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茂

摘   要： “五四”后，随着社会经济与思想的变化，通俗小说审美价值产生新的内涵，呈现两种发展趋势。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几年里，中国通俗小说在地位上几乎与纯小说分庭抗礼。这一现象说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和思想文化氛围中，中国通俗小说的审美价值又有了新的变化。

关键词： 通俗小说    五四    审美价值

传统通俗小说审美价值的确定，使古代通俗小说在文体、语体等方面出现了变革，直接导致在明清两代的通俗小说创作的高度繁荣，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以“四大奇书”“三言二拍”等为代表的通俗小说传世经典，其达到的艺术高度，至今还为后人所难以企及。通俗小说在明清两代取代了传统的诗文，成为这一时期最受关注的文体。通俗小说地位的提升和创作的繁荣，仅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在文化上的反映，这个判断并不能对以后通俗小说的发展产生绝对的影响。当通俗小说发展所面临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其审美价值的内涵自然也要相应出现变化。

一、近代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通俗小说审美价值的冲击与影响

1840年之后，随着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封闭了几千年的大门，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如洪水猛兽般涌入中国。面对着几千年来亦未所闻之的社会变革，许多有识之士走上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与思想文化以自强救国的道路，对于当时的文学尤其是小说无疑具有巨大影响。以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为标志，中国小说逐渐加快了美育自觉的前行步伐。尤其是“五四”之后，中国小说越来越注重借鉴和吸收西洋的小说观念及艺术技巧，逐渐朝着注重科学品格和人文追求的纯文学性“新小说”的方向发展。梁启超后，由于王国维、周氏兄弟、胡适等人的理论宣传和不懈实践，“新小说”更是以全新的文体格局与深刻的思想内涵成为当时文学發展的主流位。

相比中国传统的通俗小说，“新小说”显然在价值追求上更倾向于通过对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与分析传播某种思想观念或政治诉求，并希望这种观念与诉求能够形成一种潜在的引导力量而对社会的思想文化产生影响。面对这样一个严肃而深刻的价值追求，传统通俗小说的发展在“五四”之后不免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社会各阶层在严峻的危机面前，进行艰难的探索与选择，稍有失误便要面对亡国灭种的命运。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通俗小说一直强调的世俗娱乐因素显然有些不合时宜，因而，许多人都认为通俗小说趣味庸俗、格调低下，是人民开始觉醒的道路上的麻醉药和迷惑汤。

面对“新文学”阵营的大力批判，“五四”之后中国通俗小说发展却并未陷入沉寂。即便是在“新文学”在社会话语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通俗小说始终在社会中下阶层保持强大的影响力。

从社会经济层面来看，晚清以来，由于西方资本大量涌入，中国近代工业在部分地区有了长足发展，直接促成了中国近代化意义上大都市的出现。随着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输入中国，以报纸、期刊为主的中国现代传播媒介的迅速生成，使通俗小说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显著转换。在文艺期刊这一现代媒介的承载下，通俗小说的创作开始成为一种接受市场规律的制约生产，走向了商品化，使小说只要得到读者认可，就能够直接转化为作家生存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另外，在新的社会生产力推动下，大都市中的近现代市民阶层不仅要适应自己在社会生产中地位的改变，还必须应对近代西方社会思潮对固有的传统思想的洗礼。

二、“五四”后中国通俗小说审美价值的新变

文学作品的艺术特性取决于“期待视野与作品间的距离，熟识的先在审美经验与新作品的接受所需求的‘视野变化之间的距离”①（34）。五四之后，由于时代精神的巨大变动、商品化经济迅速发展及近现代市民阶层审美意识的雅化趋势着三个因素的影响，传统通俗小说的审美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与近现代市民阶层对文学艺术的期待视野之间无疑产生了一定的距离。通俗小说要想在“新文学”的夹缝中继续发展，不得不在自己的审美价值内涵中纳入新的因素。这个任务是由这一时期最著名的通俗小说作家张恨水完成的。

在“五四”之后这样一个以“新”为尚、以“西”为荣的时代里，张恨水却因为在作品中表现出很多远远落后于时代的传统观念和审美趣味，而显得不合时宜。例如，他认为“而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②。他对“新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否定十分反感，他说：“我以为文人不能把欧化这个成见牺牲，无论如何运动，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他也强调了通俗小说要打破陈旧老套的创作方法，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良和变革，“所有通俗小说的老套，我是一向取逐渐淘汰的方法，那意思也是试试看”。

相比传统通俗小说，张恨水的创作在形式上不同程度地吸收了新小说的写法，在内容上冲破了才子佳人小说的传统模式和大团圆式的结局，在爱情故事中融入了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与批判。他的小说虽然具有通俗小说适俗娱乐的意味，但这种意味却决不浅薄、无聊，而是一种人生境界和审美追求。其小说的意蕴在本质来看是“洁”而“雅”的，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因而，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近现代市民阶层的审美心理相契合，张恨水的小说创作契合了近代化背景下，市民阶层对通俗小说审美价值提出的新期待。

同时代的另一位通俗小说大家赵树理，把视角投注于农民大众身上。以独特的方式从另外一个角度充实着传统通俗小说的审美内涵。

赵树理曾在参加1942年晋冀豫文化人座谈会的时候曾表明过这样一个观点：“我搞通俗文艺，还没有想过伟大不伟大，我只是想用群众语言，写出群众生活，让老百姓看得懂，喜欢看，受到教育。”他提倡作家应当深入农民的生活中，要做“文摊文学家”而不做“文坛文学家”。他反对以往新文学对农民的俯视态度，指出通俗小说创作应以广大农民大众的审美需求为核心。反映在创作实践中，就是要注意照顾农民的审美习惯，充分利用吸收民间传统的曲艺形式与说唱技巧，用以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与语言特色把“新文化”的思想传递给农民大众，把他们从封建文艺那里夺取过来。赵树理对通俗小说审美价值的拓展实质上正体现了他在协调政治启蒙使命与农民欣赏习惯方面所作出的独特选择。

从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来看，张恨水和赵树理其实都充分意识到“五四”新文学没有认清中国小说接受层多重性的问题，并从各自的接受层面出发，从不同角度拓展了传统通俗小说的审美内涵，但从根本上说，他们的主张反映了在变革的历史情境中中国通俗小说对自身审美价值的艰辛探索。

三、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创作的再次崛起

五六十年代，文艺政策在高扬理想与“斗争哲学”的前提下，大力提倡“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

八十年代后期，随着与外部世界交流的不断加深，严肃文学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在纯文学领域出现了许多探索性的先锋作品。与此同时，中国大陆正处于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大步迈往现代化的历史时期，呈现出经济高速发展，思想日渐开放，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时代特点。社会上呈现出一种对“速效刺激”的追逐，表明“娱乐”已不再是市民阶层的专利而成为包括精英阶层在内的精神需求。既然严肃文学不能尽承大众的娱乐意识，那么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通俗小说的再次崛起，成为一种必然。

严格说来，通俗小说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几年出现的热潮，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延续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张恨水对传统通俗小说审美价值的改造。通观这一时期通俗小说，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叙事技巧与小说结构上积极吸收西方小说的优长，在表现世俗趣味的同时更加在意深化小说的文化意蕴，审美价值进一步呈现出朝雅文化方向靠拢的趋势。例如台湾地区作家琼瑶的言情小说，摒弃了传统世情小说偏爱情色的传统，把世俗男女的爱情纠葛写得入木三分，笔触委婉优美，写出了人情人性美，显然在格调上较传统的通俗小说有所提高。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俠小说更是体现了这一时期通俗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从叙事层面来看，金庸武侠小说最大的特色是在中国传统而通俗的武侠故事框架中引入西方的小说叙事技巧，小说结构紧凑，文笔优美，在人物塑造上有很大突破。中国固有的武侠故事在他的笔下被写得格外曲折动人，极大满足了大众消闲娱乐的需求。但金庸武侠小说真正的魅力却并不仅限于此，更深层次的审美价值则在于作者凭借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赋予了武侠小说以恢宏的气度和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而其所塑造的一个个既具有人性光辉又有英雄精神的艺术形象，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金庸小说在审美价值上的这些变化使其作品跳出了通俗小说的窠臼，升入了文学艺术精品殿堂。这一时期通俗小说正是凭借全新的审美价值内涵，取得了与纯文学“分庭抗礼”的文学地位。

再次回顾中国通俗小说审美价值形成演变的历史轨迹，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通俗小说的兴起与沉寂并不一个是孤立存在的文学现象。正确衡量通俗小说的审美价值与发展趋势，必须结合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与思想文化氛围，否则我们难以准确地把握通俗小说在中国小说史发展链条上的具体作用与历史价值。

注释：

①[德]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②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参考文献：

[1]贺根民.纯文学观与近代小说观念的曲折演进[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2]周荷初.通俗小说价值判断的历史变动[J].创作与评论，1997（3）.

[3]李晓洁.雅俗的互动与提升——论通俗小说兴盛的原因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J].学术交流，2006（5）.

[4]田俊萍.通俗小说的两种选择[J].运城学院学报，2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