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秀英

(广东金融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广州 510521)

一、问题提出

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国际竞争形势下，加快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是我国增强国际竞争力、提升全球话语权的重要方向。以往的研究较多地探讨了网络治理(Kano，2018)[1]、技术互补性(Del and Rungi，2017)[2]等“市场特定优势”或“企业特定优势”因素对驱动地区或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作用。但是由于全球价值链演化根植于母国的经济、社会和体制之中，如果企业罔顾母国优势，而仅将其重心放在东道国市场中，那么这种经营战略显然存在缺陷。国际经验表明，在现实中如果缺乏完善的母国政策支撑体系以及全球治理参与能力不强，那么企业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或海外经营活动中更容易陷入各种困境。因此，随着部分国家或经济体综合实力的增强，其在国际经济社会中各方面的渗透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强，将会有更多研究关注某个国家的全球治理参与能力对企业国际化经营活动的影响。Porter (1998)[3]较早提出了钻石模型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框架解释特定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力来源。基于此，有研究认为，与企业战略相似，国家也会为提升其国际市场份额而彼此竞争，并间接促进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Smit，2010)[4]。其中，McGahan和Victer(2010)[5]认为，母国因素对企业盈利能力具有重要影响。在国际化经营中，跨国公司可能会面临国际竞争加剧的困难，但是通过母国全球治理经验和能力增强机制，跨国公司能够从更大范围或来源整合与部署其独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