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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中期八旗官学生的遴选变化刍议*

2020-08-13刘文庆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年4期
关键词:官学八旗子弟

郭 蕊,刘文庆

(鲁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1)

清定鼎之初就非常重视八旗教育,其教育主要机构八旗官学经太宗年间胡贡明提议[1],李若琳上书[2]后,经政府议定,终于在顺治二年通过国子监祭酒薛如蕴奏请[3]913最终设立。八旗官学是为了培养优秀人才而设立的,官学生是清代官员主要的来源方式之一,那么如何遴选合格的八旗生员进入官学学习就成为建设官学首要解决的问题。学界对于八旗官学生选拔问题的专项研究出现的较晚,至今也没有专门的论著出版,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有涉及官学生教育的论文发表。主要是从官学生的教育方式和学校设置等方面进行论述,例如《清代八旗子弟的学校教育》[3]重点介绍的是八旗子弟的各种学校教育方式,杜家骥先生的《努尔哈赤时期满族文化与教育初探》[4]写作重点是清军入关前的满族教育。有学者亦从特定时期和特定范围的官学教育内容入手探讨八旗官学的建立和完善过程,白新良教授的《顺康雍时期八旗教育述评》[5]是专对顺康雍三朝的八旗教育进行了一个简要的述评,还有《清代京师八旗官学教育研究》[6]和《顺康雍时期的八旗官学》[7]等论文也只是或多或少的对于八旗官学的建立和管理进行论述,涉及到的方面较多集中于官学生教学内容、机构的设置和对教习与学生的管理,但对于官学生选拔标准是如何确立的,期间又发生了哪些变化的研究归纳相对较少。故本文拟在整理和分析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前人得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试对清前中期八旗官学生遴选制度的变化进行进一步的梳理。

一、 遴选的变化

清前中期是八旗官学制度的草创阶段,在顺康雍时期八旗官学生遴选制度都进行过数次的完善,主要集中在生员数额的反复确定和生源范围的调整和扩大。八旗官学生一般是由通过重重考验的十八岁以下、“聪明俊秀”且“资质堪以造就者”“由各旗都统选择,咨送到监,助教等带领上堂,呈验挑取”[8]。实际上最后能成为定制的遴选标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从顺治二年正式建设官学开始,官学生的人数规模和生源范围都会根据不同时期的统治需要做出过反复的调试,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基础维护朝政秩序,尤其重视对满蒙生员和汉旗生员的挑选。

(一) 规模的增减

顺治初年由于是刚刚建立清王朝,南明政权也还未彻底消灭,汉人反清复明的呼声遍布全国,社会整体氛围是动荡不安的。虽然满人武力讨伐与镇压的能力是相当可观的,但是满人子弟对于文治天下却可以说是毫无经验可谈。为了能够尽快的稳定政权维护统治,就需要加快八旗子弟学习汉文化知识能力的培养。故最开始官学生是只挑选满洲子弟入官学读书,令教习勤加考核,并没有太多的提及汉军和蒙古子弟。

随着统治局势的稍许稳定,为尽可能快地统治已归附的汉地和汉人,满人自然就需要消除满汉之间的语言障碍,为加快满人对于汉语的学习和掌握,顺治皇帝便增加了官学生数额并强调了对于汉语的学习“每佐领止取一名,以十名习汉书,余习满书。”但因为“得就学者无多”,[9]于是顺治二年九月下令“增加官学生额,先是每牛录各取官学生一名……至是礼部奏请增额,命每牛录增取。”[3]913等到了顺治十一年时录取人数又发生了变化,重新恢复了最初的每佐领止取一人的旧例。

待顺治十三年时又因恩准满洲、蒙古三品等官以上可以荫一子入监,生源有了荫生这一新的补充途径,所以下令满蒙仍照前例每佐领下只留一人。再加上汉军学生内外兼需之故,于是在“每佐领下一人外再添一人,其考试生员、举人、进士,及部院衙门选用”[3]914。又由于蒙古学生出缺较少的特性,次年礼部又上书称蒙古官学生补用较少“应合两牛录出一人读书”,汉军每牛录可出两人读书,也可照满洲例每牛录出一人即可。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发现,如此缩减官学生名额不太适用于愈加繁忙的政务处理,顺治十八年再次更新录用的数额,谕“满洲、汉军每佐领下,各增官学生一名,共送子弟二人,一习满书,一习汉书”。

时至康熙年间,官学生的挑选录取数量又发生了变化。康熙十一年又下令酌减八旗官学生的额数,“礼部议准,满洲、汉军学生每佐领下存一人”[10]178。又因为蒙古学生补用名额不多出缺又少,再加上还有荫生、监生二者可补官缺,所以官学生补用甚难,故“奉旨裁减,每二佐领下合留一人”[3]915。雍正元年司业博礼奏称,官学生不可滥取,所以他建议在一佐领下,不许瞻徇情面无论身份出身,选择一名资性颖秀可以读书上进的学生,由该参领、佐领保送至国子监肄业[3]916。

(二) 范围的变化

在顺治二年八旗官学制度始设时,规定“不论文武官子弟,由各佐领选择移送国子监”[10]177,这时官学生遴选是不限制生员的文武出身的,到十八年又变成“止于武员及甲兵等子弟开送,文官子弟,不许开送”的规定。康熙九年考虑到“官学生俱系部院衙门录用,关系紧要”[3]914这一原因,特命八旗官学生不论是文官还是武官子弟皆可由本佐领送监补用。生员范围选择从不限文武官员子弟出身变为只允许武员子弟开送,后来又变回了无论文武子弟都可咨送到监。

顺治十一年规定是“学生无成者各归佐领,仍于本佐领下选择顶补。”[10]康熙年间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生员选拔的范围“右圣祖实录:康熙十六年题准,官学生以生员、俊秀选补,如本佐领下无生员、俊秀,方选补闲散人。”[3]915待到雍正五年时,又重新制定了八旗官学生的选择标准:“凡选择官学生,不拘门第,务择聪明俊秀子弟……八旗每佐领必选一人……缺出通在一旗选择不拘。佐领申送本旗都统验看,交国子监当堂挑取。”[10]178选拔范围由原来的以佐领为单位扩展到以旗为单位,此举更有利于选拔到真正聪明俊秀一心向学的子弟,“庶学生皆得秀良,不致混行申送。”[3]917而且将选拔范围放宽到一般的八旗子弟,使得更多的普通子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雍正皇帝对于贫苦的八旗子弟也予以一定的重视,雍正十年特命八旗汉军中记名旧家子弟无力延师者也可得入官学学习“左翼二十一人,右翼十一人,每人月给银二两。令其各就本旗官学读清汉书。”[11]此举使得贫困子弟也有了进入官学学习的机会,也是拉拢汉旗子弟的一种有效手段。

二、 变化的原因

从满族兴起到统一东北,从成功入关到一统中国,满人以武功定天下,也由此深知“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所以早在清军入关之前,太祖、太宗就已经意识到了教育八旗子弟的重要性,把教育看做是培养八旗子弟忠君亲上思想的重要途径。“朕令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所以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实有赖焉。”[12]统治者既然已经体会到了教育的重要性,那为了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好教育的作用,如何挑选合适的八旗子弟进入官学接受教育就是一件十分值得斟酌的事。

(一)满族人才的培养

由于满族政权崛起于荒蛮之地,社会意识形态较为原始,民族文化整体氛围都较为落后,“诸贝勒、大臣有溺爱子弟,不令就学”,众贝勒和大臣们都比较轻视满族子弟对汉文化知识的学习,认为即使不读书识字也不会耽误带兵打仗,“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12]为了改正这一落后观点,尽可能快地培养出文武兼备的人才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统治者才会尤为注重满族生员的遴选,尽可能挑取那些文化素养较好,能较快掌握汉文化知识学习的“俊秀子弟”。

清军成功入关后,皇帝为巩固对全国的统治自然首选是任用满族官员处理政务,但当时管理国家的八旗文职人员缺口较大,因此向地方派遣官员也只能选用汉人,“从前满洲之未用府县者,人数不多,仅足敷京员之用。”[13]满人是首先安排在京畿内廷中的。再者“且满洲人数本少。今祗将中外紧要之缺补用。已足办理。若参将以下之员弁、悉将满洲补用。则人数不敷。势必有员缺而无补授之人。”[14]由此可见,满族人才的缺失和不足是满族统治者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统治者才会下旨挑选部分满族官员子弟进入官学接受教育,尽快地培养出能够处理中央和地方事务的优秀人才。

官学生的遴选会在文员和武官子弟之间数次摇摆调整也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在官学设立之初,由于统治者首要想法是尽可能大范围的挑选生员,尽快的把他们培养成合格优秀的统治助力,所以会下令不论文武官子弟都可参加挑选。但随着官学影响的进一步扩大,统治者发现在部分八旗子弟尤其是满族子弟中开始出现重文轻武的现象,这与“八旗以骑射为本,右武左文”[15]这一立国传统大相径庭,“我朝崇尚本务,宗室子弟俱讲究清文,精通骑射。诚恐学习汉文,流于汉人浮靡之习。”[16]于是又变成只许武官及兵甲子弟方可开送八旗生员,以此来重申“国语骑射”的国策。待到“圣祖平定三藩之后,与民休息,拔擢廉吏……治理蒸蒸,于斯为盛。”[17]政局逐渐稳定后自然政务也会逐渐繁忙,各部院衙门都需要足量的人才来处理政务,所以规定又转变为不论文武官员都可以由本佐领送监补用。

(二)均衡蒙汉的占比

关于蒙古官学生名额频繁增减也是有多方面因素导致的。首先蒙古人相较满人更是不擅于学习汉文化,生员数额也经常波动,最终得以录取的人数也是满蒙汉中最少的。根据《八旗通志·卷四十六·学校志一》中若干年录取八旗生员的名单记载,无论是在康熙三十六年、雍正元年、雍正七年还是雍正九年、雍正十三年,蒙古生员总是满蒙汉录取生员中最少的,一般只占当年总录取数的二十分之一甚至三十分之一,具体数据变化参见表1。再者蒙古学生“补用之路合计不过数缺,或数年方出一缺,又有荫生、监生间补,官学生补用甚难。”[18]出缺少,补用多,官学生的出路不多,所以蒙古官学生的数额一直都是少于满洲旗和汉军旗。

表1 顺天府若干年选拔满蒙汉贡生数量[3]

对于汉军官学生名额的增设原因也是十分现实的。首先,汉族占统治基数的绝大部分,增加官学生名额有利于拉拢汉族官僚稳定朝政。其次,汉人由于重视教育的传统观念的影响,自身文化素质远远领先于满蒙少数民族,跟满蒙子弟相比更容易培养成才。他们成为下级官吏补充的重要来源,所以对于汉军生员的数额也是数次调整,整体呈现上升变化的情况。

三、 产生的影响

八旗官学生遴选制度的反复调整和完善,是维护统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因为八旗官学生生源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了未来官员素质的高低,因此官学要想能够为维护统治提供大量文武兼备的人才,就必须要注重对各旗生员质量的控制。这样才能挑选出真正聪敏好学的优秀子弟进入官学学习,使得更多的八旗子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也能习染更多的八旗子弟开始学习汉族文化,使他们开始能积极吸收汉族优秀文化成果,提高了旗人的整体文化素质。如“班第,博尔济吉特氏,蒙古镶黄旗人”,他在康熙年间自官学生出仕,累计五迁,雍正初年授内阁中书[19]。“阿思哈,萨克达氏,满洲正黄旗人”从官学生考授至内阁中书,累迁刑部郎中,最后充任军机处章京。[20]“靳辅,字紫垣,汉军镶黄旗人”,他于顺治九年,以官学生考授国史馆编修,后来改任内阁中书,最终迁至兵部员外郎。[21]“尚维升,汉军镶蓝旗”,他是平南王尚可喜的四世孙,自官学生授銮仪卫整仪尉,历经五迁成为广西右江镇总兵。[22]这几个事例都能体现遴选优秀生员的重要性和实用性,历经层层挑选后的各旗生员在经过系统详尽的官学教学踏上仕途后,无论是在地方还是中央都有很好的发展。遴选制度的一次次完善有助于八旗官学向各部院衙门及地方行政单位输送新鲜血液,此举能最大化的将优秀人才应用到日常政务处理中,可以提升各机构处理公务的速度和效率。

对于满蒙汉生员数额的反复调整,能使各民族的官学生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民族特色和长处,“官学生肄业以十年为率,三年内讲诵经书,监臣考验,择材资聪颖有志力学者,归汉文班;年长愿学翻译者,归满文班。”[17]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加速了满蒙汉民族文化鸿沟的合拢。调整各旗生员的数量也是协调均衡满蒙汉各旗势力的有效措施,重视强调对满族子弟的培养是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所必需的治国方针,增加汉军旗生员数额是为了能更好的拉拢汉族官员,使他们能死心塌地地为满族统治者出谋划策,同时也没忽视对蒙古子弟的培养,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稳定统治基础和秩序。

八旗官学自顺治二年设立,直至德宗“八年壬午六月丁巳,命整顿八旗官学”[23]还在持续运作,前后共历时二百余年。它能持续不断地为清廷提供所需要的人才,这就得益于遴选制度制订的合理性和时效性。清前中期的顺康雍三朝极大地影响了八旗官学生遴选制度的发展脉络,奠定了官学生遴选规定的雏形,为八旗官学制度的良好发展与运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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