訾 威，方晓阳，苏润青，张尚欣，3，黄万霞，李 军

（1.郑州大学，河南郑州 450001；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3.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陕西西安 710600；4.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 100049；5.马鞍山市博物馆，安徽马鞍山 243000）

0 引 言

砚台是中国传统的文房四宝之一，除了最为常见的石砚，漆砚也是砚台家族中重要的一员。与石砚不同，漆砚是以木材或其他材料为胎骨，表面用天然大漆髹饰而成的一种美观又实用的砚台。从当前的考古发掘资料中可知，西汉时期广陵国的漆器产业十分发达，工匠在漆器创作上有着丰富的想象力，为了摆脱沉重的石质砚台，匠人们开始寻求可以替代石砚的材料。他们以木代石，在木料上斫制出砚台的模型，用大漆涂饰，形成了漆木砚。但木胎制品保存条件苛刻，历史上罕有漆砚保存下来。当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漆木砚，出土自西汉晚期江苏邗江姚庄101号墓[1]。宋代以降，关于漆砚的记载十分丰富，南宋陈槱在《负暄野录》记载：“又南中人以砗磲琢砚，久则拒墨。漆砚亦然，本取漆匠案卓上自然久积者，质坚而铓，利于研磨。今人乃旋累漆伪为，体虚而滑不可用，大抵皆非砚之正材也。”[2]这是关于漆砚制作工艺最早的记载。明代的漆器业发达，官方设立了“漆作”，漆砚的制作倾向于轻便化。明代张凤翼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有一士入试，嫌砚重，问砚工何物可轻，砚工云，惟漆查作砚，甚轻。士子曰，我知之矣。我闻庄周为漆园吏，当向彼求之。走而求诸周，周曰，汝要漆，尽奉，只怕人不识。若漆查都被诸公偷尽矣。此虽戏言，似有所指。”[3]到了清代，卢葵生制作的漆砂砚精妙绝伦，以其精美的外观和特殊的漆砂工艺，迅速成为世人喜爱的高档砚品。作为实用的文房用品，服务于笔墨的砚台最为核心的部分是砚堂，历史上漆砚的砚堂究竟以何种材料制作而成，当前鲜有实验报道，文献记载明清以来漆砚常以端石粉[4]和其他石砂[5]作为研磨材料等。现今著名的漆砂砚，即以大漆调和金刚砂髹制而成。漆砚研磨材料的变化，体现出古代人们对自然事物的深刻认识和利用。对于明清之前的漆砚工艺的历史，相关的实验研究和成果甚少。本研究以三国时期东吴朱然墓出土的漆砚为研究对象，通过实验的手段来探究这件漆砚的制作工艺，以期对历史上漆砚的制作工艺有更深入的认识，为古代漆砚的研究提供科学客观的依据。这件三国时期的漆砚形制复杂，样式精美，足以表现这一时期漆砚的制作技艺水平，极具研究价值。

1 样品和方法

1.1 样品信息

1984年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一件木胎漆砚（图1）。据考古简报记载，该砚为木胎，长方盒形，分为四层，为三盘一盖，可以叠合。下为底盘，可以放置研石、颜料等，附壶门状足。上为砚盘。砚堂长27.4 cm、宽24 cm，池内涂黑漆和细砂粒，以增强摩擦糙度；池上方有一方形小水池。再上为笔架盘，内嵌两条锯齿状笔架。最上面是盖。外髹黑红漆，内髹赭红漆。出土时已散碎漂移，待修复。长37.2 cm、宽26.8 cm[6]。三块漆片样品均取自漆砚修复时脱落的残片（图2），分别为砚堂内的黑色漆片、砚堂边上红色漆片和砚盒外的深棕色漆片。

图1 朱然墓漆砚Fig.1 Lacquer inkslab from the tomb of Zhu Ran

图2 样品漆片Fig.2 Samples

1.2 实验方法

通常，对于古代漆器文物的研究优先采用无损分析，近年来已有研究者将CT扫描技术应用于漆器内部形态观察[7]。对于漆器髹涂分层情况，剖面观察非常直观。漆膜中的矿物颜料，拉曼光谱能够进行有效地检测[8-9]。判断漆膜是否为大漆，是否添加干性油类物质，红外光谱是有效的表征手段[10-12]。按照先无损，后有损的原则，对样品进行了分步实验，具体如下：

1）显微CT成像。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4W1A-X射线成像试验站，方法为相衬成像，能量为15.5 keV，衍射晶体为Si-400，空间分辨率为1μm，曝光时间为1.5 s。通过显微CT的无损检测，初步判断砚堂漆片内是否含有矿石颗粒物。

2）漆片剖面观察。环氧树脂包埋，仪器为Leica DM 4000金相显微镜，进一步观察漆片剖面，获取漆层信息。

3）拉曼光谱。仪器为RENISHAW激光拉曼光谱仪，激发波为514 nm。验证漆片内是否含有其他颗粒物，分析红色漆片的显色颜料成分。

4）红外光谱。仪器为 PE SP400，光谱范围：4 000～400 cm-1；分辨率 4 cm-1，KBr压片制样。检测漆片的漆膜主要成分。

2 实验结果

2.1 CT成像与剖面观察

CT切片图像显示（图3），砚堂漆片样品分为两层，上层为漆膜，构成材料成分密度均匀，未见其他颗粒成分。下层为木胎层，图像显示木纤维结构已疏松腐朽，缝隙处可见明显颗粒亮斑。进而通过包埋剖面观察，三组漆片都是两层，上为漆膜，下为木胎层，未见灰层（图4）。砚堂漆层（图4a）和砚盒漆层（图4c）都呈透明状，砚堂边上的漆层（图4b）为红色。砚堂漆层厚度在42～49μm之间，砚盒漆层厚度在47～66μm之间，红色漆层厚度在18～32μm之间。

2.2 拉曼光谱和红外光谱

对砚堂漆层和砚堂边的红色漆层使用拉曼光谱分析（图5）。校正后在漆片上对准疑似颗粒点多次检测，砚堂漆片的拉曼光谱均未出现物质特征峰（图5a）。而红色漆片特征峰简洁清晰，253 cm-1即朱砂特征峰，表示红色漆层的显色颜料为朱砂（图5b）。

图3 砚堂漆片的CT重构Fig.3 CT reconstruction

图4 漆片的剖面观察Fig.4 Cross-sectional observation

图5 漆片拉曼光谱Fig.5 Raman spectra

样品的红外光谱结果见图6。在3 600～3 200 cm-1内都有宽大的峰，属于漆酚中羟基的伸缩振动V-OH。在3 000～2 850 cm-1内出现的双肩吸收峰应为-CH2-的伸缩振动。在1 622 cm-1附近的峰为芳环上碳碳双键伸缩振动。故可判断测试的漆膜样品的主要成分为大漆。在1 710 cm-1处均未有明显吸收峰，可判断漆膜中未加入干性油类改性材料[13]。在砚堂漆皮和砚盒漆皮的红外光谱1 200～600 cm-1区间内有一系列的石英吸收峰[14]。

图6 漆片红外光谱Fig.6 Infrared spectra

3 讨 论

朱然墓的这件砚台，在考古报告中记录为“漆砂砚”[6]。根据当前研究对漆砂砚的认识，其砚堂应以大漆调和金刚砂或端石粉髹制而成。然而通过CT成像显示，砚堂漆皮的漆膜成分非常单一，几乎不见异物。漆膜下为糟朽的木胎层，木胎缝隙中夹杂的砂石颗粒清晰可见，与漆膜均一的灰度显示形成鲜明对比。在漆膜和木胎之间未见底灰层，说明是将大漆直接髹涂于木胎表面。同样，漆片的剖面显微观察也显示这件漆砚的髹饰工艺并不复杂，砚堂与砚盒都是直接在木胎上髹漆，砚板上红色漆层厚度较为均匀，拉曼光谱表明红色颜料是古代常用的朱砂。值得一提的是三个样品的红外光谱特点明显，三幅漆片的红外光谱图像与古代研究漆膜的图像轮廓相似[10，13，15]，又区别明显。 其原因可能是三个样品取自于砚台的不同位置。砚堂漆皮取自于砚堂表面，这件砚台是实用器，从其外观磨损程度也可看出其在陪葬前应被经常使用。汉代已开始在墨丸中加入各种香料和黏接剂，长期使用砚堂内必然有墨丸的残留物，在1 300～1 000 cm-1之间有较为复杂的峰位，不同的基团都可能在这一区间有明显的峰位显示，受限于样品量和技术手段，本实验尚无法确认这些峰位的物质归属。红色漆皮取自于砚板，砚板保存于砚盒内，受到较少环境的侵袭，并未显示出明显的污染物。砚盒外部的漆皮长期受到水土侵蚀，在红外光谱中也有所体现。

可以看出，朱然墓出土的这件砚台似乎并未使用漆砂砚的工艺。事实上，宋代以前的文献中也并未记载过漆砂砚。在宋代以前的考古发现中，如江苏邗江姚庄101号西汉墓、忻州市东汉墓、河南衡阳县何家皂北宋墓都有漆砚出土。这类漆砚皆以大漆直接髹涂于木胎之上。从实用角度而言，砚台只需在砚堂内形成一定的锋刃面，即可将墨丸切削成细小颗粒，木胎的天然纹理和表面的粗糙度已能够满足基本的研磨需求，直接用木砚研墨在古代也很常见，宋代的《砚赋》：“刘道友以浮查为砚，知古亦有木砚。”[16]木胎上髹涂大漆后，形成较为坚固的表面，使得砚堂更为耐用。虽然明清时期的漆砂砚是漆砚发展的巅峰，但这一工艺能向前推断到何时，仍需要可靠的证据支持。

4 结 论

利用显微CT、包埋切面、拉曼光谱和红外光谱，对朱然墓漆砚上的三块漆片样品进行了实验分析。结果显示漆片分为两层，上层为漆膜，下层为木胎。推测髹漆工艺应是将大漆直接髹涂在木胎上，漆膜中未添加其他干性油类。砚堂和砚盒上的漆色为大漆的天然色，砚堂边上的红色漆膜显色颜料为朱砂。在砚堂漆片样品的漆层中，未发现有矿物质颗粒，这件“漆砂砚”实为一件表面髹漆的木胎砚台。20世纪的一些考古发现中，由于缺乏科技检测手段，出土的砚台多根据文献、目视或经验命名。今以朱然墓出土的砚台实验分析表明，这件砚台称为漆砂砚并无可靠的依据，当仍以漆砚为名更为合适。前文提到的邗江101号西汉墓漆砚是否为漆砂砚，也曾在学界引起讨论，本研究的实验结果也可以为此类漆砚的命名提供参考。

致 谢：本工作得到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王勇副研究员、王静博士，安徽大学魏国锋教授，北京科技大学魏书亚教授的帮助，在此一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