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宏强 党文武

摘   要： 毛泽东的《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国化的产物。它从认识和实践的主体、认识过程、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关系三方面，发展了传统知行学说，同时保留了传统知行学说中的道德理想主义倾向和反智主义倾向。

关键词： 《实践论》    知行学说    道德理想主义

《实践论》是毛泽东于1937年7月撰写的演讲稿，全文不分章节。“这篇著作具有一种简单，明了，而生动的风格”（伏尔科夫语），是毛泽东著作中十分重要的哲学论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是破除党内教条主义理论权威的思想武器。

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提产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的经典的态度、认知发生了转变。由盲目的照搬照抄，变为理性的考察研究，由教条变为行动指南，理论联系实际。在1942年2月中央黨校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认为，一个人读了大量的马恩列斯的著作，而且每本都读得滚瓜烂熟，但对中国的问题没有透彻的理解，甚至熟视无睹，那他算不得理论家[1]（489）。毛泽东在回忆《实践论》的写作动机时，把它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相提并论，认为都是形势需要，非写不可[1]（390）。《实践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核心篇章，是树立毛泽东党内思想权威的有力武器。

《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概括，是经过中国实际革命实践检验的，丰富和发展了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换言之，是具有中国思维特点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毛泽东的《实践论》思想的提出和确立，就传统儒家知行学说而言，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是传统知行学说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们之间既存在内在联系，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另一方面，由于辩证唯物主义知行统一观的确立，这就为我们总结传统知行问题上的思维经验教训，批判地继承我国优秀的哲学文化遗产，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一、《实践论》与传统知行观之异

《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国化的理论总结，不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而且对传统的知行学说做出了创新与突破，体现了现代与传统的差异。

首先，在认识主体问题上，毛泽东的《实践论》用社会性的、群体性的人取代了传统知行学说中道德性的、个体性的人。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入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2]（282）毛泽东这段话发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认识与实践的基本观点。同时指出了传统知行学说在认识主体问题上存在的一个通病，就是不懂得“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3]（16）。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人性的问题，即人的本质问题，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而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的问题。众多思想家提出了诸如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分善恶、性善恶混等各种有关人性的观点。实质上，他们都没有能够从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这两个根本特点把握和理解人的本质，更不会知道“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18）的道理。因此，在他们那里所谓的人，作为认识的主体，只是抽象的或者脱离社会实践的个人。他们虽然提出“行”这一具有实践意义的概念，但是，对它的理解基本停留于感性直观上，所以，大都把“行”看作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生活行为。孙中山主要强调个人的社会作用而不是群体的社会实践。

其次，毛泽东的《实践论》把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归结为“实践——认识——实践”的螺旋式上升过程。这是他的认识论不同于传统知行学说之处，也是《实践论》对马列主义认识论的最大发展。他提出：“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需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飞跃。”[2]（292）“理论即使来自实践，也必须再次放到实践中去进行检验”[2]（292）。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恰恰是在这一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之中，使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马列主义的认识论是一种强调主观反映客观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将理论的来源归结为实践，在马列经典著作中已多次提到。但提出来自实践的理论必须回到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却是毛泽东首次提出的，是他的理论贡献。

中国传统知行学说，在知与行的关系问题上，曾提出许多极其宝贵的见解。例如，荀子提出“知之不若行之”“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王夫之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也者，固以行为功”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和论证了认识与实践、知与行的辩证关系。他们还认为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主张“知明而行”，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倡导学贵应用，反对不务实际的空谈性命。这些观点及论述，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但是，由于他们对“行”的含义的理解是狭义的，只指个人的伦理道德修养、生活行为，或者只强调个别英雄人物的社会实践，不包括生产实践和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在内。因此，他们无法说清楚感性认识是怎样在“行”的基础上上升为理性认识，更不能了解理性认识还要向“行”即实践这一更重要的飞跃。也就是说，他们对“行”的理解，无论从其内容方面还是从其范围、形式方面来看，都具有感性直观的性质。由此出发就决定了他们根本不可能认识到人的认识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一个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荀子所说的“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这句话，就是一个典型证明。因此，传统的知行观，其知与行的统一还停留在一般的抽象水平上，还不是或没有达到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因此，这些知行观点至多能起到认识世界的作用，而不能起到真正改造世界的作用。并且，存在于知行关系问题上的感性直观必然导致为形而上学，最终走向知行辩证关系的反面，割裂知与行的关系，犯形而上学的错误。

最后，毛泽东的《实践论》指出了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辩证关系。传统知行观，或强调感性认识，或强调理性认识，对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认识不够深入，失之片面。“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和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2]（291）。这段话指出了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指出了传统唯物主义唯理论和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知行观的缺陷。孔子的“听言观行”，墨子的“言足以复行者尚”，颜元的“手格其物，而后知至”，严复的“可知者止于感觉”等为代表的经验论的知行观，就只强调感性认识，不重视理性认识，更不懂得人的认识要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他们承认行是认识的基础，强调主观与客观相接触而获得感性认识，这在认识的产生、来源问题上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不重视理性认识，把认识只停留于感性认识上，则必然无法认识事物的本质，获得真知。张载的“理性之知不萌于见闻”和戴震“明辨而后笃行”为代表的唯理论知行观，虽然承认感性认识，但过于强调理性认识的地位和作用，不仅贬低了感性认识，而且把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从根本上对立起来。总之，不论经验论的知行观还是唯理论的知行观都没有认识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各自执着感性认识或者理性认识的片面真理。

二、《实践论》与传统知行观之同

《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在毛泽东明看来，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即知与行的关系。并在文章末尾，更进一步重申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与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的同一性。这就明确表示了其思想的传统渊源。《实践论》的写作，虽然是为了清算党内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树立自身党内思想领袖地位而写，但是，理论的贡献与意义远超于此。《实践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发展，更是对中国传统知行学说，甚至对全人类认识论流变的总结与发展。毛泽东的许多问题的提出和论述，都是从总结传统知行学说的思维经验教训中提炼出来的。

首先，《实践论》具有群体道德理想主义色彩。儒学具有浓厚的伦理中心主义与道德理性主义色彩，它所强调的“知”与“行”主要指向人的道德性认知与道德践履，孔子的“生知”“困知”“学知”，朱熹的“德性之知”，王守仁的“良知”，更大程度上指的是对人的道德的认知与领悟，是对德性的认知，而非智性的认知。“行”指的是人的道德践履、德性实践。《实践论》与传统知行观都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区别仅在于前者是群体道德理想主义，后者是个体性的道德理想主义。以道德为核心的认识论与以知识为核心的认识论，结构是不同的。以道德为核心的认识论，知识处于从属地位，知识是为道德服务的，道德则建立于“善”的基础之上，这种认识论中所谓“真知”的内容，具备道德实践的主体与标准。儒学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实际上，在《实践论》中也存在这种倾向。从字面上看，《实践论》主张真知出于实践，凡是符合实际，且能为实践所证明的理论、知识，都是真知。实际上，毛泽东《实践论》中真知的来源是有价值限定的，不是泛泛的实践，而是道德主体的实践活动，并且是群体性的道德主体。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认为，世界上只有两门知识，一门是生产斗争知识，一门是阶级斗争知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进一步阐明了这种思想。毛泽东所说的实践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践”，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道德主体是明确的，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劳动人民。科学实验似乎没有明确的道德主体，从事科学实验的任何人都是科学实验的主体，没有明确的道德属性。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把实践活动具化为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科学实验则是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重提《实践论》时加进去的，它是居于次要地位的，起着辅助作用，同儒学中知识与道德的关系一样。改造客观世界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道德水准极高的社会，而不是提高人们的理性认识水平与能力。“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是具有浓厚道德色彩的修身运动。

其次，《实践论》具有反智主义倾向，它继承和利用了传统知行观中反对知识和书本的一面。1937年，毛泽东写《实践论》时，为了和受共产国际和苏联支持的中共领袖争夺理论话语权，他用中国传统知行观改造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为了反对外来本本主义理论权威，认识论不但要继承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结构，而且要吸收道德理想主义中反对知识、反对书本的思想资源。传统知行学说中有这方面的资源。比如王阳明。书本是道德教化、科举的重要依据，人们往往把学习经典和读书看作“知”，读书人常常把书本知识当做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不二法宝。儒生往往是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长于议论，拙于实践，人们不得不反思知行关系。阳明心学一度深入世俗社会，风行大江南北，以至于为贩夫走卒所接受，与其重估书本对于道德实践的价值不无关系。强调直接经验，特别是那些不能用语言文字表达的道德体验。这恰恰是王阳明“致良知”说的一个重要支柱。他说：“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需你自吃。”[4]（37）人的直接体验与感受是比语言文字更直接、更根本的获得认知的来源，则书本所记载、传达的道德规训相对于直接的道德体验、道德践履而言，重要性明显降低了。尽管王阳明本人并未全然否定读书，但阳明后学的泰州学派则发展到轻视书本，束书不观的地步了。王阳明推崇“良知”以反对“本本”主义，诉诸道德体验，这些道德体验难以用语言文字表达。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采用了与王阳明类似的方法反对留苏派和教条主义。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将人类经验划分为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把直接经验看作一切知识的发源。毛泽东强调直接经验的重要性，他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2]（287）这一论断与王阳明所说“哑子尝苦瓜”如出一辙。

参考文献：

[1]范贤超，等.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