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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治话语的落地化表达与特点分析

2020-08-14田烨刘洋

声屏世界 2020年10期
关键词:决定

田烨 刘洋

摘要:政治话语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治国理念及执政方针,是国家政治生态环境和价值观的核心表达,如何通过政治话语表达使国家治理的各项功能得到充分释放成为当下的重大时代命题。文章一方面研究我国政治话语的落地化表达特征,同时探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我国政治话语体系所产生的影响,发现我国政治话语在表达中能够将经典理论与现代发展相融合,同时兼顾大众情感和专业精神。直面现实问题、具备国际视野,从人民核心立场和诉求出发,是《决定》对我国政治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政治话语 落地化表达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

课题项目:本论文为2019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风险社会视域下主流媒体新闻舆论公信力提升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9N015;2020年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风险社会视域下网络舆情治理的基本逻辑与规制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0Z241。

政治话语以政治交往活动为载体,具有传播政治观念、构建舆论导向、型塑公众心理等重要作用。政治话语还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态环境和核心价值观的核心表达,从根本上反映出一国的治国理念及执政方针。①步入新时代,我国经济构成形式多元、社会层级细分愈加明显、思想观念更为开化,在此社会场域中,用合理的政治话语表达彰显国家治理方略、实现动能最大化已经成为具有时代意义的重要命题。这一学术问题伴随着201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召开而日益被学界所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②此后,关于“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的问题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并出现了一定学科性、总体性的反思及建构尝试。

从政治话语的视角去分析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站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最新阐释,也是极具时代特点的国家政治话语权威性、感召力、亲民化的集大成者。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政治话语的落地化表达与特点分析

从微观层面去审视政治话语表达,我党中央全会发布的《决定》中的政治话语是全党智慧的最新成果,也是党统筹工作的纲要与核心,其战略要义可见一斑。故而,从《决定》中探究我国政治话语的表述风格,不失为认知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一个精准切入点。本文以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为研究蓝本,从下列几点对新时代我国政治话语呈现出的新特点进行解读。

一、我国政治学语意内涵日益丰满,经典理论本土化更为完善。《决定》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植中国大地,在现实的土壤中生根发芽,由我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浇灌而成的客观产物。既不是挪用西方也不是从他国移植嫁接。因而,沿用西方政治学的话语解析模式,不能严谨而准确地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脉络,也无法将理论、实践、历史与现实进行合理对照。

我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摸索与实践,赋予了诸如“政治、改革开放、民主协商、政党制度”等概念更为丰沛的语意内涵与外延。“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③构建中国政治话语,只有立足国情,体察本源,将我国的制度放在具有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体系中进行审视,将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创造,才有利于民众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培养。《决定》恰到好处地运用了带有显著中国气魄的话语来阐述我国制度建设中蕴含的普遍及特殊规律,例如 “枫桥经验”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将地方经验以专有词汇的模式引入党的中央全会报告,将中央鼓励基层改革创新、务实求索的态度展露无余。还有像“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制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等政治话语表达,都表现出在我国本土化语境中对民族交融、民族历史的体悟与顺应。

黑格尔曾说过:“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学习那此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④真正的自信不会妄自尊大,亦不会自说自话,而是立足现实,勇于开拓,从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汲取养分,以“引进来”的思路,加之本土化的凝练,形成既有显著民族特色,又具有海纳百川魄力的创新性表达。《决定》中就存在着大量从国外语言、论著和经典中吸取的精华,与我国的现实土壤相融合,与改革进程相适应,形成了语意内涵更为丰富的新理论、新概念、新表述。

二、话语表达兼顾落地化与专业性并重。政治话语如何更好地与大众话语相结合,兼顾学术特点是政治话语能否广泛传播、入耳入心的决定性基础。如果政治话语深奥晦涩,侧重于宏大叙事或者理论性表述,抑或学术气息过于浓郁、抽象都不利于普通民众的理解,很难引起共鸣,更无法使群众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因此,任何高深的理论最终要进行大众传播并被广泛接受,必须注重话语表达的落地化,将其变成能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的话语,先理解再认同,才能让群众产生行动自觉。

政治话语只有真正转化为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具体行动指南和纲领,其积极的意义才能得以体现。此次《决定》中的政治话语尤为注重落地化表达,将高深莫测的经典理论用贴合实际、浅显易懂的语言予以表达,符合普通群众的生活逻辑与认知水平。

首先,善用通俗话语借喻事物本质。“全国一盘棋”的阐述直观明了,用以表述全国统筹规划、共同发展的大局观念;“党指挥枪”确立了党对国家军队的决定领导;“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浅显明晰地阐述出人民民主的核心要义。

其次,善用修辞和比喻形成直观印象。“谋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用“公约数”“同心圆”这些人人熟知的具象化表述來比喻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理想形态。既直观豁达,又不失文采,达到了政治话语亲民化、落地化、形象化表达的初衷。

最后,善用艺术性的表达形式增强感染力。“越是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理解便能深刻记忆,变成口号,这是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⑤在《决定》中运用我国语言传统文化中惯用的大量四言格序,对仗工整,层层递进,用富于文采的表现形式增强了感染力,亦更为朗朗上口。

由此可见,政治话语不是曲高和寡,而是人民的、大众的、通俗的、明晰的表达,将高深专业的理论知识变成落地化强、便于理解和融会贯通的大众话语,才能入脑入心,成为人民群众看得懂、能感受、可记忆、变行动的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政治话语。

在兼顾了大众感知的基础上,《决定》研究的问题深切国家重点,专业性较强,还要能够使学者、业内人士觉得有内涵、有深度、够专业。因此,《决定》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十三个部分,如根本制度、重要制度、基本制度进行表述时,叙事风格严肃庄重,话语表达专业严谨,并注重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名词、新技术运用到提升综合治理能力及治理水平中来。

专业术语是通过凝练及高度概括,将普遍现象和问题中的内部联系、发展趋势及发展脉络等总结凝练后形成的话语。有其特定的系统性、合理性及科学指征。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用“沙漠中的布道者”这一形象,来比拟失去合理判断,不了解传播对象,形而上学式的空泛传播。因此,兼顾大众情感和专业精神,既有话语的温度与接地气,还要有高度凝练、数据说话及对事物发展的本质性阐释。由此可见,《决定》是一部汇集才智、博采众长的科学指南,也是我党最新的智慧结晶和执政经验的总结。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中提到“文件起草组逐条分析各方面所提意见和建议,力求做到能吸收的尽量吸收。”

三、话语表达凸显将马恩经典理论的继承与我国现代发展相融合。《决定》的话语表达从继承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精髓着手,立足国情,观照现实,是在全面了解历史沿革基础上的创新性传承。

一是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建构政治话语。在我党执政的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指导地位,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前提下,扎根人民的土壤,手握科学理论和马恩经典,解释及指导实践。

二是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建构政治话语。任何制度的生成都是根植于自己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受到传统文化深深的滋养才能够深入人心。因而,将鲜明的民族性和文化传统融入政治话语,符合人民群众的认知规律,用了“平民化”的思考模式。例如,“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这一阐释,就来源于我国文学典籍《礼记》中对于理想社会的描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同样来源于对《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合理化用,既有悠久文化历史的一脉相承,又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与发扬。如此的政治话语,既有文采,又深得人心。

三是继承了革命话语中强烈的动员色彩。在《决定》的政治话语表达中,没有简单地进行“去革命化”处理,而是正视革命的伟大征程,用富有时代特点的词汇和来解读我党伟大的革命历史征程,并且以革命精神指导实践,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导向,号召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诸如“工程”“战胜”“战斗力”“斗争”“攻坚”等带有强烈动员色彩的词汇被多次运用,表达了我党集中核心能量,推进社会建设的雄心壮志。

近年来,我国学界尝试将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作为学术研究与对外传播的重点领域,尝试跳出西方话语的限制,在内容、概念、规律等方面寻求创新,试图将我国的政治话语建构与现代化发展相结合。《决定》不论是在标题还是正文中,都高频次出现如“现代”“现代化”“科学”“系统”“体系”等富有现代发展特征的词汇,并且文风秉持了“短实新”的现代文风体例,与国家现代化发展需求相适应。

《决定》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此处将常用的指令化表述进行扭转,而是用解读的模式开展论述。用较大篇幅来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何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怎样实现党的领导,如何用制度来保证党的领导等。讲述的重心由“是什么”转向“为什么”,只有解决了根源问题,才能从根本上答疑解惑,才能真正用启发式的思维模式来调动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社会实践活动。

《决定》对我国政治话语体系建构的启示

一、政治话语要根植人民的土壤。语言是人类特有的沟通要素,更是传播知识,传递信息和思想表达的重要载体。政治话语既要实现语言要素和价值观念相统一,更要体现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即解决“为谁发声”“向谁说明”的核心问题。因而,根植人民群众的土壤,坚持以民为本,从人民群众的核心立场和诉求出发,是我国政治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要义。我国政治话语的本质特征是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政治话语只有跳出“说教”和“填鸭式”的藩篱,从经典理论出发,通过宣传、影响,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地向群众厘清概念,说明問题,才能提高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同时注重双边交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群众,你就来到了指挥的大课堂、语言的大课堂,我们的文件、讲话、文章就可以有的放矢。”⑥政治话语不应该是曲高和寡,而应该入脑入心,通俗易懂,情感真挚,形象生动。

二、政治话语应正视现实问题。马克思曾说过:“问题就是公开的、无谓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⑦政治话语正是在时代背景之下,表现并解决矛盾,以实现现实性建构为目的而诞生的。因此,无论是政治话语的表达主体,还是政治话语的具体指向,都以对时代的准确把握和社会形势的精准判断为依据。当前,我们正处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国内外局势纷繁多变,人民群众处于此种变局当中势必有许多疑惑和问题。政治话语应该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回答人民群众密切关注的问题,使政治话语在具备问题意识的同时兼具极强的指向性。在新的场域、新的国际生态中,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用具有智慧和温度的方式回应人民群众所关切的问题;通过与新思想、新情况、新技术、新知识的不断激荡碰撞,交汇融通,真实确切地把握现实发展中的核心矛盾与时代脉搏,走出书本的框框,向人民群众答疑解惑,揭示“真相”。

三、政治话语应具备国际视野。当今,世界交融互联,地球村的概念再不陌生,世界也是由各种各样的语言环境相互链接而构成的。中国要实现融入世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景愿,首先要实现政治话语从一国而迈向世界,从具有民族特质的“东方语种”变成能够被更广博空间所接纳的“全球语言”。因此,我国政治话语具备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情怀已经势在必行。积极吸纳世界文明的璀璨成果,不因循守旧,不故步自封,不盲目信奉,通过交流互鉴,将“民族性”与“世界性”更好的交融。在运用政治话语传达国家价值观,自塑国家形象时,要充分考虑西方群众的知识构成和认知水平,按照他们的思维习惯,找到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表达形式,从而减少误会,消除文化隔阂,增进价值共鸣及话语影响,力求向世界展示出一个真实、全面、立体的当代中国形象。

(作者单位:西安体育学院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责编:邵满春

注释:

①张胜利,丁晓强:《文风与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构建》,《深圳社会科学》,2019(1)。

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版。

③韦建桦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资本论》手稿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④苗力田:《黑格尔通信百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⑤韦建桦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⑥习近平:《努力克服不良文风  积极倡导优良文风》,《民主与科学》,2010(4)。

⑦[德]马克思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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