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顺林

摘要：自1998年作家陈忠实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后，其创作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便相继被改编成话剧、电影、电视剧等诸多题材，受到广泛而持久的关注，《白鹿原》俨然成为中国现当代经典文学作品跨媒介互动绕不开的经典研究范例。本文通过对小说、电影、电视剧版本的《白鹿原》进行对比分析，侧重研究作品中的代表人物，从改编策略、主旨意蕴两方面详细论述人物形象的特征呈现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手法，以期生发关于跨媒介传播语境下人物塑造改编方面的一些思考。

关键词：《白鹿原》;影视改编：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1207. 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 （2020） 09-0005-02

一、引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影视市场的繁荣与发展催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影视作品，其中不乏改编自中国文学领域的经典作品。同时，影视剧艺术与文学的联姻不仅给观众带来了非同凡响的视听感受，亦为经典文学作品广泛而迅速的传播开辟了捷径。从改编自莫言同名小说的电影《红高粱》-局拿下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到近年来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被改编成电视剧搬上大荧幕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新时代影视传播媒介的魅力可见一斑，《白鹿原》作为当代文坛炙手可热的经典文学作品自然也未能免俗。

二、《白鹿原》影視改编的现状分析

陈忠实历时六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气势恢宏地记叙了陕西渭河平原长达五十余年的历史变迁，映射、演绎了一段堪称“民族秘史”的动人心魄的农村历史生活图景。2004年，小说《白鹿原》由中国第六代导演王全安改编为同名电影。此后，2017年由申捷改编、刘进执导的电视剧《白鹿原》再度进入大众视野。无论是对影版抑或剧版《白鹿原》的评价始终存在着褒贬不一的声音，可见《白鹿原》的跨媒介传播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影版《白鹿原》相较原著和电视剧对人物的删减和对原著的二度创作都达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诸如原著中起建构价值体系的灵魂人物——代表文化精魂的朱先生以及象征革命理想的白灵一概弃之，漫长的叙事和厚重的文脉主题为电影中的情色奇观所代替，碎片化的叙事将史诗盛宴化作一席残羹冷炙。虽然电视剧改编版本的《白鹿原》一直以来被寄予厚望，但不可否认的是电视剧这种艺术形式，更适合表达类似情感以及人性等更具象化的元素，对于原著所表达的形而上的意味，显然是空洞、乏力的。①因此，剧版《白鹿原》在做到对小说故事情节的横向铺陈叙述以及保证人物形象塑造最大程度的忠实原著外，一度也陷入只注重文字表层的影像化呈现而未能准确把握原著核心质素的困境。

三、《白鹿原>中主要人物形象塑造对比研究

历史是小说创作的基础，小说创作是从文学的角度，以人为中心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和重新选择。②《白鹿原>作为具有史诗品格的经典文学作品在倾尽笔墨书写历史的同时塑造了大量鲜活的人物形象。因此，《白鹿原》的影视剧改编过程中对于书中数量众多且性格各异的人物的刻画问题成为艺术创作的核心部分。

（一）儒家传统的卫道士——白嘉轩

长篇小说《白鹿原》凝结民族历史于人物命运的书写之中，作者陈忠实笔下群像式的人物塑造均身兼民族历史的烙印与个性鲜明的特点。现实主义小说通常追求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对白嘉轩人物形象的刻画更透露出作者对典型人物自身文化人格的极力追求。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家传统的核心思想是“仁义”，纵观族长白嘉轩的一生，始终将“仁义”奉为圭臬，实不啻为白鹿原上传统纲常的代言人，是乡土文化中宗族权利的象征。

而影版《白鹿原》中信奉“仁义”的白嘉轩作为儒家传统文化的卫道士形象却未能得以彰显，除却在电影铺垫部分白嘉轩带领村民在祠堂诵读《乡约》外，原著中表现白嘉轩的仁义以及个人魅力的情节在电影中几乎被删减殆尽，片段式的影像一度将白嘉轩刻画成为单向度的负面形象，让观众误以为他只是一个一味维护封建文化的残酷掌刑者。

反观剧版《白鹿原》在白嘉轩人物精神内质的把握及性格形象的塑造方面颇有可圈可点之处，设计了更为充实的情节来使人物的血肉更加饱满，使其经历了从青涩到成熟再到有信念、有智慧的宗族权威守护者的转变。但剧版《白鹿原》通过合理化的改编情节使得白嘉轩人物形象更为丰盈的同时，消解了白嘉轩自觉恪守传统礼教文化所衍生出来的独立人格和神性光辉，人性中的复杂层面得以充分暴露，而无法企及原著中白嘉轩‘‘人格神”的境界。

（二）礼教迫害的局外人——田小娥

众所周知，田小娥是小说《白鹿原》中的一个反抗封建礼教、大胆追求“性”自由的叛逆女性形象，原著中描写田小娥冲击封建道德束缚、挑战封建男权的情节比比皆是：与黑娃偷情、勾引白孝文、羞辱鹿子霖乃至死后“冤魂附体”复仇白鹿原，田小娥终在身世浮沉的恐惧与无奈中选择自甘堕落、盲目复仇，逐步踏上异化、妖化的不归路，从最初的受害者演变成为施害者。行文处处流露出作家陈忠实对田小娥这一女性形象的复杂情感：既在批判亦在歌颂，既在鞭笞亦在挽悼。

影版《白鹿原》中的的田小娥毫无疑问成为叙事主线，电影淡化了田小娥作为郭举人养生“泡枣”工具的悲剧命运色彩，随黑娃在破窑中的生活也缺乏原著中“显示出一股争强好胜的居家过日月的气象”，电影还增加了白孝文与田小娥进城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情节。③将田小娥刻画成一个完全游离于男权社会边缘的欲望体，导致田小娥“神女”意味不足而“荡妇”形象有余。

相比影版《白鹿原>中无处不在的情色意味流露，剧版《白鹿原》塑造的田小娥其悲剧程度更甚于原著小说。电视剧通过大量改编情节强化田小娥身世、经历、结局的不幸和悲惨，诸如郭举人的性侮辱和肉体虐待、总乡约田福贤批斗“农协”成员及家属时在白鹿村民众面前扒下田小娥的裤子等。

此外，电视剧还为田小娥附着上淳朴善良、信仰祠堂祖先的传统美德色彩，实在与原著中具备反叛精神的田小娥形象相背离。人物性格复杂立体的一面消融在悲惨且善良的形象中，成为典型的苦难叙事，田小娥的抗争性也随之消解。原著中那个具有自然生命欲望的田小娥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悲惨、善良、对命运完全被动的世俗苦难女性。④

（三）宗法压抑的迷失者——白孝文

小说《白鹿原》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⑤毫无疑问，白孝文作为历来以“耕读传家久，读书济世长”的仁义白家的嫡长子自出生起便背负着白嘉轩的寄托和厚望。因此，白孝文一直被白嘉轩当作封建礼仪和道德规范的“模板”来培养，毫无选择的机会与选择的可能。与小说中的黑娃、鹿兆鹏相比，白孝文身上存在着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白孝文在长期封建纲常的压抑下对内心欲望的渴求和对诱惑的无力抵抗，从他初尝“性”果并因毫无节制的房事需要依靠长辈们的制止才有所收敛初露端倪。为白孝文顺理成章地与白鹿原上的“荡妇”田小娥有染以至于自甘堕落埋下伏笔，也为后来白孝文成为新政权的县长充分释放人性的欲望，捏造罪名枪杀黑娃寻出因由，白孝文的人性至此彻底扭曲和異化，足可见封建纲常在长期受宗法压抑下的白孝文身上也显得脆弱且不堪一击。

影版《白鹿原》显然将白孝文置于了次要地位，电影对白孝文该人物形象的塑造仅局限于成年后的白孝文与田小娥的偷情事发，轰然击溃白嘉轩自恃封建礼法正统的骄傲后，最终出走白鹿原，渐次沉沦，以至于卖身充军不了了之。并且原著中最富戏剧性也最具冲突性的白孝文归来部分电影却未作交代，因此，白孝文在压抑下的释放与反叛的完整人格心理在影版《白鹿原》中并未呈现，成了个半吊子式的扁平化人物形象。

剧版《白鹿原》则引入对白孝文性格演变的重新诠释，让观众更直观地了解白孝文人物性格的形成与流变。精神分析学根据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引证出男性与生俱来的“恋母弑父”情结，在剧版《白鹿原》中白孝文的身上得到充分的展现。⑥电视剧中的白孝文长期处于自我压抑的状态，解放人的本能欲求——性欲后的白孝文屡屡冲破道德礼法的禁制，动辄得咎。作为族长继承人渴求父亲白嘉轩认可的心理逐渐为施暴后的反叛、冲动和攻击的倾向所吞噬，最终酿成白孝文“因果报应”式的命运悲剧。

四、结语

大众传媒迅速发展的文化背景下，影视改编以其受众面广、传播范围大的特点在跨媒介传播领域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现当代经典文学作品或许并不缺乏，但文学作品与影视改编之间的良性互动却不容乐观，类似小说《白鹿原》在影视改编过程中难以平衡“忠实于原著”与“二度创新创作”两者关系的跨媒介传播作品不在少数。

相比之下，影版《白鹿原》侧重于“改”，使得原本完整的故事情节架构变得支离破碎，甚至一度背离原著精神。而剧版《白鹿原》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更强调“编”，不仅在情节编写方面尽力迎合主流革命叙事以符合现代观众和审查机构的预期外，还对原著的精神意蕴进行积极重构以彰显革命话语的正确性，令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白鹿原》体现出的神性、诗性、史性有所消融。我们希冀经典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能尽量在不减损原著艺术价值、不伤及原著的灵魂精髓的基础上，对故事情节的删减、人物形象的塑造进行合理的二度创作，充分杂糅文学作品的精神价值与影视艺术的视听魅力，促进文学与影视艺术的共同发展，提升现代文化语境下的艺术审美体验。

注释：

①贝西西，文学经典改编的难度——以《白鹿原》为例[J].长江文艺评论，2017 （04）.

②罗倩.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白鹿原》[J].长安学刊，2015 （02）.

③赵洁，回避欲望的“荡妇”书写——辨析电视剧《白鹿原》中田小娥形象的改编[J].艺术广角，2018 （04）.

④李茜.《白鹿原》影视剧改编研究[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9.

⑤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⑥穆琳.压抑与抗衡——对《白鹿原》中白孝文俄狄浦斯情结分析[J].戏剧之家，2014 （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