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宇

摘   要： 魏晋两百年的分裂动荡使士人的精神世界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家书作为窥探士人内心世界的一面窗户，向我们诉说着那个时代的悲欢离合、千情万象。

关键词： 魏晋    家书    士人    精神世界

中国古代宗法制社会重家族、重伦理，以告诫道理、表达情感为主题的家书创作源远流长。以诫子书为例，可追溯至西周时期周文王的《遗戒》，此后有尹逸《遗言》、季孙行父《戒子》、田常《遗令》、孙叔敖《将死戒其子》等[1]。至魏晋时期，时代的巨变促使士人将关注重点从外在世界转移至内在精神世界，旨在抒发自身情感的家书得到繁荣发展，书写着这一时代士人的所思所感。

一、时代背景

魏晋两百年，时代动荡，国家分裂。目睹乱世中人们辗转流亡、朝不保夕的命运，士人的精神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摧残，内心充满痛苦，这一时期儒家经学已不能成为士子们的精神寄托，儒家学说的衰落破除了思想上的束缚，再加上乱离现实的刺痛，人们更多关注内在精神，抒发真情实感。有一定私密性的家书便为倾诉情感的需求提供了绝佳的载体，于是，这一时期家书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数量上都体现出前所未有的进步。汉末群雄并起，干戈不息，三国间攻伐不止，政斗不休，西晋虽短暂统一中国，但“八王之乱”使国家分崩离析，士人朝不保夕，随之而来的是匈奴铁骑踏破中原，北方陷入战场，晋室南迁。身逢乱世，大一统时代“修齐治平”的机会不复存在，面对惨痛的现实，士人们选择各异，或坚守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以乐观的心态参与世务，或疏远儒家理想，消极处世以避祸患。东晋百年，政局相对稳定，士人的心态趋于平和，魏晋时流行的玄学逐渐繁荣，启发人们从山水自然中体悟玄理，再加上佛教的流行和玄佛合一的趋势，这时期的家书多日常生活、山水自然的描绘及文学的探讨，反映出文人雅趣。

魏晋时书信体散文发展到成熟阶段，在《典论·论文》中曹丕将书论、铭诔等纳入了文的范围之内，并进一步提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2]。该论述对明确书这一文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任昉的《文章缘起序》细分文体为八十四种，其中又将书分为七种[2]。梁萧统编选的《文选》分类收录文章时专列出“书”类收录书牍作品，不仅保留了从两汉到齐梁的众多重要书信，更向我们展示了书信体的发展流变情况。刘勰的《文心雕龙》也对“书信”的基本内涵进行了阐释，他说：“盖圣贤言辞，总为之书，书之为体，主言者也。”[2]书信体题材多样、结构灵活、便于抒情的特点吸引了众多士子进行写作，促进了家书的繁荣。在汉代家书主要作为教子的工具，到了魏晋时期，家书的题材明显扩大，参与人数明显增多，折射出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

魏晋家书中展现的精神世界具有书真情、道真言的特点，无论是谆谆教诲还是娓娓道来，情感真挚朴实，贴近日常生活，贴近人物内心，我们从中可以读出作者最真切的想法。魏晋诗赋受流行的玄学思想影响，表现出“辞旨渊远”“寄托遥深”的特点，而魏晋士人家书则基本没有玄学思想，多抒发真情实感。这可能和家书本身的功用有关。家书是面向家庭成员而书写的文体，必然要求书写者将内心的真实想法交代清楚，如果在家书中大段论及“自然”“真”等较难理解的玄学思想，就势必会影响书写者思想情感的表达，也超出了家书文体的表达范围。魏晋家书展现出的士人精神世界，不同于主流明面上充满玄学追求的“魏晋风流”，而有其私密性、真实性。

二、魏晋家书中的出入世精神

魏晋时期，外部环境动荡不安，充满不确定因素，人们无法自主命运，只能被裹挟于时代洪流，辗转奔波。面对这样的时代，士人常常会产生命运无常之感，采取出世的态度，审慎为人，明哲保身。但也有人选择坚守儒家入世的精神，以积极的心态参与国家事务，展现出向上的风貌。兩种不同的态度既矛盾又统一，展现那个时代士人复杂的精神世界。

出世态度中最典型的是嵇康的《家诫》。嵇康为人“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3]，这样的性格让他选择不与司马氏集团合作，招来了杀身之祸。在死前所写的《家诫》中，嵇康用大段篇幅告诫儿子为人谨慎，避免灾祸，不希望他重蹈自己失败的生活道路。面对“长吏”，他告诫儿子：“不当极亲密，不宜数往，往当有时。”[4]而在做人的不同方面，“立身”应“当清远，若有烦辱，欲人之尽命，托人之请求，当谦言辞谢：‘某素不预此辈事。”[4]“行事”则“先自审其可……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守人，虽复云云，当坚执所守，此又秉志之一隅也”[4]。“言语”上“机动物应，则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4]。详尽为人之理。与嵇康同时的李秉在《家诫》中以当时名人的事例教育后代：“上曰：‘然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真可谓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为明诫。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4]从中可以看到司马氏当政时期士人避祸保身的风尚。羊祜身为西晋大将、伐吴功臣，但在其《诫子书》《与从弟琇书》中却看不到身处高位的责任感、使命感，反而能感受到“惧盈满以受责”[4]的胆小谨慎、“恭为德首，慎为行基”[4]的处事态度，这可能和他经历过魏晋易代有关。曹魏后期，司马氏独揽朝纲，诛杀异己，以铁血手段夺取政权，这就造成由魏入晋的臣子惧怕皇帝猜忌，选择审慎的态度保身避祸。虞预在《与从叔父书》中表达对黑暗官场的担忧：“邪党互瞻，异同蜂至，一旦差跌，众鼓交鸣……此古人之炯戒，而预所大恐也。”[4]这也是一种出世精神。

在此之外，许多士人表达了积极入世的态度。诸葛恪在《与弟公安督融书》中表达了自己身为宰辅的责任感：“念出万死，无顾一生，以报朝廷，无忝尔先。”[4]张就在《被拘执私与父恭疏》中以“愿不以下流之爱，使就有恨于黄壤也”[4]表达自己以身许国、无心男女之爱的高尚情操，展现出一位武将的光辉形象。一代名相诸葛亮在《诫外生》中说道：“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4]这样的精神激励他一生尽职尽忠辅佐蜀国两代君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东晋名臣王导的家书透露着他捍卫儒家伦理、积极入世的精神。他在《与从子允之书》中劝诫王允为了振兴家族出仕为官，在《遗王含书》中批评王含身为逆臣“负先人平素之志”[4]“既没之日，何颜见诸父于黄泉，谒先帝于地下邪”[4]？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自觉捍卫儒家君臣伦理。

三、魏晋家书中的为人处世之道

魏晋家书中有许多以告诫子女道理为主题的诫子书，这类家书向子女阐述道理时或依据书者人生经验，或依据儒家伦理，或依据榜样人物。在劝诫之言中，流露出的是士人充满个性的为人处世之道。

曹衮身为魏国宗室，他在《令世子》中依据儒家礼乐伦理，告诫世子要有身为宗室之后的自觉。“接大臣，务以礼。虽非大臣，老者犹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奉圣朝以忠贞，事太妃以孝敬”[4]。一言一语之间是对礼乐伦理秩序的自觉维护。蜀国向朗曾为丞相长史并随诸葛亮北伐，深得诸葛亮的信任。他在《遗言戒子》中引用《传》中的话论证“和”的重要性，以此向儿子传达自己“唯和为贵”的处世之道。向朗认为“《传》称师克在和不在众”[4]，表明“天地和则万物生，君臣和则国家平，九族和则动得所求，静得所安，是以圣人守和，以存以亡也”[4]的道理，因此“贫非人患，唯和为贵”[4]。诸葛亮在《诫子》中阐明“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4]的道理，其中“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作为家庭教育思想被后世推崇。此外，书中还提出了“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4]的道理，也是家庭教育思想的典范。西凉王李玄盛就对诸葛亮推崇备至，他告诫诸子：“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师，何必远也。览诸葛亮训励，应璩奏谏，寻其终始，周孔之教尽在中矣。为国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质略易通，寓目则了，虽言发往人，道师于此。”[4]李玄盛将诸葛亮看成儒家圣人，认为学习他可以给个人和国家带来巨大成功。其师法诸葛亮的为人之道的用意鲜明地显现出来。曹操的《戒子植》以自己做顿丘令时“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4]勉励曹植做事多思考，不要留下后悔。体现曹操善于反思自我的为人处事原则;曹丕的《诫子》告诫子女不知悔改坏事早晚会暴露出来，反映他反思自我、诚信做人的处事方法。

魏晋时的女性劝诫家书虽然不多，但也能以其细腻的情感展现女性独特的风格。郭照《敕外亲刘斐》中的“诸亲戚嫁娶，自当与乡里门户匹敌者，不得因势强与他方人婚也”[4]及《敕诸家》中所写“今世妇女少，当配将士，不得因缘取以为妾也。宜各自慎，无为罚首”[4]，都能展现一位母仪天下的贤后形象。陶侃母亲湛氏劝诫儿子守廉：“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也。”[4]从中可以看出湛氏是一位深明大理、教子有方的贤母。孙琼在《与从弟孝徵书》中以周懿公和周文王做对比，教育从弟“而此圣以兴，彼愚以灭，盖置之失所”[4]的道理，是一位明理善教的贤姊。

四、魏晋家书中的亲情和爱情

亲情和爱情是魏晋家书中另一个重要的精神世界，保护着士人心中最柔软的角落，代表着士人心中最温暖的归处，承载着士人心中最质朴的情感。走进亲情家书和爱情家书，我们不仅能体会到动乱中思念家人的痛苦，感受到安定时分享生活的快乐，更能领会到离合时传达情意的真挚。其中女性的声音是时代的亮光。

表达对家人的牵挂、关心家人的情况是魏晋亲情家书中的重要内容，虞翻在《与弟书》中关心儿子的婚嫁问题，言道：“长子容当为求妇，其父如此，谁肯嫁之者？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旧族。”[4]当时虞翻遭人构陷，被贬远郡，他害怕儿子被自己牵连找不到媳妇，便写了这封家书。从中可以看到虞翻对儿子的深切关怀。不管自己身在何地，处于何境，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孩子，这便是父母之爱的伟大无私之处。陆景的《与兄书》写道：“自寻外役，出入三年，缘兄之笃睦，必时存之。宝录兄书，积之盈笥……有信忘数字，每见手迹，如复暂会。”[4]从抄录兄长的书信可以看出陆景的思念之深切及兄弟亲情之和睦。李衡在《临死敕其子》中告诉儿子自己为他留了“木奴千头”[4]，临死仍要安排好儿子将来的生活;王修在《诫子书》中以“自汝行之后，悢悢不乐。何者？我实老矣，所恃汝等也，皆不在目前，意遑遑也”[4]表达对儿子的思念，从这两封家书能看出父母对孩子质朴且充满深情的爱。与家人分享自己的生活经历是魏晋亲情家书中另一个重要内容，这样的家书多出现于西晋“八王之乱”前及东晋时期，与当时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有着密切联系。谢万的《与子朗等疏》告诉儿子自己“便流火感伤，兼切不自胜”[4]的身体状况。谢玄《与姊书》写游园所见，《与兄书》写自己“垂纶”“钓鲈”的活动。陆机《与弟书》写自己游览洛阳“夏门”“仁寿殿”“监徒武库”“天渊池”等地的所见。从中可见国内环境稳定时士人的精神世界是平和、闲适的。

爱情家书反映魏晋士人的爱情心理，是魏晋家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廞在《与静媛等疏》中将三位妻子静媛、静仪、静婔当作能理解自己的知音，向她们诉说母亲去世的痛苦：“告诱静媛、静仪、静婔：此晦便当假葬，永痛抽剥，心情分割，不自胜。念汝等追痛摧恸，缠绵断绝，何可堪任，痛當奈何，当复奈何！”[4]从家书中的抒情可以看出王廞对女性的态度是充满尊敬的。王献之《如省》中写道：“相过终无服日，凄切在心，未尝暂掇。一日临坐，目想胜风，但有感恸，当复如何？常谓人之相得，古今洞尽此处，殆无恨于怀，但痛神理与此而穷耳。”[4]这是他离婚后向郗道茂表达自己思念之情的文字。王郗二人因为皇帝下召被迫分开，所以王献之在怀念前妻的文字中充满款款深情。《世说新语·德行》提到：“王子敬病笃，道家上章，应首过，问子敬：‘由来有何异同得失？子敬云：‘不觉有余事，唯忆与郗家离婚。”[5]可见王献之对前妻的深情。魏晋爱情家书中有着时代的光亮，那就是女性话语权的上升。黄门郎秦嘉的妻子徐淑曾写《答夫秦嘉书》《又报嘉书》，文辞优美，情感真挚，动人心魄。“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岩岩，而君是越，斯亦难矣。长路悠悠，而君是践，冰霜惨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动而辄俱？体非比目，何得同而不离”[4]？“镜有文彩之丽，钗有殊异之观，芳香既珍，素琴益好”[4]。这些句子正体现徐淑对丈夫热烈而真挚的爱情。而窦玄妻《与窦玄书》则是斥责丈夫喜新厌旧，表达诀别之情。书中写道：“弃妻斥女敬白窦生：卑贱鄙陋，不如贵人。妾日已远，彼日已亲。何所告诉？仰呼苍天。悲哉窦生！衣不厌新，人不厌故。悲不可忍，怨不自去。彼独何人，而居我处！”[4]都能看出魏晋时女性的个性得到张扬，女性的自立意识得到发展，女性的独立性得到增强。

五、魏晋家书中的士人风尚

在魏晋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士人的生活中形成了一些具有时代特点的风俗。这些风俗在家书中也有体现。当时盗掘墓冢现象严重，不仅是草莽流民，连一些军队将领也因为打仗需要而发掘墓葬。郭照《止孟武厚葬其母》中“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皆由厚葬也”[4]表明当时盗墓现象严重，郝昭《遗令戒子凯》中更有“吾为将，知将不可为也。吾数发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又知厚葬无益于死者也”[4]这样的描述。因此时人中厚葬的风气逐渐消退，代之以薄葬的要求。郝昭曾告诉儿子：“汝必敛以时服。且人生有处所，死复何在耶？今去本墓远，东西南北，在汝而已。”[4]魏晋皇室也多兴薄葬，对民间丧葬风气转变发挥了表率作用。郭照《止孟武厚葬其母》提到“首阳陵可以为法”[4]。首阳陵即魏文帝曹丕的陵墓，他遵从父亲曹操的意志选择薄葬，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由于时代原因、上层人物的提倡及魏晋玄学、佛学的影响，薄葬遂成为士人中的新风尚。如庾峻在《遗敕子珉》中说道：“朝卒暮殡，幅巾布衣，葬不择日。”[4]与动荡的时代环境相伴产生的另一种风尚是饮酒。酒可以帮人忘却现实的苦恼，所以乱世饮酒之风便盛行。士人在家书中多有对饮酒之行的劝诫，基本是站在“礼”的角度劝家人饮酒适度。王肃在《家诫》中说道：“夫酒，所以行礼、养性命欢乐也。过则为患，不可不慎，是故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备酒祸也。”[4]当作为主人招待客人饮酒时，需要“使有酒色而已，无使至醉”[4]。如果遇到被人强性劝酒，则“必退席长跪，称父戒以辞之”[4]。作为下属向上司敬酒时，可以“随其多少”[4]，而玩游戏被罚酒时，则应该“示有酒而已，无使多也”[4]。王肃从生活细节出发告诫家人饮酒的规范。诸葛亮也写过同样的家书，他的《诫子》中是这样说的：“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致醉，无致迷乱。”[4]这些家书都反映了当时士人饮酒的风尚。

六、魏晋家书中的文人雅兴

魏晋士人家书中还有一类主要表现士人雅兴。这类家书和分享生活的家书多出现于国家形势较为安定的时候。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陆云《与兄平原书》（三十五首）及姚兴《答安成侯嵩难述佛义书》。陆运《与兄平原书》三十五首中和其兄陆机探讨文章、文学的家书占绝大多数。例如“云再拜：省诸赋，皆有高言绝典，不可复言。顷有事，复不大快，凡得再三视耳。其未精，仓卒未能为之次第。省《述思赋》，流深情至言，实为清妙，恐故复未得为兄赋之最。兄文自为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4]。姚兴的家书则反映了佛学对魏晋士人的影响。例如“卿若以众生为疑者，百亿菩萨，岂非众生之谓邪？然经复云，普明之诣释迦，皆与善男子善女人，持诸华香，来供养释迦，及致供养之徒，自应普蒙其润也。但光明之作，本不为善男子善女人，所以得蒙余波者，其犹蝇附骥尾，得至千里之举耳”[4]。分享生活的家書中徜徉山水的内容也能看出玄学影响的痕迹。

魏晋时代士人精神世界的森罗万象，都可以在这个时期的家书中窥见一斑。我们读家书，便可以走进士人的精神世界，品味那个时代的悲与欢、离与合、衰与兴。

参考文献：

[1]刘晓千.魏晋六朝诫子书研究[D].泉州：华侨大学，2008.

[2]马臻.三国两晋家书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3.

[3]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02.

[4][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03.

[5][南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