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厚总看上了一名排长的新枪。

项英命令排长和刘厚总换枪，

后来就是这把枪要了他和周子昆的命

1941年2月底，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项英、周子昆等在赤坑山暂时隐蔽，策划向江北突围。突围的路线经过侦察初步确定下来了，各项准备工作也已大体就绪。项英隐蔽在山上的一个小洞——蜜蜂洞里。由于洞小，除项英外，只有周子昆、黄诚（周子昆的警卫员）、刘厚总（军部副官）住在这里。

3月14日凌晨，刘厚总趁项英、周子昆、黄诚熟睡之际，向他们开枪，项英、周子昆被打死，黄诚身中两枪，九死一生，幸免于难。刘厚总罪恶的手干了国民党反动派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这是“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又一历史惨剧。像这样的反革命暗害事件，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历史上是未曾有过的。

新四军里的“土皇帝”，对组织、对同志不满

刘厚总，1904年出生于湖南耒阳一个贫苦农民之家。1926年，他在家乡参加农会，1927年，担任江头乡农会委员，打土豪斗地主，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1928年，他参加农民赤卫队（后改为赤色游击队）。当年，赤卫队杀了刘姓、严姓、李姓、梁姓土豪劣绅。随后，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了当地武装力量，“围剿”赤卫队，仅龙塘一地就有200余名农会会员被杀。游击队里出了一个叛徒，当了国民党军队的排副，带领“挨户团”一夜之间杀了刘厚总的堂哥刘厚林、堂弟刘厚定、刘厚存等5人。

因为刘厚总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总是敢打敢拼，在耒阳是出了名的，所以当地有的群众叫他“总老爷”，也有说他是“大杀星”下凡。刘厚总所在的赤卫队面对反革命的“围剿”，经历了极其艰苦的历程，最困难的时候只剩下七个人、两条枪，顺利的时候曾扩大到100多人。无论人多人少，满脑子“山大王”思想的刘厚总总是要个人说了算，为所欲为，最典型的莫过于他把抓到山上的一个地主的十四五岁的女儿“娶”为妻子的事。

1934年，经湘南特委批准，成立湘南赤色游击队，耒阳游擊队编为第三大队，归耒阳县委领导，刘德总为大队长，刘厚总为大队政委。1934年冬，刘厚总任大队长，刘向明任大队政委。1935年，刘厚总加入耒阳县委，为县委委员。刘厚总对组织上先后派刘德总、刘向明来游击队担任领导心怀不满，认为是对他的不信任，他们也很难同他合作共事。

“七七事变”后，中共湘南特委书记王涛、特委委员兼耒阳县委书记谢竹峰同国民党耒阳县县长陈必闻谈判，决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党组织成立中共耒（阳）安（仁）中心县委，谢竹峰任书记，刘厚总任组织部长。

耒阳游击队先后在天门山、通水铺集中整顿，后经谢竹峰同刘厚总商议，把部队开到刘厚总的家乡——江头刘祠，整训一个月左右。耒阳游击队开赴皖南前，刘厚总曾把一部分枪支留下来，埋藏在家乡。

1938年3月，在南昌的新四军军部派中校参谋谢忠良（此前任八路军学兵大队副大队长）前往湘南郴县、耒阳，整编下山的红军游击队。学兵队提前结业的学员王征明、欧阳琮、张南基被派随谢忠良一道工作。他们先对由周里、谷子元、李林领导的郴县游击队进行整训，告一段落后，北上耒阳同刘厚总领导的耒阳游击队在江头刘祠会师。

王征明回忆当年耒阳游击队整训的情景时说：“刘厚总是坚持耒阳地区三年游击战争的负责人，当地人多知其名。有一次我们进城宣传抗日，刘同往。耒阳人闻听刘厚总来了，便纷纷围着他看。刘身高约1米75，膀大腰粗，像貌甚丑，面孔奇黑，鼠目黄牙，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思想上有抵触。他手下一个排长暗中活动，对抗集中整编北上抗日。”

1938年，刘厚总所在的游击队开赴皖南改编为新四军特务营后，5月下旬，随军部移驻土塘。刘厚总恶习未改，在土塘即犯有调戏妇女、抓老百姓鸡鸭等违反军纪的事发生。9月，刘厚总被派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在中央党校，同也在这里学习的谢竹峰不期而遇。

在耒阳打游击多年、从没有离开过本乡本土的刘厚总，组织性纪律性极差，一心想着回老家。谢竹峰在回忆材料中，这样写到刘厚总在中央党校的表现：“学习快结束时，碰到刘厚总，他给了我20元用。他原来在耒阳当游击大队长，名声很大，群众叫他‘总老爷，他的确是个‘土皇帝，从来没有离开耒阳。现在他在外面，社会常识少，‘总老爷的架子又放不下，文化低，说也说不过别人，他相当孤立。他见到我非常亲热，生怕离开了我，怕和我失掉了联络，其实他的住地离我只有几十丈远，每日吃过饭即到我这里玩，他非常想念家乡，实际上他是想念他的少年老婆。他恳切要求我向中央组织部请求回南方工作。”

1939年春，谢竹峰同刘厚总得到中组部的批准，回到湖南。刘厚总回到耒阳后，发现“少年老婆”已奔赴延安，埋藏的枪支还在，但已不可能再拉起队伍就地打游击了，便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要求分配工作，先在教导总队短期学习，后在军部担任副官处副官。这样的工作分配，说明新四军干部部门对他的实际表现是了解的，而刘厚总在思想上更增加了对组织的不满。

他在副官处管理饲养班、木工班，工作吊儿郎当，作风流里流气，满嘴粗话。当年的木工班战士周汉清，1980年10月接受采访时，对刘厚总在副官处的表现说得很具体：“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搞摩擦，他动摇，他怕死。对组织、对同志不满，动不动发肝火，开口骂人，骂娘。有一次日军飞机在云岭附近轰炸时，刘副官还在云岭街上调戏妇女。调戏妇女，他是经常的。刘副官意识不好，拉这个打那个。副官处有科长、副科长，他对我们说，不要听他们的，要听我的。”

项英命令排长和刘厚总换枪，后来就是这把枪要了他和周子昆的命

1940年1月14日，在“皖南事变”后的突围途中，刘厚总同项英等军部领导人相遇，他被留在项英身边一起行动。久经斗争考验、政治警惕性非常之高的项英，竟对刘厚总这样一个人失察，实在是他的千虑一失。据项英当年的警卫员郑德胜回忆，他曾听到项英对周子昆说过，刘厚总这个人力气大，个子高，枪法准，是个“打游击的好手”。

1月19日晚，项英一行又遇到了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科长谢忠良、协理员杨汉林、侦察连排长张益平、袁国平的警卫员陈阿金和谢忠良的警卫员王本元等人。谢忠良后来回忆说：“刘厚总是个黑粗大汉，力气过人，枪法又准，深得项英同志的赏识。项英同志走到哪里，总是刘厚总跟着。他的最老的警卫员夏冬青同志因个子小，力气不大，枪法不准，就被疏远了。”

张益平也回忆说：“刘厚总语言粗暴，太野蛮，排挤项英的警卫员。李志高、谢忠良曾提醒项英，说郑德胜、李德和是跟你多年的警卫员，应将他俩放在你跟前。但项英信任刘厚总，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

李志高等人加入到项英的队伍后，一行人一边躲避搜捕，一边不断收容突围中打散了的同志。没多久，又先后会合了老一团营长李元、教导员熬得胜、工兵连长刘奎、手枪连指导员李建春、特务团1营营长陈仁洪、副营长（实为教导员）马长炎等。打散了的同志越聚越多，达到70多人，遂成立临时党支部，统一组织，分散行动。

这期间，刘厚总看到一名排长有一把崭新的德国造20响快慢机驳壳枪，便想用自己的一把旧手枪跟他调换，这排长不干。刘厚总告到项英那里，在项英的命令下，这名排长只得换枪。后来就是这把枪要了项英和周子昆的命。

关于项英和周子昆被害，黄诚之子黄维华在《项英、周子昆遇难经过》一文中写道：

1941年3月13日，项英、周子昆隐蔽在一个叫蜜蜂洞的地方。这天晚上，天空突然下起了夹杂着冰雹的大雨，蜜蜂洞里寒气逼人。两位军首长在洞中的岩石板地上用石头画了个棋盘下棋，心态平和，镇定自若。黄诚说：“天太晚了，首长休息吧。”周子昆边下棋边回答：“黄诚，你先睡吧。”黄诚靠着洞里面头枕着驳壳枪先睡下了。

黄诚多次回忆叙述过洞中的细节，那是一个极其隐蔽的小山洞，坐落在半山腰上，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山下则由李志高、刘奎等几十名新四军干部、战士严密守卫，相对比较安全。天然岩石形成的洞口不大，洞内中间岩石平坦，稍微向上凸起，整个山洞最高处约两米，靠里面石壁则斜下去，伸不直腰，可容纳四五人躺下休息。洞中最里面石壁上一直渗漏滴水，地下也很潮湿，非常阴冷，故黄诚一直睡在里面，洞口则由刘厚总把关值守，当晚四人睡的位置由里到外是黄诚、周子昆、项英、刘厚总。

当天深夜，刘厚总趁洞中三人熟睡之际，一手拿枪，一手举火，残忍地对着项英、周子昆、黄诚连开数枪，自认为已将三人打死，搜刮了两位军首长随身财物，骗过山下警卫的几十名战士逃跑了。黄诚多次回忆这惨痛的经过，悲愤沉痛。刘厚总的第一枪打在他脖颈处，他当时头部一麻，下意識地抬起右手摸头下的枪，又是一声枪响，右手便抬不起来，人就昏迷了。

当刘奎等人哭喊着把他从血泊中救醒时，黄诚身负重伤但还能说话，颈脖被子弹打穿，血流不止，右手臂中一枪，子弹头还在里面，浑身动弹不得。当得知刘厚总叛变已打死项英、周子昆首长时，黄诚禁不住泪流满面，万分悲愤，又想到自己伤重无法自救，在这种险恶环境里一定会连累战友，于是他用微弱的声音对刘奎说：“我没保护好首长，首长牺牲了，我伤重成这样，怕是不行了，你补我一枪，让我跟首长走吧。”刘奎擦着眼泪，抱着黄诚的头说：“黄诚，你不要这样想，有我们在，就有你在，你要活着，为首长报仇。”

刘奎安慰好黄诚，又与战友们一道将项英、周子昆两位首长的遗体抬到离洞口近百米的一个山坳处掩埋，留下记号。刘奎对战友们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再回来认取。”掩埋好首长，刘奎就背着重伤昏迷的黄诚，和战友们一道撤离了蜜蜂洞。

刘厚总开枪打死项英、周子昆后，抢走他们身上的国币2.4万余元，自来水笔3枝，金表1只，钢表1只，手枪3支，赤金8.5两，即仓惶逃走。

有些研究工作者据此分析，刘厚总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动机是谋财害命，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同他长期以来“山大王”思想、报复心理的恶性发展，对党组织的极端不满也有关系。

刘厚总的下场：新中国成立后被处决

杀害项英、周子昆后，刘厚总的行踪，可以从国民党的档案材料中了解个大概。

1941年4月间，国民党旌德县县长李协昆出巡各乡镇，“查获形迹可疑之人一名，当交由玉屏乡公所，饬即解送到府”。刘厚总向国民党旌德县政府供认，“副军长项英率残部四十余人，逃窜至泾县皮岭、延岭间某一石洞中，我亦随同逃窜。于本年废历二月十六日深夜，乘隙将该项英枪杀毙命”。

4月28日，旌德县政府派特种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率领部下押着刘厚总前往蜜蜂洞，搜寻尸证。在该石洞中，“检获已燃未了洋烛小半支，棋子四枚，小梳子一把，并未见有尸骸，亦别无可疑迹象，足资证实。唯该石洞中，实曾有人匿居，尚堪认定”。

而就在行动队分途搜索之际，刘厚总乘机潜逃，翻了几座大山，到了太平县隔河里，随身携带的3支手枪，“悉放在隔河里保长处，赤金、钞票、钢表等件，悉被隔河里持枪的人检查拿去”。随后，刘厚总又跑到泾县茂林，向军政部第11卫生大队第1担架连连长王惠九投效，并提出四点要求：“同路去取枪款等件;去看项英的尸身;办理自首手续;为伊登报。”但王惠九仅着人到隔河里去拿东西，且不同意刘厚总同去，“究竟东西是不是王惠九拿去，不得而知”。后来，刘厚总向国民党太平县政府自首，被递解到重庆，关进渣滓洞看守所。

1945年10月，军统特务王仁德因违反军统纪律，也被关进渣滓洞。据王仁德1972年写的材料称，刘厚总“独自一人关在楼下6号牢房。此人文化不高，与特务——上至所长濮齐伟、张少云，下至狱中看守，都搞得很熟，他在狱中亦很自由，监房的小院子都由他打扫。表面上看，他已没有抵触情绪，特务对他也无戒备，比有些在押特务还自由些。”

1946年底，渣滓洞看守所在押人犯全部迁往白公馆看守所。据1948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关押在此的教师任可凤回忆说：“刘厚总在狱内负责管理图书。狭小的图书室仅六七平方米，只作借书之用，不能在室内阅览。他的一张小床也安置在内，等于独居一室。白天不上锁，刘可自由如厕或在天井走走。晚间依然加锁，与其他囚人并无二致。”

1948年春，国民党军统局决定“开释”刘厚总，并发给2500万元，以资返籍。此后，长期没有刘厚总的音讯。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一份封存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呈文被发现，给出了有关刘厚总的最后一个确凿的消息。呈文显示，1948年5月10日，他向蒋介石呈上报告，拿枪杀项英的罪行去邀“功”请赏。

最终，刘厚总没有请到赏，也不敢回原籍，便到江西省九江市一个盐铺当了伙计。1949年5月，九江处于解放前线，非安身之地。于是，刘厚总又去了新余县。

1952年7月28日，新余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大清早起来就急忙召集十几名公安人员开会，逮捕了城西兴记盐铺的账房先生。原来，新余县公安局开展全城户口核对工作时，黄宜蕃在兴记盐铺核查，觉得管账先生好面熟，经反复盘问，发现此人并不是本地人，且回答问话前后矛盾，这引起他的高度警惕。回忆良久，他认出此人就是自己当年在给周子昆当警卫员时见过的刘厚总。

陈毅闻悉刘厚总落网后，当天就给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打电话，指示公安政法部门尽快结案，处决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同一天，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谭震林也给江西省委拍发了及早严惩叛徒的电报。1952年8月初，刘厚总在江西南昌被处决。

（参考资料：《皖南事变中三个叛徒的下场》《文史博览》2015年第5期、《项英、周子昆烈士被害经过纪实》《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3期、《杀害项英的凶手刘厚总》《炎黄世界》2000年第3期、《项英、周子昆遇难经过》《人民政协报》2011年4月8日;作者：颜东岳、徐则浩、唐锡强、黄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