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与“治法”:1943年国民政府的礼制建设及其挫折
2020-08-23李俊领
北方论丛 2020年5期
李俊领
[关键词]礼仪制度 抗战建国 蒋介石 派系政治
1943年11月7日,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在重庆举行第28期开学典礼,中组部下属的若干党部拟在此一并举行向总裁蒋介石进献九鼎的典礼,以纪念英美取消对华不平等条约的外交胜利。当日献鼎礼的演习长达二十余分钟。蒋在典礼现场大为不满,认为此举实属“费时耗钱”“无聊之极”,当即痛骂负责此事的中组部部长朱家骅,又在日记中称其“毫无常识,只作谄奉之官僚生活”。九鼎实为古代帝王威权至高无上的特殊象征。献鼎之礼虽经朱家骅等人重新演绎,但其意蕴与三民主义的政治理念凿枘不投。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礼制确实不够健全.且政府要员们对于礼制的角色、功用与具体设计多有分歧。纵览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礼制建设进程,1943年确为关键的一年,当时就有所谓“礼乐年”。之称。是年初,国民政府凭借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有利时机着力进行抗战建国,且将礼制作为建国的重要工作之一。蒋介石也精神大振,意欲引领中华民族成为新的“礼义廉耻之邦”,进而领导各国,共臻于自由平等世界。在其看来,中国成为现代国家的基本条件之一即国民养成遵礼仪与守秩序的习惯。这一年的礼制建设虽较过去取得显著进展,但再遭挫折,功败垂成。其进程交织着权力纠葛、利益纷争与文化观念的冲突。在“有治人,无治法”的传统政治观念中,“治法”即治理国家的制度与规章,“治人”即能够治理国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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