于过上舒心日子，老马也要退休了。老马总和写榜书的齐大爷聊天，还被齐大爷拉着加入了老年合唱团，在那儿老马认识了人民医院的儿科大夫瞿阿姨。老马和瞿阿姨聊得来，在和瞿阿姨的相处里，老马竟有了十几年未有的心动感觉，像个初恋的小男孩一般。可老马的儿子儿媳，却对他们这场黄昏恋并不看好，直到瞿阿姨救治了被食物卡住的孙子点点。在六十周岁生日那天，老马正式退休，做了一辈子好心人的老马得到了全单位人的祝福。退休后的老马和瞿阿姨一同开始了人生的新旅程，小说就此戛然而止。小说整个叙事逻辑并不复杂，以老马退休前的一段生活，勾连起老马大半辈子的人生。毫无疑问，老马是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平凡人，我们却在老马平凡琐碎的生活里，看到了人世间的温情，生活的波折不断却有滋有味，人世间的种种境遇是人生路上的考验，更是每个人弥足珍贵的生命体味！

邹江睿的短篇小说《痴线》（选自《青春》2020年第6期）。看似是在讲述与青春有关的故事，是对于哥哥的无限追忆，更是有关自我成长的隐喻。主人公“我”有一个多年不曾谋面的哥哥。哥哥从小就懂事、独立，读最好的学校，还是学校里成绩最好的学生，是那种令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我”儿时最大的理想就是成为像哥哥一样的人。从学校回家要经过一片树林，那是爸爸妈妈不允许我们去的地方，却是属于我和哥哥的乐园。哥哥最大的爱好就是爬到树上，在树上看落日、听风声、向着夕阳大喊。这个爱好哥哥一直延续到高中，直到被老师同学们发现。几次沟通无果后，哥哥竟被大家当作疯子，叫他“痴线”，被大家所孤立，甚至包括爸爸妈妈在内。哥哥在树上认识了一个女孩，他们相知相爱，却遭到女孩父亲的阻拦，最终女孩从家中一跃而下。从那以后，我便再也没有见过哥哥。哥哥独自一人，带着他那完成一万首诗的梦想，走向远方去放逐自我。实际上，哥哥更像是另一重自我。哥哥他勇敢阳光渴望自由，更敢于去追寻自我，不论前路如何，哪怕是放逐自我也从未退缩。现实中的“我”则无比理性，顺应着俗世的法则，过得游刃有余，可无论如何都难以平息心间对于自由无声的渴望。在双重自我的撕裂与矛盾里，是对于个体自我无尽探知的冲动，更是对人生无限未知的向往。

文学中的人间世

郑姿靓

人间世情冷暖，仿若一幕幕世俗悲喜众生相。文学以虚构接近写实，以细腻的笔触接近人性的幽微，潜入人情的真相。人是暧昧的符号，是纠葛的矛盾体，是承重苦难的稻草，亦是脆弱的琉璃盏。而处于家庭与社会环境的裹挟中，在生存与死亡两大严肃母题的夹击下，寻求自我确证的人们，是小说中最精彩的群像，也是作家不厌其烦探索的主题。在6月份的短篇小说中，作家的笔时而聚焦于个别人物的内心细节，时而展现社会场景中的人物群像，描绘真实人间世的多样图景。

华伟章《暖冬》刊载于《福建文学》2020年第6期。联系当下社会实际，书写了病毒肆虐的疫情背景下，父母对年轻女儿驰援灾区的心路历程。小说开头父亲为了春节还在加班的女儿准备团圆饭，对食材、菜式、口味反复斟酌，细心考究。一次聚焦食物的巧妙运镜，弥散出的世俗烟火气容易激发读者的本能共情。小说前半段的叙述氛围是沉默甚至压抑的，夫妇间的对话零散，电视上滚动着医护人员的报道实录，是作者有意设置，使疫情的恐怖冲撞进一个三口之家团圆饭的温馨之中去。小说中段，夫妇焦心等待迟迟不归家的女儿。叙述上以不断重复的时间记录切割叙述节奏，拖长了读者的感知时间。在等待的空当中插叙了父亲对女儿往日与父母相处的细节回忆，以樸实真诚的语言，细腻地呈现出来。而当一位稚气未脱、娇俏可爱的年轻女孩的形象在文本中刚刚被塑造起来时，一通女儿即将驰援灾区的电话却划破了父亲温情的回忆。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将视角投射到大时代下的“英雄”背后，观照人在作为社会人履行职责时的另一重感性身份，包裹着家人的牵挂与情义。这种牵挂是忧心忡忡的，是脆弱的，甚至是含有私心的，在小说中女儿未归家的不到一小时里已被无限放大。那么脱离狭窄的叙述空间，在结尾处女儿宣布驰援灾区之后，漫长的时间里父母会心绪如何呢？此处小说展示了虚构的写实，耐人寻味。

李启发的《哈拉奇回来了》发表在《牡丹》2020年第6期。叙述了同为孤儿的“我”与箩筐相依为命的艰难生活。由于相似的悲惨身世，逃离破碎的家庭而相遇的两个孩子，辗转废弃的危房，通过偷窃得到钱和食物。14岁的“我”作为小说的叙述者，以老成少年的视角观照险象环生的成人世界，形成了“陌生化”的叙述效果。为符合少年叙述者的身份，小说语言朴素平实但真诚感人，虽然在叙述苦难，但弱化了悲凉色彩，反而以少年之眼捕捉温情，制造顽童气息。如“我”在选择“顺货”对象时，总是选择“面相凶狠的，总是板着脸的，喜欢斜着眼睛看人的，说起话来像是训人的，总是对着顾客双手叉腰的，张口就随地吐痰的，特别是动不动就凶小孩子的”，尽显少年主人公的“孩子气”。而“我”对箩筐的关怀照料，正显现了苦难中弱者通过对更弱小者的救赎实现自我价值的闪光特质。小说中频繁出现在“我”与箩筐对话中的“哈拉奇”是一片已经干涸300年的湖泊，源自“我”幼年时代读到的一本游记。阅读是“我”家庭破碎的童年时代唯一的慰藉，书中的哈拉奇作为一个梦幻的符号，象征一个与现实全然不同的寓言空间，寄寓所有幻想与希望。然而作者选取一个在开篇时已宣告干涸的湖泊作为主人公寄寓希望的摇篮，原本使小说处于失落的幻灭之中，但小说结尾处新闻播报“哈拉奇又回来了”，正是隐喻“我”与箩筐的生活将迎来新的希望与光明。小说呈现了人世间的一个微小侧影，即两个逃离家庭的少年儿童相依为命，躲藏在大千世界中被忽视和遗忘，但少年仍以韧度支撑起生命的希望，尝试接近更光明的未来。

王海雪的《灰鸟》发表于《广西文学》2020年第6期。小说塑造了父亲残疾、“越南新娘”母亲出走，在身世之谜与寻母困惑中成长的少年李河静，成为一个因顺手牵羊而被塘县人厌弃的存在。而因父母意外双亡而孑然一身的中年女人阿茶，却一直以耐心和温柔关怀着少年。整个关于李河静成长的悲剧，正是源于残疾父亲的悲剧，而阿茶对李河静的关照也正是由于她自身的悲剧。多层悲剧相互碰撞和缠绕，由此滋生怨怼或相惜的情感。对于李河静的父亲来说，情爱肉欲与繁衍的需要都是坍塌在残疾躯体上幻灭的秘密，是沙漠中的清泉，极度渴望却无法寻得。李河静是他借助阿茶的叔叔与买来的新娘结合的产儿，用以自我欺骗的工具。但在无边的空虚与疯长的嫉妒中，李河静与父亲在母亲出走后各自以恨意为武器形成无声的对峙。穿梭于文本之中多次出现的“灰鸟”意象，隐喻孤独又渴望自由的灵魂。经常看到“灰鸟”的李河静和阿茶，象征两个孤独的灵魂联结了惺惺相惜的温情。他们同样措手不及地失去至亲，此后便一直在追问自己莫名的身世命运，寻求精神与心灵的归依之所。然而，真正可以依靠的港湾在他们年少时早已逝去。李河静顺手牵羊了阿茶的保温杯，其实是在寻求一种得以“永恒”的确证，而结尾处阿茶表示要带李河静“寻母”，实则是对自我的救赎。命运之手的作弄之下，人的自我放逐与自我救赎，是小说呈现的人世图景。

徐建宏《霍尔施塔特的轮椅》刊载于《山花》2020年第6期。小说叙述了“我”与妻子在一趟德国霍尔施塔特的旅行中，辗转老年公寓与葡萄酒庄，偶遇了一位坐着轮椅每日前往公墓的老人，在与其交往中获得了关于衰老与死亡话题的启示。小说整体结构类似一篇“短途”公路小说。“我”与妻子各怀郁结踏上旅途，小说中不断插叙的“我”的回忆将温情旅行背后的抑郁一一交代——几年前被查出恶性甲状腺肿瘤的妻子在手术后性情大变，夫妇双方的父母身体有恙且与儿女观念相悖，“我”夹在婆媳关系中左右为难。小说点明了中年焦虑的本质是琐碎且无可回避的，甚至关乎死亡话题的第一次郑重诘问。然而，小说中的“我”与妻子在短途旅行中完成了一次自我成长与发现，转机则是偶遇了坐轮椅的老人。小说中多次出现的坐轮椅老人，以“我”的叙述视角，呈现了“初遇——再遇——好奇——相知”的叙述逻辑。初遇时妻子对老人态度反感，实际反映了妻子对“老去和死亡”话题的厌恶与逃避。但当妻子得知老人每日拜访公墓是去看望已故的男朋友，且已孤独生活24年时，对“长命百岁”的愿景有了新的理解。德国老人随身携带的喇叭与妻子母亲执意留在家乡山庙中敲响的木鱼，是一种遥相的呼应与对照。在这种单调、循环，且独属于个人的声响中，死亡抽象为仪式性的符号，变为一种神秘的召唤。小说以中年人的视角观照死亡，解构人生终极话题，诠释出如何与生活和解，如何面对自我恐惧，如何珍惜当下的人生启示。

凌岚《海中白象》发表于《文学港》2020年第6期。这篇小说以美国华人“我”为叙述者，以看望拖欠房贷与警察持枪对峙的父亲为契机，展开了关于“我”父亲与母亲的回忆。作者将小说的背景场域设置于美国的法拉盛，在异域文化的包裹之下，“我”的父亲与母亲之间关于欲望与婚姻的感受与理解发生错位。小说中关于家庭关系的叙述大多是通过“我”的儿时视角呈现的，孩童的天真懵懂给予小说中父母关系的叙述一层暧昧模糊的色彩。而作者恰恰通过这种形式上的模糊展现了内容上的暧昧。小说中的母亲在父亲的盲区中与小陈发生关系，这是笼罩父亲一生的困惑，使得他只能用颓丧的沉默敷衍母亲。母亲无法启齿的欲望，父亲承受背叛的痛苦，“我”在父母无声的对峙中成长，家庭关系中那层暧昧的隔膜被作者细致地刻画出来——每个人想要接触却缩回的手，直到生命尽头。小说中数次重复对初到美国时一家三口去海边游泳的描写，呈现的画面色彩鲜亮浓郁，突出母亲在“我”眼中像一只“年轻的白象”。母亲化作的“白象”在“我”的梦境与现实中多次出现，在多层叙述语境中反复穿插，象征了“我”对健康完满的家庭关系的最高期望。小说聚焦家庭这一社会最小单位，呈现婚姻关系与亲情关系在当下社会语境中的撕裂性。

阮夕清《黄昏的马戏团》刊载于《上海文学》2020年第6期。这部短篇小说叙述了小丑的流动马戏团停留于江南小镇表演，经历一场闹剧后卖掉了马戏团中大部分动物，只留下马作为坐骑离去。小说采用从旁叙述，通过“感知者”田鸡，聚焦小丑马戏团的表演。小说呈现的是一场围观下的荒诞闹剧，在荒诞之中揭露人性的丑恶真实。在小说聚焦的单一场景马戏团表演中，存在两层权利关系，即围观观众对马戏团的凝视，以及小丑对表演动物们的暴力。小丑在沦为被“看”的对象的同时，体会到观者的眼光带来的权利压力，通过内化观者的价值判断进行自我物化。这种自我物化在观众中的眼镜与胖子提出让两只表演猴子当众交配时发生了扭曲的异化。作者通过这一情节的设置，将人贬低到动物层次，而赋予动物以人的羞耻感——面对眼镜给出的30块钱，他们将同样以最屈辱的方式失去尊严。这一情节是金钱对人的权利与自我认知异化的高妙设计。当小丑恼羞成怒，向胖子亮出匕首时，暴力威胁使权利关系调转。对峙中一个旁观的小孩剪坏短绑猴子的麻绳，猴子逃跑，隐喻了权利控制关系本质上的脆弱。而最具反讽效果的，是毫无行动的围观者们面对小丑的指控，丝毫没有愧疚，反而惦记着低价购入小丑的動物们杀来吃。小说结尾处，小丑卖出动物独自离去，象征被自私麻木的逻辑认知同化，显示出悲凉意味。小说将多层冲突设置于同一场景，揭露人性的自私、贪婪与麻木，展现了人对金钱和暴力中权利关系的扭曲认知，以小见大，窥探人间世事。

现实多种

唐胜琴

对现实的客观描写在小说创作中充当了相当重要的地位，表现社会和生活现实的作品历史悠久、数量众多。在小说这类文体产生之初，描写的内容大多为纪实记事。现实主义创作主张细密地观察事物的外表，以客观具体的生活为表现对象，准确地描绘自然和当代生活，摈弃理想化的想象。随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现实主义染上了某些先锋的色彩，走上了一条创新融合的道路，这就使得现实主义创作在与其他文学的相互借鉴中焕发出新的生机。裘山山的《江边少年》为我们回忆了上个世纪下半叶位于西南地区的山城一代少年的成长史;科幻作家韩松的新作《山寨》是一篇超越现实本身去观照当下社会重大问题的狂想之作;王方晨的《奔走的大玉》以“寻找”这个经典母题，用一则现代性预言为我们解构了现实的意义;王族的《小说四题》和汤素兰的《春夜奇遇》通过人与动物的关系与复杂的情感去探究了自然万物存在的合理性和悖论;而杨遥的《大鱼》则是从淳朴的乡村和众人向往的城市生活之间的美好与无奈，为麻木辛酸的现代生活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这几位作家的最新力作为我们重新诠释了现实主义在当下出现的诸多模样，探索众多时代社会问题。

裘山山的短篇小说《江边少年》选自《北京文学》2020年第6期。这篇佳作写于2020年这个疫情笼罩下的春天。少年时代生活和精神上的贫穷，带有作家这一代人的辛酸记忆。故事以第一人称“我”展开叙述，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少年们的快乐与忧愁。由于“一对一，一对红”，身为班长的“我”与船工的儿子刘大船成为同桌。在“我”的眼中，刘大船是一个不学无术、不讲卫生、爱说脏话的男生。与他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意外发现这个少年身上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他在家很勤劳、希望得到母亲的认可、乐于助人、与父亲的关系很好，特别是他因救助落水的同学变成英雄，成为全校师生学习的榜样。可是他的口头禅“烦球得很”却道出了少年内心的焦虑与不安。在敏感时期，“我”的父母等上一辈人遭受变故，少年们无从选择的命运都随风而逝。淡淡的往事在充满浓浓川味的语境中展开，使得故事带上了怀旧的地方特色。在这段年少的时光里，少年们心中都曾心怀希冀，也曾心生悲凉，他们单纯而善良，但因为现实的原因，最后怀着遗憾走完了一生。但是就像作家自己所说的：“我们的少年时代，可谓千疮百孔。从这样的时代走来，无法不带有深深的烙印。”

韩松的短篇科幻小说《山寨》，刊载于《中国作家》2020年第6期。王德威先生在为科幻评论集《中国科幻新浪潮》作序时断言：“科幻小说是中国文学迈入二十一世纪后最重要的现象”。“科幻”渐渐跨出相对“小众”的圈子，蔓延到传统文学和广泛的社会公众当中。许多新生代作家在科幻写作中自然而然地融合了科幻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不同文学元素。可以说科幻带给传统文学影响是非常大的，韩松身为科幻界“四大天王”之一，新作依旧具有典型的“韩松”式诡奇构思与狂放想象：一位男性中年企业家在远离尘嚣的无名荒山上，以召开作品讨论会为名，召集了一批著名作家、批评家，又在会议进行当中，宣称他们已被“劫持”。此时，“世界大战”爆发的消息传来，与世隔绝的“山寨”中异状频生。平素擅长就文学论题侃侃而谈的作家、批评家们在“好奇而自卑”的心态下赫然惊觉，“文学其实一直远离了生活，”通过极端的境遇，他们才“嗅到了生活的真实性”，也“第一次接触到文学的本质”。当地球被外星人入侵之际，这些作家和批评家们才想起科幻小说，“也许只有科幻作家才有机会介入时下的新世界”，这里戏谑的表达，不就是让学者面对当下的现实吗？科幻文学之所以能焕发出生机，就是在其展现的诸多未来已部分转化为中国的当下，而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在共生共融的广阔意义上也不断提供着对人类自身的探索、提示和瞻望。

王方晨的短篇小说《奔走的大玉》，发表于《青年文学》2020年第6期。这篇作品一开头就为读者们提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寻找”母题，大玉从青年时期就一次次离开村子和亲人出走远方，没人知道他去过哪里，村子里的人对他的“出走”充满着无限的想象。小说开篇引发的一系列疑问，直到结尾处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或者说，作者压根儿就不想提供，也无法提供所谓的标准答案。抑或说，作者自始至终都在以含混蕴藉的方式编织一张语义网络，并期待着读者以文本生产者的姿态主动参与到意义建构（解构）的过程中来。大玉，一个似乎为“奔走”而生的特立独行之人，漫无目的地离家出走，又毫无征兆地返回村庄，然后再次悄然离去，如此周而复始，永无休止。这就像是一则现代性寓言，消解了故事的现实意义。人物行为的荒谬性，切断了社会现实层面上的因果逻辑链条。作者没有对大玉的“到远方去”做出任何有价值的许诺，致使“生活在别处”的浪漫想象失去了应有的吸引力。作者在文本中一再强调大玉的每次出走都发生在“艳阳高照的日子里”，从而消解了“扛起黑暗闸门”等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与大玉对立的还有和蔼可亲，心平气和，谨守常规的志良，几十年如一日的在村里过着安详的日子。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落后的村庄，大玉一次次的出走给村子里日复一日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的人们带来了无限的遐想，这或许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

王族的短篇小说《小说四题》，收录在《朔方》2020年第6期。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很多作品都给过我们答案。当抹去想象之中的脉脉温情过后，揭开真实的面目往往让人难以接受。白狼作为一种具有灵性的动物，懂得不伤害人类、知恩图报。三才养狼，但依旧改变不了狼的天性。当我们在责怪狼群残忍的时候，作品又真实地描绘了狼身上的诸多优点：团结、牺牲、有勇有谋。最后以疯狼的经历结尾，一只被赋予人格分裂的狼，来源于人类，又因人类惨死。人和动物在争夺有限的生存空间时，人类凭借智慧，而动物只能用顽强的生命力衍生。在无法逃避的现实状况面前，人性和动物性暴露无遗。但作家并不带有批判性地去看待自然界和人类的行为，而是真实地去反映他们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和难以割断的情感聯系，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另一种原始的现实。

汤素兰的短篇小说《春夜奇遇》，发表在《人民文学》2020年第6期。汤素兰身为儿童文学家，其作品风格有着优美的意趣，温暖的情感，读来令人流连忘返。《春夜奇遇》就像是作家送给童年的自己和读者们的一则寓言童话。从小身在乡村的作者，对于故乡的动物们充满感情，又有感于当下社会许多动物濒临灭绝的现状，写出了《春夜奇遇》。

这篇小说中的每个人都是实实在在地活在当下社会中，但一场清明节的返乡祭拜带领读者来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这个世界与童年记忆中的父亲有着若隐若现的关系。在充满记忆的家乡，“我”发现了父亲和动物们的秘密，还能跟动物们进行语言交流。“我”就像当年的父亲一样精心地去呵护这些小动物，获得了它们的尊重和感激，同时“我”也由此找到了心灵的净土、情感的栖息地。通过这个梦幻温暖的童话故事，唤起了太多关于人与动物之间的脉脉温情，不禁让人开始思考时代的发展带给人类幸福生活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在无意间忽略了别的物种的存在。社会日新月异，但是谁也不能够忘怀最初的美好，安宁的故乡、故乡的亲人，以及那些原本就应该自由自在活着的动物们。

杨遥的短篇小说《大鱼》，刊登在《山西文学》2020年第6期。这篇小说的题目就带有一定的隐喻意义，即使文章在中后部分才出现了题目中的“大鱼”。小说中的两个家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陈国亮为了女儿的学业搬了三次家，无微不至地照顾孩子的一切，他们可以说就像是这座城市的原住民一样。而附近的副食店一家人则扮演着城市外来者的形象，女主人整日没精打采地看着店，生意也不好，即便是勉强在这个地方扎根，还是为着孩子的学业和生活的事情发愁。男主人总是抽着烟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后面我们知道原来店里每日卖的半死不活的大鱼就是老板去人们放生的地方捕的，他在老家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打鱼。这里就深刻地揭示人在离开了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之后在城里生活的格格不入。为了孩子的学业，一家人在城里艰难地生存着，然而美好的生活并未如期而至。疫情来临，这家人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最后陈国亮回到了故乡，对故乡的深情倾泻而出，当听到亲戚家的孩子也拿着昂贵的学费去城里私立学校读书时，让人不由反思，这样的未来会是美好的吗？在时代变迁的过程中，或许人人都在怀恋故乡的“大鱼”，它或许味道很腥，可却是人们在繁重而麻木的生活中唯一的慰藉。

本栏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