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所发动的反共高潮中所犯下的最大的一次罪行。迄今为止，仍然留下许多难解、待解之谜。半个多世纪后，叶挺之子叶正大在中央档案馆找到一份“笔录”的真迹，还原了当年鲜为人知的历史一幕。项英等人突围过程中，军部副官刘厚总趁其熟睡之际，开枪将他们打死。这是“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又一历史惨剧。像这样的反革命暗害事件，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历史上从未有过。

“皖南事变”的六个历史谜团

蒋介石亲自出马，发表撤销新四军番号的“训令”，

从而将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峰。

“皖南事变”，留下许多难解、待解之谜

“皖南事变”，本质上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决定撤到长江以北苏皖敌后地区时，精心策划的聚歼新四军的一个极其险恶的反动阴谋，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所发动的反共高潮中所犯下的最大的一次罪行。

对于这样一个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国共两党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特别是党史、军史学术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之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历史的尘封不可能一一拂尽，因而，迄今为止，仍然留下许多难解、待解之谜。

“皖南事变”

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将反共重心由华北转到华中。先是命令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全部开到长江以南指定的狭小地区，企图割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便于各个击破。在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斗争以后，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电报（即“皓电”），称八路军、新四军不服从中央政府命令、自由扩充军队等等，强令华中以及长江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灾情、敌情并重的黄河以北，欲陷八路军、新四军于绝境。同时调兵遣将，在皖南集中了7个师8万余人的大军，以上官云相为总指挥，采取前堵后追、两翼夹击的部署，伺机围歼势孤力单的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

11月9日，中共中央以上述受令者“朱彭叶项”四人名义给何应钦、白崇禧复电（即“佳电”），驳斥了国民党政府的造谣诬蔑，揭露了他们为投降日軍扫清道路而策动的反共高潮，同时表示为了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日，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部队调到长江以北，华中的部队则不能退让。但是新四军并未如“皓电”及中共中央所言随即移防。另一方面，因迟迟未见移防，12月3日，蒋介石致电叶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过长江，在江北无为附近集中，然后按规定路线北上。”

12月中旬之后，国民党通过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再三下令，催促新四军于12月底以前北渡过江，而国民党指定的北渡地点，则是日伪的强大力量所在。所以，新四军在如何北渡，何时北渡，走什么路线北渡方面与国民党展开了斗智斗勇的周旋。

12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朗溪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26日，中共中央又电叶挺、项英，对他们一再拖延、迟迟不愿北移提出了批评。12月28日，项英召开会议，决定按中共中央指定的北移路线，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蒋介石得知新四军开始北移，便下令第三战区“采取行动”。5日，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遭到顾祝同部包围和袭击。6日，顾祝同和上官云相率第三战区之第32集团军40师、52师8万多人，向新四军发起总攻，企图“彻底加以肃清”。

1月7日，新四军到达旌德以北的星潭地区，被国民党部队阻住。叶挺决心强攻星潭，杀开一条血路继续前进。但这个意见未被项英采纳，贻误了战机，被迫循原路返回丕岭以西。8日，上官云相所部凭着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器，疯狂进攻。上官云相还传了蒋介石的手令：活捉叶挺奖10万元，活捉项英、袁国平各奖5万元。

1月10日，新四军总部向中央报告：“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

1月12日，毛泽东要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周恩来在13日向国民党提出抗议，但为时已晚。中共中央电告叶挺和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总负责，一切行动决定由叶军长下。”当晚，叶挺亲自组织突围，新四军因兵力薄弱陷于绝境。为保全部队，叶挺根据饶漱石的意见，致书上官云相，指责其“背信弃义”，表示愿往其总部协商。

1月14日，叶挺一到上官云相处即被扣押。饶漱石见叶挺迟迟不归，感觉凶多吉少，便组织部队分头突围，历经险阻，终于在17日下山脱离危险。同日，新四军茂林阵地完全被占领。全军9000余人，除2000余人突围成功外，大部被俘、失散或阵亡。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受伤后，为了不拖累战友而自杀。早于1月9日率10余人突围成功的项英和周子昆，在泾县濂坑石牛坞赤坑山的蜜蜂洞隐蔽时，于3月14日遭叛徒杀害。

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和谈话，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1月30日，蒋介石亲自出马，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撤销新四军番号的“训令”，从而将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峰。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在政治上，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国内各党派和中间势力对蒋介石已失去幻想;中共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在全国人民中的声望。

在军事上，尽管新四军在皖南遭受局部失利，但是何应钦、白崇禧限令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的阴谋化为泡影。而新四军军部的重建，使部队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新四军从此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蒋介石妄图通过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来达到取消新四军的阴谋彻底破产。

走什么路线最为安全

“皖南事变”前，皖南新四军各部北移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这就是向东、向南和向北。

向东是由新四军军部驻地向东开拔，从苏南北渡，其具体路线是，从驻地经泾县的马头镇、宣城县的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等地镇至篑桥、水西地区，然后进入苏南之敌占区，从镇江附近渡江。这条路线所经之地是敌顽的交错防区。

向南是皖南新四军最后所选择的路线，这就是从驻地向南开拔，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附近的宁国、郎溪，绕道苏南的溧阳，然后待机北渡。这条路线所经过的地区，不仅行程最远，而且全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沿途有几个师。

向北是由云岭、萧村、北贡里、土塘等皖南新四军各部驻地向北，经铜陵、繁昌之间的渡过长江至江北无为一带。这条路线基本上是敌占区。

从“皖南事变”的结果来看，新四军所选择的北上路线与北上时间是最坏的。在北移的问题上，新四军所选择的路线是一条绝路。

也有人认为，这在当时看来是最佳选择的路线。有学者说：“部队最后确定的北移路线，并不失为一种有利选择，它并非是一条自投罗网的自杀路线。有谁能保证说由泾县往北在铜陵、繁昌间北渡，或向东去苏南再北渡，就一定是平安无事或较少牺牲呢？”

另有学者认为，鉴于国民党顽固派及其阶级本性，鉴于国民党有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前科，鉴于黄桥战役、皖南1940年秋季反“扫荡”、曹甸战役中新四军在作战中的杰出表现和实力的显现，蒋介石发动内战与同室操戈的事不可避免，但这种内战发生的具体地点、时间可以移易。即使选择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

然而，历史只具有一维性，逻辑推论毕竟代替不了历史事实。向东和向北的路线无非有这样几种后果：全军覆没;遭遇（顽军或日军）阻击，有部分伤亡;顺利北移。如果走了这两条路线，该是哪一种结果，这是永远也无法揭开的谜。

项英为何一再推迟皖南新四军部队北上日期

“皖南事变”发生半年前的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并要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缩编为10萬人。

9月19日，毛泽东指示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10月8日又向皖南军部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一、军部移动到铜陵、繁昌三支队活动地区，准备在顽军进攻时渡江到皖北;二、如有可能，移到苏南也可;三、如直接移皖北，即令江北四支队派兵到无为沿江接应。

10月9日，刘少奇致电叶挺、项英，要军部从速北移，指出“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10月12日，毛泽东再次致电项英，说明北移理由，“绝对不要迟延”。10月21日，毛泽东又致电叶挺、项英，要叶挺尽快渡江，“以速为好”。10月25日，毛泽东又向项英等人转发了周恩来“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的意见。

以后的11月15日、21日、24日、30日、12月14日、26日，中央又反复催促项英，在情况有所变化、项英犹豫不决的情况下或给予鼓励，或提出批评，其目的都是要项英北移。但对于党中央的指示，项英或直接拒绝，或婉言拒绝，直至1940年12月28日才召开新四军军委会会议，决定于1941年1月上旬北移。

1月5日，部队前进到茂林地区时，与国民党军第40师遭遇。叶挺主张付出一些代价突破在前堵截的星潭敌军防线，项英一直犹豫不决。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新四军领导层为讨论是否攻打星潭的会议一直从下午3时开到夜间10时，仍得不出结论，失去了突围的最后时机。

最终，项英没有同意叶挺的主张，决定部队由原路折回，改向西南前进，使已取得一线转机的新四军陷入绝境。

对于项英迟迟不率部北移的原因，有的分析认为，他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受到王明右倾错误的严重影响，抵制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一味强调皖南的特殊性等。也有人认为，仅仅作这种分析是不够的，还要“研究历史的、现实（指当时的现实）的、国际的、国内的、个人的种种因素”，要“进入人物的心态”来进行研究。但是，项英当时的心态究竟如何？既未留下片纸只字，也不见有人听到项英的任何流露，尽管后人可以对之进行分析和揣测，但不能作为信史，项英其时最真实的心态，也就成为永远也解不开的千古之谜了。

项英究竟有没有建立“第二延安”的想法

1940年4月3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问道：“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

项英收到毛泽东来电后，当即回电，分析说：“向南，为黄山、天目山、纯石山，人少粮缺;靠江，则须经过敌友之间，极不利;渡江，绝对不可能，敌在长江封锁更严，江北桂军已密布江边。向东，某方已有布置，须冲过两道封锁，经过几次战斗，才能与陈支会合。到苏南，地区不利，处在敌友夹击，地区狭小。只有在广德、宁国一带坚持，继续战斗。”

可见，最后决定绕道的路线时，项英是作了遇到袭击时在山区和丘陵地带坚持战斗的准备的，并且主要是考虑了新四军各部队善于在山区地形进行作战的因素。只不过在北上的实际过程中，由于他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本性认识不足，应付突然袭击的准备不充分，故在“皖南事变”中遇到袭击时，还等不到部队到达广德、宁国一带就被围歼。

那么，项英为什么要率领皖南新四军部队向南而北上呢？这里的关键是：有人说项英有一个建立“第二延安”的想法，也有人认为与新四军大部分部队缺乏在国共合作抗日情况下对所谓“友军”进行集团作战的经验有关。究竟事实是怎样的，这个谜尚待解决。

新四军北移为何出发不利

新四军北移出发这条路线，是1940年12月28日经新四军军委会反复讨论决定的，当时确认这条路线是一条较少牺牲的路线，但是1941年1月4日部队出发时遭到了一系列的不利。

一是出发时间是晚上而不是白天，而且又因连日大雨，路滑难行，这从一开始就给部队行军带来了困难。

二是大部队于1月5日拂晓到达章家渡时，因青弋江水位陡涨，在通过浮桥时，因过于拥挤，仅过千余人，浮桥即被冲断，部队被迫涉水过河，延长了渡河时间，加之由于是隆冬季节，很多人衣服湿透，造成了部队的疲惫。

三是由于初出云岭等地不利，部队被迫在茂林停留两个白天加以休整，这样就给了顽军形成紧密包围圈的时间，使北移队伍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未能在合围之前冲出去。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作为全军行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那样的重大行动前没有精心作周密的安排，没有应对各种情况的预案，使部队从一开始就陷入困境之中？为什么部队出发不选择在白天？为什么没有考虑连日降雨江水猛涨而采取加固浮桥的措施，以至于延长渡河时间？为什么一定要在茂林停留两个白天？这个谜至今也不见有令人信服的解答。

新四军突围部队会攻星潭究竟有没有成功

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时，编队序列为三路纵队，南下茂林时，第一纵队为左路纵队，第二纵队为中路纵队，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1941年1月5日，三路纵队先后到达茂林一带。

1月6日晨，第二纵队老3团3营派出一个排在高坛方向警戒，7时许遭国民党40师120团搜索部队袭击。“皖南事变”的第一枪由此打响。

同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在茂林潘村的潘家祠堂召开了各路纵队领导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史称“潘村会议”。会议研究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形成了决定：一纵队全部出球岭;二纵队4个营出丕岭，2个营出博刀岭;三纵队出高岭，5团为全军后卫，随二纵队行动。并决定战斗分三个步骤：各部于6日黄昏开始行动，7日拂晓占领各岭，正午前会攻星潭;攻下星潭后分二路攻三溪40师师部。

新四军突围部队会攻星潭是否成功，不仅关系到“皖南事变”中一个重要的史实问题，而且还涉及新四军在事变发生后是否贻误了突出重围的有利时机，更牵涉到项英到底负有多大责任的问题。对此，学术界一直争论不断。

一种观点认为，新四军没有攻克星潭。其主要理由是，当时突围时机已经丧失，两側部队未能合围星潭，星潭一带地形不利，突围部队缺乏足够火力，缺乏强大预备队，星潭守敌40师装备精良，文字记录等史料中也找不到攻克星潭的证据等。安徽省泾县党史办曾于1984年和1986年两次召集星潭村了解当时战斗情况的老人座谈，这些老人回忆说新四军确未打进星潭村。

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四军部队攻克了星潭，其直接证据是几位新四军老同志的回忆材料，还有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参谋处长岳星明的谈话材料。

这两种观点均言之凿凿，但星潭究竟有没有打下，如果没有更确凿的材料出现，恐怕已经很难说清了。

皖南新四军部队究竟突围出来多少人

关于“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突围出来的人数，学术界持论不一。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认为：“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

由马洪武、童志强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新四军发展史》认为：“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归队的新四军指战员，总数应为1000人左右。”

《皖南1941》的作者房列曙认为：“新四军突围人数为1300人。”

新四军指战员的突围人数，十分精确的数字已经永远是个谜了，概数也有1000人左右、1300人、约2000人、2000余人等多种说法，目前公认比较接近史实的数据是2000余人。

（参考资料：《新四军抗战秘档全公开》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皖南事变的六个历史谜团》《世纪桥》2005年第8期、《皖南事变：国民党一开始并无意消灭新四军》《文史参考》2011年第1期;作者：王苏红、王玉彬、曹天生、吕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