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庆培

[摘要]“50后”学人作为一个学者群体，主要包括陈思和、程光炜、陈晓明、吴秀明、李杨、丁帆、张清华、孟繁华等学者。他们分别在当代文学文学史理论、文学史写作与文学史料整理等“历史化”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到“重写文学史”再到“再解读”和“重返八十年代”等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为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演变轨迹。

[关键词]“50后”学人 重写文学史 再解读 历史化

[中图分类号]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20）04—0084—10

相对于“50后”作家这一代群性质的称谓，“50后”学人作为知识群体在命名的合法性上虽然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讨论，但事实上，与“50后”“85学人”等相关的，通过年龄与年代来对一个学术群体进行指认的方式却一直为研究者所使用。本文所说的“50后”并不拘泥于50年代这一限定的时间，它可以把40年代末一直到60年代初期这一时间段出生的学人纳入考察的范围中。除了年代的因素，还要充分考虑到他们在文化学识、社会经验、历史意识、话语资源和精神诉求等方面的相似性。北京大学者贺桂梅在分析陈平原所提出的“85学人”时说：“这一知识群体实际上与文学界的‘知青作家‘朦胧诗人与电影领域的‘第五代导演，以及音乐、美术界的新生代，属于同一个代群并具有相类的历史和文化经验：也大致相当于李泽厚所谓的‘红卫兵一代或刘小枫所谓‘四五一代。作为‘一代人，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年龄上的相似（比如‘20世纪中国文学论的三位作者，钱理群就远不同于有过知青经历的黄子平和陈平原），而主要表现在其历史经验、社会位置与自我意识的相似。”可以说，“50后”学人正是在1985年前后以“新一代”学者的姿态第一次集体亮相的，他们大都有过研究生阶段的经历，接受过正规的学院教育和良好的学术训练，成为各大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术骨干，历经三四十年的学术生涯，至今他们仍活跃于学术研究的前沿位置。作为一个学者群体，他们分别在当代文学史理论、文学史写作与文学史料整理等“历史化”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的代表学人主要包括陈思和、程光炜、陈晓明、吴秀明、李杨、丁帆、张清华、孟繁华、朱栋霖、王尧、王彬彬、吴俊、金宏宇等学者。相同的社会遭际和历史记忆使他们对当代社会、政治、历史、文化与文学、文学研究、文学史学的嬗变和演进有着比较一致的经验和认知，因此在文学“历史化”研究方面所呈现出的历史意识和价值立场的趋同性大于他们之间的分歧。

一

20世纪80年代，“50后”学人已经在不同的专业领域崭露头角，并屡次以学术新锐的身份姿态令学界侧目。“50后”学人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文本研究等方面成果显著，但其中影响最大的却是文学史研究，首先引起学术震动的是由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在1985年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文学史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被学者称为“开启了在‘中国新文学史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之后的第三个研究阶段”。正如学界总结的那样，其意义不仅在于第一次提出将近代、现代与当代文学“打通”的整体文学史观，还应该关注主导这种新型文学史观念的文化知识范式和理论话语形态。“光打通近代、现代、当代还不够，关键是背后的文化理想。说白了，就是用‘现代化叙事来取代此前一直沿用的阶级斗争眼光”。也就是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贡献一方面表现为“文学整体观”的史学与学科理念的设计以及以此为指导对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学科秩序进行调整与重建的知识话语范式;另一方面，通过“现代化理论”来支撑其自己的叙事形态和精神话语。“现代化理论”来自美国社会科学界，它通过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潮进人中国的思想文化场域，并进一步形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核心话语。在“现代化叙事理论”的烛照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解为“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德特征：以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毫无疑问，“现代化理论”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话语结构与知识体系转型的基础，它把20世纪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和范畴中，并给80年代的文学史研究提供了合法性的叙事逻辑和价值尺度。有学者在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貢献时认为：“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是80年代诸多有关‘现代化的论述当中，较早也较为完整地采用了传统/现代、中国/世界这一现代化理论叙述结构的文本之一。它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构地纳入中国文学如何在‘走向世界文学的过程中获取现代民族意识的过程，并提供了有关‘世界市场、‘世界文学与‘中国主体想象的颇具时代症候的典型叙事。”本质上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诉求是文学的“独立性”，它将文学史从社会政治的封闭装置中抽离出来，“让文学回到文学自身”，进而实现文学从“革命”话语到“现代化”话语之间的转换。因此“文学主体性”“文学审美”“文学性”“纯文学”就自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中所崇尚的关键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文学史“独立性”的诉求和强调，在随后的同样是“50后”学人陈思和、王晓明、蔡翔等人引发的“重写文学史”学术思潮中得到了更为集中和明确的诠释和表达。

“重写文学史”运动思潮发生在80年代中后期的上海，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并以此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研究与争鸣文章。关于文学史如何重写的问题，陈思和认为：“从新文学史研究来看，它决非仅仅是单纯编年体式‘史的材料罗列，也包含了审美层次上对文学作品的阐发评判，渗入了批评家的主体性。研究者精神世界的无限丰富性，必然导致文学史研究的多元化趋势。文学史的重写就像其它历史一样，是一种必然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无限性，不仅表现了‘史的当代性，也使‘史的面貌最终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可以说，“审美性”与“主体性”既是“重写文学史”认知对象的方式，又是进行自我定位与实践的方法和标准，它回应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文学本体论”的叙事诉求，并进一步突出了“文学阶级性”“政治性”等意识形态话语的逻辑偏颇。“重写文学史”的主要倡导者陈思和正是以“文学性”“审美性”“主体性”等“文学本体论”话语来构建他的文学“整体观”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意义除了自身发展的传统力量以外，还在于它与世界文学共同建构起了一个文学的整体框架，并在这样一个框架下，确定自身的位置”。在世界文学视野的观照下，文学“整体性”的创见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50后”学人的胸怀、气度和信心，也使中国现当代文学获得了通过文学“现代性”进行自我定位的史学坐标。在稍后的几年里，陈思和又在那部著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提出“潜在写作”“民间意识”“共名”“无名”等文学史学概念。毫无疑问，这些概念和“文学性”“审美性”“主体性”一起支撑起文学“整体观”的构架体系和价值范式。“‘民间、‘潜在写作、‘无名等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整体观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变种。通过这种‘命名，陈思和建立起了一种宏大的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并逐渐形成一个自足的文学史史学体系，而这种自足性又通过学术传播为一种文学史的常识”。

显然，文学史观念及历史意识的生成与转换离不开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从80年代到90年代，社会文化思潮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对“现代性”的质疑与反思。相应的，“文学现代化”已不再是文学史叙述中确定性的书写原则，而是成为被反思甚至被解构的对象。90年代兴起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包括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赋予“50后”学人更为开阔的理论视野和更为深入的自省意识。他们自觉突破了80年代社会、历史及美学批评范式，将后现代文学理论知识、研究方法与价值范型与当代文学及文学史研究相结合，取得了预期的成就。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被称为以经典重读为鹄的“再解读”思潮。“重读”也是一种“重写”，从某种意义上看，“再解读”可以理解为对“重写文学史”的重写与修正，这在研究视域与方法模式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代表成果主要包括：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黄子平编的《革命·历史·小说》、李杨著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王晓明主编的《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等。关于“再解读”的理念思路，唐小兵认为：“阅读不再是单纯地解释现象或满足于发生学似的叙述，也不再是归纳意义或总结特征，而是要揭示出历史文本背后的运作机制和意义结构，我们便可以把这一重新编码的过程称作‘解读。解读的过程便是暴露出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压抑或粉饰的异质、混乱、憧憬或暴力。”李杨指出，“再解读”与80年代流行的“新批评”解读模式有很大的不同，他说：“‘再解读方法其实深受后结构主义思潮乃至文化研究的影响，甚至可以将其视为文化研究的一次实践。因为它完整体现出文化研究基本原则，那就是将‘新批评封闭的文本重新打开，重新进入社会与历史，这其实是‘再解读文章的共同选择。”“再解读”将被“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思潮遮蔽或压抑的40—70年代的文学经典挖掘或解救出来，通过文化研究的方式来具体呈现经典文本的叙事模式、话语结构、文化逻辑以及弥漫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再解读”走出了以往固有的文学/政治、历史/审美等“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80年文学及文学史研究的偏颇，使90年代以后的文学及文学史研究具有了某种历史意识，进而获得了整体历史观的史学意义。“再解读”所进行的文化研究实践，给学术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随着文化/文学社会学、知识考古学、谱系学、永远历史化等知识理论的加入，“文化批评”呈现出综合化趋势。21世纪初，李杨提出“历史化”概念。他说：“我可能深受詹姆逊关于‘永远历史化的观念的影响。詹姆逊声言他对那些‘永恒的、‘无时间性的事物毫无兴趣，他对这些事物的看法完全从历史出发。按我的理解，这里的‘历史化是指任何理论都应当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才是有效的，与此同时，‘历史化还不仅仅意味着将对象‘历史化，更重要的还应当同时将自我‘历史化。”张清华认为，这是对“当代文学‘历史化思潮的一个节点性论述”。“这一看法不但是对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界所建构的‘纯文学神话的批评，是对‘启蒙主义文学史观或‘自由主义文学史观的反思，也是对新一轮左翼文学之历史研究展开的一个理论推动，是对90年代后期以来‘红色经典再解读研究的一个理论提升”。相比较而言，“50后”学人比前辈学者更善于借鉴和吸收西方的各种思潮理论，并自觉融会于自己的学术建构和理论阐释中。李杨对“历史化”的理解就来源于西方学者詹姆逊的“永远历史化”理论，注重历史的整体性，并强调整体上的辩证统一，但由于詹氏理论在方法上的局限性，李杨又引入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谱系学”等理论作为补充，使“历史化”理论不断完善。其实，在“历史化”问题上，陈晓明是最具有理论性的一位“50后”学人。在他早期的代表性著作《表意的焦虑》中，“历史化”就被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提了出来，但最终作为一种体系化的认知与阐释框架却是在《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中才得到充分表达。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这种关系只有放置在‘历史化的框架中才可以得到解释。”在陈晓明那里，“历史化”概念通过两个方面去理解：“其一，文学被给予一定历史性，文学也总是生成一种自身的历史性并再现出客观现实的历史性：这就是说，‘历史化的文学艺术也可以反过来‘历史化现实。其二，就其具体文本而言，文学艺术对其所表现的社会现实具有明确的历史发展意识：文学叙事所表现的历史具有完整性。借助叙事的时间发展标记，这种完整性重建了一种历史，它可以与现实构成一种互动关系。”“‘历史化说到底是在给人类已经完成的和正在进行的实践活动建立总体性的认识，是在明确的现实意图和未来期待的指导下，对人类生活状况进行合目的性的总体评价的表现。”说到底，这里的“历史化”是一种基于现代性视野的总体性认知，但同时又强调“客观的同情式理解和反思性評价”，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也是“历史化”的核心内容，这也解释了陈晓明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具有反思特质的西方后现代理论的缘故。与众不同的是，他还提出了历史化方法的具体实现形式，“根本方法还是回到对文学作品文本的解释，‘历史化还是要还原到文学文本可理解的具体的美学层面”。可以看出，在历史化问题上，陈晓明是少有的重点关注“文学性”“审美性”等文学本体要素的学者，这可能与他来自文艺学的学术背景有关。

与陈晓明相比较，程光炜虽然也强调西方理论的引入与研究，比如，他对福柯、埃斯卡皮、佛可马和韦勒克等理论方法的推崇，但他更注重理论与实际的如何结合问题，特别是从微观层面来寻求当代文学学科化建设的实现路径，体现出鲜明的实践色彩。代表著作有《文学史研究的兴起》《文学史的兴起》《“八十年代”作为方法》《文学史二十讲》《当代文学的“历史化”》，主编《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的潜力》等。新世纪以来，程光炜以“重返80年代文学”为切入点，通过再解读的形式来确立他所主张的当代文学学科化须遵循的“回到历史现场”的原则。其中，“历史化”构成了“重返80年代文学”核心学科观念和总体研究思路。这里的“历史化”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在文学与其多层次复杂的历史关系中，文学与其周边的变动关系中，文学与文学内部机制的生成关系中，来重新讲述文学的历史”。可以说，回到“历史现场”和“历史语境”中探讨文学生成的历史关系和社会机制，使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既有“历史感”，又不乏“现场感”，“正因此，程光炜总是赋予历史化以强烈的‘历史现场感，并从切实的史料出发，将其与具体的对象、问题结合起来，从不流于空谈，或拿某种既定的理论去套”。这种立足于具体问题的研究方法给予“历史化”视野以更多的包容性和现实性。从另一方面讲，“历史化”并不排除“当下化”，“历史化”赋予“当下”以“历史感”，“当下”为“历史化”提供自我确立的研究基点。针对不与“当下”发生联系的所谓“本质叙述”，程光炜提出“讨论式”和“对话式”的“历史化”途径。“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应该在不断‘讨论的基础上来推进，一个讨论式的研究习惯的兴起，可能正是这种‘历史化之具有某种可能性的一个前提”。“当代文学学科更应该考虑的是，应该不应该有自己的‘边界、‘范围‘领域，当然这些东西，又只能是在不断的讨论之中才浮出水面，并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另外，我所说的‘讨论式研究还有一层意思，即，它警惕对研究者的立场做‘本质性设定，主张一种适度和有弹性的言说态度：它强调建立一个自足的话语方式或言说系统，但它同时又认为，在此背景中，不同的研究者是可以‘百花齐放的，而不像有的学科那样用新的‘一统去终结旧的‘一统。我所说的‘历史化，指的就是这些东西。一方面是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另一方面研究者同时也处在这种‘历史化过程之中”。程光炜所主张的“历史化”无疑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现实性。此外，程光炜在文学史写作和文学史料收集整理方面也成就斐然。著有《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与他人合著）、《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与他人合著），编选《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注重对80年代的文学史料挖掘和整理等，这些著作都已经成为各高校的经典教材和阅读书籍，使用广泛。

作为“50后”学人的代表性学者，吴秀明的“历史化”研究既表现出类似的观念和思路，又有属于自己的研究范式。如果说程光炜的“历史化”研究聚焦于“80年代”文学，那吴秀明的研究则向前拓展到“十七年”文学，并以此为起点来构建他的学术研究体系。在那部影响广泛的文学史著作《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中，“还原历史”，强调“现场感”与“讨论对话式”的写作理念得到了很好的实践。还原文学史的原生状态，避免太过个人化的判断形成对“历史真实”的遮蔽，使文学史写作与研究获得了相对客观与完整的历史视野。在他的另一部代表作《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中，对“回到历史现场”的文学史理论进行了全方位、多领域的拓展。此著不仅深入到文学史内部，还充分关注到文学史生成变化的外部生态场，多层面、多方位、立体化地揭示文学史生成、实践、发展与政治、社会、历史、美学、文化等因素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与程光炜等人倡导的文化社会学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对此，有学者分析认为：“拓展文学史的生态场域研究，就其实质而言，并非是一种文学的外在研究，而是内外兼具的综合性研究。它立足于文学自身的基本规律，又广泛涉历史传统、文化记忆、现实伦理、美学观念等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集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文化与文学于一体的综合系统。而这，也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一书的核心价值所在。”吴秀明的学术研究没有生硬地照搬与套用西方现成的理论，但这并不说明他不重视西方现代与后现代哲学、美学、历史学、文化社会和文艺学等话语资源，而是将这些理论话语转换为一种适宜本土语境下的表达形式，自觉渗透并融合在文学史理论构造中。可以认为，吴秀明主张一种开放式的内外融通的综合性研究，在研究中赋予文学史以某种胸怀和兼容性。正如他说的那样：“跳出‘审美/政治二元对立的窠臼，倡导一种将它们彼此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的、更加开放的文学史观。在这种开放的文学史中，治史家应当扬弃任何抵触和敌意，以一种同情的、理解的与审美的眼光来观照文学的政治性，在批判文学工具化的弊端时又能肯定文学良好的政治愿望。这样，才有可能使文学获得相对完整的历史视野，最大限度地还原体制化文学的自行运演轨迹及其生存状态，真切体会到历史的存在空间与文学的符号空间的‘不对等性。”2016年，吴秀明发表了他的关于“历史化”研究的重要文章《后現代主义语境中的知识重构与学术转向——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谱系考察与视阈拓展》，这篇文章详细梳理了“历史化”的研究现状与其概念自身的生成演变脉络及知识谱系，深入探讨了“历史化”的西方外源性理论及中国内源性理论以及与“文学中国”的关联性等问题，进一步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进行了体系性构想。具体就框架而言，他认为：“（其）主要包括‘史观历史化与‘史料历史化两种形态和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宏观层面的历史观念问题，包括对当代文学研究意义价值的衡估，学术经验的总结，内在规律的梳理，未来前景的判断等，希望站在长时段和今天时代的高度给予历史的评价;二是中观层面的有关问题，如文学史、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的书写，文学评判制度的梳理，文学经典的筛选，历史化与当代性、批评及学人关系的辨析等，拟就这些重要的难点和节点问题作出有针对性而又学理深度的阐释;三是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甄别、辨析与分类编纂，包括传统形态的文献史料，也包括新型的文学史料，由于涉及的内容繁杂，且长期以来被我们忽略了，所以带有明显的‘补缺性质，它虽然属于基础的层面，但却成为历史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吴秀明看来，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而是集合着文学史观确立、文学史写作与文学史料辨认等方面的复杂的立体化工程。事实上，吴秀明的“历史化”研究也正是围绕着这三个方面展开的。出版于21世纪的《转型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可以看作他进入文学史与学科研究与写作的标志，被称为“基本建立其现当代文学整体研究观念的奠基之作”。随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当代中国文学六十年》等文学史写作都始终体现着他“整体性”与“开放性”的文学史观，为纠正时下流行的但具有偏颇性的史著起到了积极作用。2017年发表的《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历史观问题探讨——基于政治和革命的视角》这篇论文，集中回答了当代文学“历史化”需要怎样的历史观问题，尤其是长期困扰于文学史写作中“政治”“革命”等非文学因素的缠绕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学理性辨析并给出了合乎历史真实与逻辑的书写原则，文章既是他以往实践经验的系统性总结和思考，又呈现出作为一代文学史家的学术胸怀和历史眼光。近几年，吴秀明在当代文学史料的研究与整理方面也成果丰硕。除了接连发表了诸如《批评与史料如何互动》《论当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学养问题》等具有学术重量的论文以外，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与史料选》，并隆重推出了一套11卷600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这些都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作为一代学人集体，“50后”学人依据自己的学术专长，都在当代文学“历史化”不同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除了上述几位学者以外，孔范今主编两卷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作为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回应，影响较大：张清华致力于当代文学思潮和“历史化”理论研究，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先锋思潮论》《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等著作;丁帆著有《中国乡土小说史》《中国新文学史》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与他人合著）等;吴俊等学者则在文学史料研究方面贡献甚大，主编大型史料丛书《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等。当然，还有很多学者在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中也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但因限于作者的目力和本文篇幅，在此不再一一而足。总之“50后”学人以其深厚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当代文学“历史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

不可否认的是，“50后”学人的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许多问题，存在许多困惑和局限。“历史化思潮及其文学研究实践面临着共同或近似的困难，它开启了当代文学研究的科学化和学科化进程，将众多历史现象再度陌生化，再度展开了‘当代文学的巨大本体，但在消解历史的整体性和对已有文学史叙述的某些本质化命名发出质疑的时候.也使所重返的‘80年代碎片化并不可避免地使这些研究知识化了;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它甚至也面临两个本体与价值方面的困惑，即‘本体和‘文学性被湮没，以及对启蒙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思想主导的文学史叙述的颠覆”。从近几年的学术实践来看，张清华的分析无疑切中肯綮。其实，诸如程光炜等从事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50后”学人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所谓的‘历史化包括‘自我历史化，其实仍然是那种非常‘个人化的‘历史化，存在不可能被真正‘普遍推广的学术性的限度”。诚然，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与实践表现出的问题除了研究理路、方法自身的局限性以外，还与研究主体的理论视野、学术偏爱和历史观念等密切相关，虽然“50后”学人的知识结构、教育经历、历史记忆甚至理想情怀等方面都大致类似，但他们之间的差异也依然存在。比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重写文学史”与“再解读”思潮的知识立场、研究路径就有明显的分歧。前者特别强调文学的“主体性”“审美性”以及文学的启蒙功能：后者则突出构成文学的异质性因素，着重关注和探讨文学与所在社会、历史及文化场域之间的内在关联。不管哪种研究范式，在取得突破的同时，也呈现了自身的不足和局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在让“文学回归自身”，以现代性叙事话语来构建“整体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方面成就卓著，但过分强调单一性的自身诉求容易导致对文学本质主义的僵化理解。王瑶曾就“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左翼文学”构成了压抑和遮蔽这一现象批评道：“你们讲二十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的影响？”贺桂梅将此归因于倡导者对“现代性”认识的偏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讲的内容，概而言之，便是遮蔽二十世纪‘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将其视为一个统一的因而也是‘单一现代性的过程，也因此抹去了在资本主义内部批判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第三世界）现代性”。“重写文学史”则承接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立场观念和价值尺度，其在标立文学的“独立性”等本体论方面走得更远。“重写文学史”不仅有自己的理论创建.还自觉将其理论运用并贯穿于文学史写作实践的始终。比如“重写文学史”的代表学者陈思和，在他的“整体史观”的统摄下，命名了一批诸如“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潜在写作”“共名”“无名”等理论概念，并以此构筑起一个自足的文学史史学体系。陈思和的“重写文学史”思想范式在他那本著名的文学史著作《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作为一部新的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被寄希望于能够“打破以往文学史一元化的整合视角，以共时性的文学创造为轴心，构筑新的文学创作整体观”，但在实际写作中，《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并没有完全克服“一元化视角”问题，而是通过“潜在写作”“民间意识”来简单否决“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由于依然秉持“二元对立”的研究立场，文学的“整体观”因此没有得到真正实现。新锐学者杨庆祥认为：“在‘整体观的挤压之下，‘左翼文学和‘纯文学似乎成为一个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学术立场的选择。‘去左翼化似乎成为建立一个开发的、多元的文学史图景的必然前提，而忽视了历史因袭、生成的种种复杂因素。”对此，他进一步说道：“无论是‘审美原则、‘文学性、还是‘地下文学‘潜在写作‘民间写作等等都似乎是一种文学史叙述策略，无法真正弥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种种裂隙、分化和纠缠，因此也无法完成重建一种‘整体性的文学史的重任。”

“再解读”则反其道而用之，将目光集中于被“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挤抑的40—70年代的“左翼文学”，通过对“延安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中蕴含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话语的挖掘整理，以期来实现对“去左翼化”的反拨，并进一步得到一种不同于前者的合法性历史化叙述。具体思路为，“再解读”以“大众文艺”的名义来确立它们与“五四文学”传统的深刻关联，并努力将其纳入整个现代文学史合乎目的的叙述框架中。作为一个自发的研究团体，“再解读”的作者尽管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上存在差异，但在总体上呈现出较一致的思路与价值倾向，这一倾向被研究者称为“新左翼”立场。实际上，“再解读”所操持的“新左翼”史观无法真正弥合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裂痕甚至冲突。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五四”文学（文化）传统中的启蒙主义思想、自由主义精神与人文情怀等核心话语在“再解读”那里都遭遇到了选择性忽视，而这些优秀传统在当下中国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建设意义和现实价值。从另一方面看，文本分析是“再解读”进入社会、历史进行话语重述的基本方式。由于使用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政治学及“历史化”理论知识，尤其是以杰姆逊、福柯、德里达等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知识话语的加入，賦予“再解读”以某种“知识化”来处理“历史化”的能力。“再解读”的问题恰恰在于“‘知识化与‘历史化的关系陷阱所造成的。没有‘知识化做基础，将历史现象、感情、问题‘历史化的工作是无法完成的。没有‘知识对‘概念‘范畴的准确定义和阐发，我们的‘历史化大概永远都要停留在感性、模糊和情绪化的表达状态之中。而过分的‘知识化则又容易给阅读者带来某种‘被强迫的企图。以至最终会牺牲掉历史本身的模糊性、暧昧性和丰富性内容。因此说，‘再解读思潮的贡献和它带来的麻烦正好揭示了继续研究下去的问题与难度”。

继“再解读”之后，“50后”学人李杨和程光炜在21世纪初提出“重返八十年代”概念，随即引领了当代文学研究中的“80年代”热潮。从某种程度上看，“重返八十年代”与“再解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这不仅仅在于发起者李杨原本就是“再解读”思潮的骨干力量，重要的是他们秉持大致相同的知识理论、历史观念与价值立场。比如，都普遍推崇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布尔迪厄的“知识社会学”以及杰姆逊的“永远的历史化”等后现代理论：都对“80年代”的“启蒙”“人道主义”“文学性”等观念基本持批判态度：并且都将40—70年代文学以“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或“独特的现代化”进行了重新评价和确认。可以说，“重返八十年代”是“再解读”在某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或深化。“重返八十年代”无疑加快了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进程，其“历史化”理论与实践在中国文学研究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并不说明“重返八十年代”的“历史化”研究就不存在问题，而实际上已经显现了许多缺陷和困惑，除了与“再解读”遭遇相同的问题以外，还存在几个方面的不足和局限。如上面提到的张清华在对“历史化”思潮检讨时指出的那样：一方面，“历史化”所带来当代文学研究科学化和学科化的，以及过分追求历史存在的客观化和知识性会以消解历史的整体性、丰富性和人文性为代价，将最终导致历史的碎片化：另一方面，“‘历史化追求科学化与知识化，这种纯粹的学术化研究很可能远离公共空间，走进学术的象牙塔，很难对文学现象进行批判，也很难为未来的文学发展提供启示”。而“历史化”所追求的“客观化”和“历史感”与“重返八十年代”所倡导的“当代性”构成了矛盾或冲突。如果没有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保持足够的警惕，那这样的历史叙述如何保证历史的真正“客观化”，而“历史感”又会如何实现？由于受历史材料可靠性和主体有限性的制约，不存在绝对的“客观化”，既然如此，“重返八十年代”所谓的“回到历史现场”究竟意义有多大也是个疑问。另外，还有“历史化”研究中的“自我历史化”问题。“自我历史化”强调研究者对主体进行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分析意识，其在研究实践中表现为一种“价值中立”态度。“自我历史化”的实现不仅与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理论创见、历史视野有关，还需要研究者的自省精神和道德责任意识，否则就容易陷入“历史相对主义”的境地，而所谓的“价值中立”或许也会成为研究者逃避自我历史承担责任的理由。

整体来看，不管“50后”学人在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实践的每一个阶段中表现出怎样的局限或不足，都为下一步的突破和发展提供了内在的逻辑动力，从这方面理解，文学史的不断“重写”就被赋予正当性和合法性。“历史化”研究与研究者的经验密不可分，但研究者的经验毕竟是有限的。“人之经验的有限性，也可以从代际的角度去思考：每一代人都是处身于特定的世界、特定的时代中，他们的经验就总有自身的边界与局限”。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到“重写文学史”再到“再解读”和“重返八十年代”，后者与前者之间表面上似乎存在矛盾、冲突甚至断裂，实际上内在地保持着一种思维的连贯性，并且出现的问题和局限不是相类似就是“一体两面”，看似两个截然相反的事物，其实有着密切的联系。总之，“50后”学人在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与实践中所表现出的成就和局限，必将引发新一代学者的关注和追问，进一步激发新一轮的超越和突破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 连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