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妹，路洋，周晓伟

（安徽医科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2）

自2015 年实现器官来源根本转型后，我国的器官捐献体系逐步发展壮大，年捐献量、百万人口年捐献率等都大幅增加，但捐献率低、供需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宣传教育工作任重道远[1]。我国现行的器官捐献宣教队伍以兼职人员为主，成员由各级红十字会聘任的红十字会专任人员和医务工作者组成的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兼任，主要宣教对象是医院中可能成为器官捐献者的终末期病患及家属[2]。捐献率始终不高，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缺乏有效面对社会公众的器官捐献宣传教育，亟需探索建立更加合理有效的宣教体系得到多数研究者的认可。

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在医学院校进行系统的宣传教育对于提高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认识和接受程度、潜在捐献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全球器官捐献率最高的国家西班牙，20 世纪90 年代初，巴塞罗那大学首创在高校开设器官捐献研究生课程，并迅速得到欧洲其他国家效仿[3]。“器官捐献”既涉及“医学知识”又事关“医学人才”，与医学院校密切相关。在当前器官捐献仍需广泛宣传之际，医学院校应当构建适应器官捐献事业发展，符合医学人才培养规律的器官捐献宣教体系。

一、医学院校器官捐献宣教体系的现实困境

现实中，尽管与器官捐献事业关系密切，医学院校的器官捐献宣教工作却存在诸多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宣教体系尚未健全。

1.传统观念束缚宣教工作的规范开展。调研发现，国内医学院校的管理人员、教师等普遍都能认可器官捐献的重要性，但囿于传统“死亡观”的影响，这依然是敏感话题，对“大张旗鼓”地在校园开展相关宣传教育，很多人持谨慎态度，因而多数学校并没有将器官捐献宣传教育纳入现有的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体系，没有系统的设计和规划，缺乏专业化的师资和人才队伍，组织实施、制度建立等方面都尚未形成科学、全面的工作机制和体系。

国内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在内的7 所医学院校，自2017 年5 月起，借鉴西班牙等国成功经验，在欧盟专项计划支持下，首次设计课程化的教育方式，探索在医学研究生中启动系统的器官捐献学校宣教工作[3]，但该项探索的实际效果还需在实践中进一步评价和检验。

2.“碎片化”的宣教资源限制育人功能的发挥。已有的研究显示，医学院校的理论课程涉及大量的器官捐献知识，尤其《人体解剖学》更是所有医学生的“入门”必修课，其教具直接来源于遗体或器官捐献；医学院校的老师往往具有教师、医生甚至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多重身份，具备开展宣传教育的知识和能力；很多医学院校都会在红十字会的指导下建立遗体器官捐献接受站，附属医院可以见证器官移植需求的迫切和捐献的无私，都可以成为开展宣传教育的最佳场所；医学生由于其专业和未来职业的特殊性，与一般社会公众相比，更能够认可和接受器官捐献[4]。但现实中，这些资源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整合与利用，往往是教师更关注理论课程本身的知识体系讲授，学校更在意遗体器官的接受和处理，医院更注重实践技能的训练，忽视了器官捐献知识和深刻内涵的宣传教育，使得学生的“高接受”并没有转化为实际的“高捐献”，蕴含在医学院校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体系中的丰富教育教学资源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3.“浅层次”的宣教形式弱化教育效果。学校现有的器官捐献宣教工作开展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医学界对用于教学和科研的遗体器官捐献者称为“无语良师”，组织学生在清明、冬至、《人体解剖学》课前等特殊时机，参加“无语良师”的追思和缅怀纪念活动，能给学生带来相当的情感体验，激发学生的敬仰之情，但受活动时限、规模、频率等影响，受众学生少，也缺乏后续对活动内涵的深刻挖掘，学生所接受的暂时性的感官认识，无法产生持续潜移默化的影响，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也就难以在学生中形成持久的内心体验和最终的行为外化；二是部分热心公益的学生个人或集体自发开展的以宣传遗体器官捐献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活动，学生在活动中接受自我教育。但由于学生本身的器官捐献知识有限，活动更多流于一般性的公益知识宣传，无法形成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教育效果有限。虽然这两种形式都是大学生喜欢的教育方式，但在媒体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与学生生活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轨现象，形式手段都相对单一枯燥，难以达到既定的教育目标。

二、构建医学院校器官捐献宣教体系的重要意义

1.普及器官捐献知识，服务器官移植事业发展。器官捐献蕴含着丰富的医学专业知识，与医学院校的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和医疗社会服务关系密切。医学生作为未来医务工作者的职业定向，决定了其与器官捐献的特殊关系，学习中是器官捐献的受益者，工作中可能是器官捐献和移植的直接参与和具体执行者[5]，具有正确的对待器官捐献的态度是其职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也会反映或影响器官捐献在社会公众中的认可和接受程度，乃至捐献移植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医学院校构建规范的器官捐献宣教体系，介绍“脑死亡”判断标准和意义、国内外器官捐献和移植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我国现行的器官捐献流程、分配、激励机制、移植技术发展现状等，开展生命、死亡教育和健康伦理教育，引导他们逐步形成对器官捐献的“理性认知”、“情感认同”乃至“自觉践行”。

2.塑造人文精神，提升医学人才培养质量。器官捐献同样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内涵，通过对其进行系统宣传教育，一方面便于深入挖掘其涉及的伦理、法律法规知识，提升医学生的人文社会知识素养；另一方面，宣传其蕴藏的为医学生练就过硬救死扶伤本领、为苦苦等待移植的患者提供生命延续的无私奉献的价值选择和大爱精神，对于帮助医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死亡观，形成正确的生命情感体验，端正对器官捐献的态度，培育博爱奉献精神、职业精神和人文关怀能力，提升全面发展的医学人才培养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3.强化责任担当，提高医学院校社会贡献度。社会服务是大学的传统功能之一，有效宣传和普及器官捐献知识、促进捐献和移植事业发展，是医学院校实现其社会服务功能的重要途径。通过规范的宣教体系的构建，让更多的学校资源在器官捐献事业中发挥作用，让更多的医学生成为开展器官捐献宣传的重要力量，在当下乃至未来的职业发展中，积极参与和服务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自觉成为这项社会公益事业的“宣传队”和“播种机”，在引领社会公众价值选择的同时，承担部分发现“潜在捐献者”、帮扶“志愿捐献者”和已经实施捐献者家庭等社会公益职能，成为现有器官捐献现有宣教体系触角的有效延伸和有益补充，进一步营造全社会支持器官捐献的良好氛围，推动器官捐献事业的健康发展，一定意义上也是丰富和发展医学院校的社会服务职能内涵。

三、构建医学院校器官捐献宣教体系的对策思考

1.从“大健康”战略高度审视医学院校器官捐献宣教体系的育人内涵。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是“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作为与“大健康”事业关系最为密切的医学院校，应当承担起服务健康中国战略，传播健康知识，培养大健康人才的重要职责。承载公益性和无私大爱精神的器官捐献事业，在“给他人生命”、“给他人健康”中传播和表达了更高层次的健康理念，顺应了“大健康”的时代要求，理应在医学院校得到提倡和弘扬。

当然，器官捐献宣传教育的显性目标是普及器官捐献知识，提高捐献率。但学校教育更多是为了学生培养。因此，在医学院校构建的器官捐献宣教体系，不同于普通的社会宣教体系，理应适应医学教育规律，符合医学生成长成才需要，逐步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准化、规范化医学人才培养体系[6]的重要内容。宣传教育应注重改变医学生的不良传统观念，用其蕴含的“利他”、“博爱”、“奉献”精神感染医学生，培养他们的仁爱之心、奉献精神、人文关怀能力，而不应单纯地追求捐献率的即时显性提高，这既是拓展医学人文、伦理教育和职业精神培育内涵的系统、规范的宣传教育活动，又是促进医学人才培养和器官捐献移植事业可持续发展，乃至医学院校主动融入“大健康”战略的重要举措。

2.从“大思政”工作格局探索医学院校器官捐献宣教体系的建构路径。“大思政”工作格局，是多种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因素通过特定的活动或联系机制形成的合力育人体系[7]，回应的是高校如何培养人的重要问题。医学院校器官捐献宣教体系的育人内涵让其与“大思政”可以形成“视域融合”，共建共享工作格局。

在组织体系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坚持的是“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职能部门组织协调、社会各方积极参与的”工作格局[8]。可以将器官捐献宣教体系融入其中，建立党委全面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党委宣传、学工部门组织协调的领导机制，构建团委、思政理论课和基础医学的教学主管部门、附属医院、后勤管理、学生院系分工协作，各负其责的工作机制，形成内请相关教师、医务工作者、器官捐献协调员、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者，外聘红十字会、器官捐献中心及器官获取组织等相关机构人员、捐献志愿者和家属、已经接受器官移植的爱心人士等组成的宣教工作队伍，确保器官捐献宣教体系的有效推进。

在运行实施上，依托“大思政”的“课程育人”体系[9]，挖掘《医学伦理学》、《医事法学》等医学人文核心课程、《系统解剖学》、《局部解剖学》、《病理学》等医学基础课程、《内科学》、《外科学》等医学专业课程中蕴含的器官捐献知识和人文内涵，发挥“课程思政”育人作用；也可以开设专门的选修课程，普及器官捐献的医学知识、捐献意义、器官分配和捐献体系、流程等，强化健康伦理和生命、死亡教育，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借助“实践育人”体系[9]，整合校内外各类实践资源，成立专门的学生社团，招募“健康社会调研”、“捐献知识宣教”、“捐献志愿服务”等不同主题的社会实践项目，形成覆盖“校园—医院—社区”的宣传教育、医疗实践和帮扶捐献志愿者及家属的长效机制，教育引导学生在亲身参与中践行知行合一，树立人文情怀。

在保障体系上，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经费中为开展器官捐献宣传教育工作提供课程建设、队伍培训、科学研究、平台建设、实践活动等提供经费保障，将宣教工作开展情况和效果纳入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评价体制考核目标，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保障宣教体系的有序运行和育人效果的实现。

3.从“融媒体”发展视角推进医学院校器官捐献宣教体系的载体建设。“融媒体”是互联网时代，以“扬优”理念，整合各类媒介载体的人力、内容、宣传等要素，协同传统媒体和各类新媒体优势，建立的一种媒体发展形式，是党中央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重大战略部署[10]。

医学院校器官捐献宣教体系的构建同样需要阵地、平台、智力和资源等基本要素，但由于基础薄弱，可借助高校现有比较健全的宣传体系，抢抓“融媒体”机遇，探索传播新途径，构建器官捐献宣教的“全媒体”环境，营造良好的宣教氛围，服务器官捐献事业发展和医学人才培养。可以在校报上开辟专栏、策划专题形成器官捐献宣传的固定板块，充分利用板报、橱窗、走廊、墙壁等进行器官捐献理念的宣传，打造“墙壁文化”、“走廊文化”、“角落文化”；收集整理器官捐献中的典型事例，选树宣传先进典型人物，推广文学、影视剧等文艺作品，发挥校园广播站、校报校刊等学校宣传载体作用，实现捐献精神宣传的“时空全覆盖”；有效利用清明、冬至、缅怀捐献纪念日等，在校史馆、捐献纪念场馆、捐献接受站等重点文化基础设施开展形式多样的捐献纪念活动，涵育学生品行，引领社会风尚；运用三维动画、“互联网+”、快手、抖音、慕课等新技术、新平台，坚持移动优先原则，在学校官网、官微上开发小程序、APP 等，建立器官捐献志愿者的“大数据”和网络追思平台，将印在宣传册上的捐献知识、资料“立体化”、“互动化”，记载具有典型意义的“捐献”、“受捐”、帮扶捐献者及家属、学生实践活动等的全过程，搭建“超时空”学习对话平台，积极开展网络教育活动，丰富学生的媒体用户体验，实现宣教方式的“全媒体化”；面向学生招标器官捐献的相关科研课题、实践项目，开展辩论、演讲等精品文化项目，让医学生由被动地接受转变为主动地探究，实现器官捐献宣传载体在校园各类媒体上的融合和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