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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权”理论视角下政府与基层体育社会组织互动关系的创新

2020-08-13杨远波陈丛刊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0年8期
关键词:基层体育

杨远波,陈丛刊

(西南财经大学体育与经济管理研究中心,四川成都611130)

体育社会组织建设被列为《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九大工程之一,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体育社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迈向体育强国的伟大征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并发挥体育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快推进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入新时代,我国体育社会组织发展迅速:2012—2017年体育社会组织数量由2.3万个增长至4.8万个,年均增幅超过10%[1];组织的种类快速扩展,功能不断丰富,管理逐步规范,作用日益凸显,尤其是各类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兴起,既满足了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又拓展了体育发展的广度与深度。据统计,我国县级体育社会组织数量占总量的70%以上[2],大量未注册登记的基层体育组织(如健身活动站点等)约有200万~270万个[3]。《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4]指出,“加强对基层文化体育组织的指导服务,重点培育发展在基层开展体育活动的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鼓励基层文化体育组织依法依规进行登记”,明确了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在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中的功能定位。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达到6 500~7 000美元时,体育健身需求进入快车道[5]。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1.03万美元,体育作为美好生活需求的必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时代共识。群众体育需求的增长必然促进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这既是发达国家大众体育发展的基本规律,也在新时代我国体育发展实践中得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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