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工业文化中的“国家理由”
2020-08-23严鹏
文化纵横 2020年4期
[重述世界史·栏目导语]
今天人们对世界近代史的理解,多多少少都会受到西方历史叙述的影响。这种“西方中心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对世界长期而深入的扩张留下的一层深厚的“观念地层”。然而,任何一种观念体系,当它深埋于思维的地层之中,就成为人们开始思考的前提,而鲜少被反思、质疑。这既遮蔽了历史叙事的复数可能性,又模糊了西方历史自身的丰富细节。为此,本刊开设“重述世界史”栏目,希望突破目前流行的世界史叙事的单一面貌,回到历史原本的丰富性中重新讲述,挖掘新的思想。
本期刊发的严鹏的文章正是重述世界史的一次尝试。长期以来,我们都相信西方国家是凭借私有产权、自由竞争、企业家精神、市场理性这些制度文化,才开启了工业化进程。然而严鹏指出,工业革命并非是在一个理想的自由市场环境中出现的,恰恰相反,它是与国家力量交织、在强大的国家力量干预下的产物。然而,那些已经借助国家力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又刻意隐去国家的作用,對外兜售一个跨文化的、普适的“自由市场”神话,从而压制其他国家的工业化。以此观之,今天一些西方国家为了国际竞争而公然放弃自由市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工业文化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作为中国工业主管部门推行的一种政策,“工业文化”一词指向了一种与工业化进程相伴生又推动了工业发展的价值观体系。[1]自亚当·斯密后,西方工业文化被主流经济学赋予了自由竞争及与之相关联的企业家精神等一般性意象,以成本、收益为考量的市场理性成为西方工业文化的显性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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