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金帆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福建 福州 350007)

1 引 言

2019年9月30日，国际图联(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IFLA)通过官方网站向全球公布了2019—2024年战略框架文件。该文件于2019年4月12日经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核准通过，在阐述框架文件制定背景、制定过程的基础上，指明了IFLA在未来5年的愿景与使命，提出了具体的行动号召。这份文件提出4个战略方向，用16个关键倡议打造了一个完整的发展框架，引起了业界的极大关注。

图书馆战略规划是以图书馆内外环境为根据，确立图书馆发展目标与措施的战略性部署，对图书馆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比照这一概念，IFLA战略规划是以全球图书馆界大环境为根据，确立愿景、使命等相关因素的战略性部署，是对全球图书馆的近期发展起指导性作用的纲领性文件。自1998年起，IFLA先后发布了多次战略计划[2]，这一持续性周期性的工作对推动IFLA在全球的影响力而言，意义深远。《国际图联战略框架(2019—2024)》(以下简称《战略框架》)的发布，彰显了IFLA在未来进一步发展全球化服务的信心和决心。本文通过解读这一正式文件，将其与前期战略计划进行对比，分析变化原因，挖掘发展趋势，以期为我国图书馆界的建设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2 《战略框架》的特点

2.1 按时制定，定期发布，实用性强

IFLA早在1998年就开始在年报中体现战略规划的专门内容，其下各个委员会也有编撰战略规划的传统，如目录委员会在2004年8月发布的《IFLA目录委员会战略规划2004—2005》等。2006年8月起，IFLA正式以独立文件的形式发布《战略规划2006—2009》，至今一共制定了5个阶段的发展战略规划[2]。这些战略规划以愿景和使命为出发点，从图书馆的定位着手，强调挖掘图书馆的功能性，着重描述未来发展趋势。有些规划的制定时间重叠，有些规划在中期发布了修订版，也体现了其特有的补充性。

2.2 体例完整，格式稳定，继承性强

从宏观上看，战略规划文件结构始终保持相对一致，涵盖4大要素，以愿景开篇，以战略方向和具体做法收尾，从全面统筹推进到具体执行。其中，所占篇幅最大、最核心的内容是战略方向，最具延续性的内容是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是对主观所持有的价值取向、观念态度的高度总结和集中表达。从社会发展的理论来说，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观决定了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走什么样的道路，做什么样的选择。而对于一项事业、一种类型的工作而言，核心价值观是就指这项工作做什么、怎么做，什么是底线、什么是原则。图书馆核心价值观意指图书馆界对于自己的责任或使命的一种系统的说明[3]，是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是一种客观存在[4]，一旦演化到位，形成体系，不会随意改动。因此，《战略框架》中对价值观的阐述和《IFLA战略规划2016—2021》乃至更早的规划中的阐述基本一致。

2.3 强调行动实践，强调共建共享，强调目标分解

IFLA战略规划始终坚守互联共建，合作共赢。以《战略框架》为例，在提出愿景和使命的基础上，对全球图书馆界提出了行动号召。同时，4个战略方向及细化的16个关键倡议共同搭建了一个全球化的框架体系，助力数百万人的行动。这些行动同时也促成了图书馆界实现其愿景。

3 《战略框架》内容解读

3.1 文件结构上出现新的表达方式

宏观上，文件结构保持了一致，微观上文件在表达方式、遣词造句上有所不同，如以“Our Vision”取代了“Vision”，以“Our Mission”取代了“Introduction”，以“Our Values”取代了“Core Values”等；新增“A Call To Action(行动号召)”，总领4个战略方向。总体上表现得更有可读性，更有号召力，更具实践指导意义。《战略框架》的结构详见图1。

图1 《国际图联战略框架(2019—2024)》结构图

3.2 在战略愿景上提升高度，表达态度

在《IFLA战略规划2016—2021》中，对战略愿景作出如下表述：“国际图联为全世界图书馆与信息机构所信赖。我们致力于让所有人获取信息、知识与文化，为社会注入自主权和灵感，从而支持发展、学习、创造性和创新活动”[5]。

《战略框架》中，将战略愿景陈述为“建立一个强大、联合的图书馆界，助力信息互通的文明参与型社会”。对战略愿景的表述有如下变化：其一，IFLA自身的定位从被信赖提升为“建立一个强大、联合的图书馆界”，从辅助者提升为创建者，其在主导性、主动性上的提升显而易见，令人激越。“强大(Strong)”一词的明确提出，与这个词语本身一样，充满了强烈的色彩。在正式文件中，如此表述并不常见，这充分体现出了IFLA的信心和决心。同时，这一愿景也被放在整个《战略框架》的封面，可见其重要程度。其二，信息的流动从单向获取提升为信息互通，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维，从IFLA主导到互联互通模式。第三次信息浪潮带来的信息红利早已消退，IFLA采取互联互通这一新的模式，致力于通过深入挖掘信息内核，消弭信息获取能力差距，从而实现消除文盲。信息获取能力差距从信息源来讲，实质是信息之间的时差、阶差、地区差。打通阻塞信息流通的要害关节，建设平衡的、流动的信息生态系统，从这个角度来说，IFLA一直在努力，但还任重道远。此次创造性地从全球化的高度去阐释图书馆工作的内涵，驱动共建共享，助力信息自由，是重要的一笔。其三，知识、文化、自主权和灵感等具体的创造性和创新活动被抽象的“文明参与型社会”一词高度概括。

整个愿景的表述有深度却简明凝练，高屋建瓴，奠定了全文的基调。它的提出是全文重中之重，也是这一里程碑式文件中的点睛之笔。

3.3 核心价值观上坚守初心

《战略框架》对核心价值观作出的4条说明，分别是：认可并坚持《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内容；相信个人、社区和组织需要平等地获取信息；保障并承诺信息的公平获取；尽力消除信息不对等[6]。可以看出，IFLA始终坚持的就是更广泛的公平与更深层次的自由，这一点不仅在一脉相承的核心价值观表述中体现，也可以在IFLA近年持续发力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项目中，见之真章。2015—2016年，国际图联持续发布相关法规、在线文档等，推广信息获取最佳实践经验模式，强调在专业发展培训中，将图书馆发展与国家发展议程相连接[7]。

3.4 战略方向上突破显著

战略方向在《战略框架》以及以往的文件中均占极大篇幅。作为文件的主要内容之一，《战略框架》提出的4个战略方向是：强化全球的话语权；激发并提升专业实践；连接并壮大业界；优化我们的组织。

战略方向“强化全球的话语权”的提出，从社区到全球，是此次战略方向的最根本、最重大转变。相较于之前文件，图书馆不再停留在社区里，不再单纯地以现代社会的需求为中心来开展工作，而是立足全球，放眼世界，提升可见度和影响力。

在这一战略方向中，IFLA明确提出了图书馆发展的几个关键内涵：1)继续推动可持续发展；2)继续推动形成有利于图书馆的法律、指南和项目；3)继续扩大国际影响力；4)继续深化对国家和区域级优先领域的投入，其中优先领域包括识字、学习、阅读、创新、知识获取和文化遗产。优先领域(PRIORITY AREA)这一概念也首次出现的IFLA战略规划类文件中；5)推动宣传，形成公众舆论。其中，继续推动可持续发展，可谓是重中之重。回溯前文，《IFLA战略规划2016—2021》以建立长期可持续的信息环境为战略方向、以推广平等的版权框架为途径，以期通过影响互联网的治理从而推动信息和知识的公平获取。而《战略框架》则是提出从财务连续性、组织稳定性、人员协作性、活动多样性、交流创新性上发挥作用，以优化图书馆组织为切入点，从而务实可行地为长期工作做好准备。毫无疑问，《战略框架》已经到达一个更高的层次，通过更立体全面的维度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可持续发展不再是信息环境里的单一话题，而是在全球都具有可见度的工作主题。

4 《战略框架》发布的重要意义

作为隶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性联盟机构，IFLA长期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为推动图书馆成为信息、教育、研究、文化和社会参与的主要提供者，长期致力于向联合国各成员国介绍、强化图书馆在社会中所承担的关键角色，长期于致力于发布各类国际趋势报告，并开发和更新国际图联各项标准和准则。

《战略框架》的发布是“IFLA全球愿景”项目(the IFLA Global Vision)的重要成果，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战略框架》将助力IFLA进一步提升在全球的话语权，提升在联合国中的影响力。《战略框架》指出，IFLA拥有“连接全球图书馆界的能力”，一系列大力推进国际化的战略举措，也彰显出IFLA日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的显著作用。

同时，基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IFLA坚持立足全球视野，强化可持续发展目标，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明确了具体的做法，强化了有效的战略措施，使得倡议和行动围绕核心目标在同一框架体系内，更具有可操作性。从倡议到号召，从呼喊到行动，从站上舞台到走到舞台的中央，IFLA《战略框架》的发布令人振奋。

5 《战略框架》揭示的图书馆未来发展趋势

5.1 从单一中心向多中心转化

长期以来，图书馆始终强调以用户为中心，实际上，一个良好的图书馆生态系统应该是共生共长的状态，每一个参与者都很重要，都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战略框架》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战略框架》强调全球的“密切协作”，强调要“促进多样化”。由190多个国家的数万名图书馆与信息工作者参与的“全球愿景”项目为《战略框架》提供能量和指引，显著提升了《战略框架》的全球影响力和全球适应性，使其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全球化的行动指南。

5.2 打破壁垒，共建共享知识社区

《战略框架》认为，IFLA是图书馆界对话和行动的中心，是信息互联且行动一致的马达，对图书馆界的服务起全球性催化剂的作用。实际上，IFLA提供的远不仅是一个框架、一个方案，要建设的是一个虚拟的全球化社区。在这里，每个参与者都可以通过虚拟的网络交流、共享知识，从而实现打破信息屏障。每个参与者都可以评估获取到的知识，整个全球化社区是动态的、不断更新的。

5.3 妥善处理版权、技术、资源之间的关系

版权问题是数字资源在传播、使用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难题。长期以来，在版权合理使用问题上，IFLA始终立场鲜明。近年来，IFLA通过执行《自由获取信息及言论自由计划》《IFLA保存与保护计划》，始终大力强调公民信息公平获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版权不应该成为数字资源发展的瓶颈，而应该成为助推器。只有搭建高效的专业架构，妥善处理好版权、技术与资源之间的关系，不断磨合矛盾，才能实现共赢。在这一点上，2018年起备受全球瞩目的区块链技术或许可以带来新的思路。在版权问题上，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解决方案将每一个数字资源的每一个拷贝视为一个独立的区块链节点，通过智能共享协议链接，可以计算每个拷贝被使用的次数，从而实现对版权所有者收入的准确计算，同时区块链技术的安全性保证了用户记录的私密性不会被泄露。它可以用于为图书馆和数据中心建立一个增强的元数据系统，用于跟踪数字优先销售权和所有权，用于连接图书馆和大学网络，甚至用于支持基于社区的借阅和技能共享项目[8]。

有理由相信，在这一个战略框架时间区内，在IFLA和图书馆界的共同努力下，版权问题会有一个显著的进展。

6 给我国高校图书馆实际工作带来的启示

6.1 将用户视为重要参与者

高校图书馆的用户是在校师生。要想更好地做好工作，不仅要满足其信息需求，更应该要将其吸收进图书馆这个有机体中，共建共享校园知识社区。要提升用户参与度，绝不是简单地听取用户反馈，由用户荐书这么简单，更应该创造一个师生用户共同参与的平台，互相链接，动态合作，通过面对面联络或是虚拟网络联系彼此，从而实现高校图书馆在校园内的壮大。图书馆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多参与馆内管理、建设的实践机会，让用户评估图书馆的各项工作，从而成为图书馆发展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6.2 打造“轻资源、重营销”的文献信息资源流通环境

“轻资源”指的是减少不必要的文献信息资源占有，将文献信息资源占有转变为文献信息资源获取，重视多渠道开发，将“有什么资源”转变为“能为用户找到什么资源”。轻资源的策略能够帮助图书馆做到“四减”，即减少空间占有，减少资源购置费用，减少在文献信息资源调配处置过程中的人力物力，减少不必要的浪费。轻资源能够将空间还于用户，能将有限的购书经费花在文献资源体系建设的重点上，能将馆员的工作重点从传统的借还服务向学科服务和阅读推广等转移，确保提供的都是用户需要的资源，真正有效提高文献信息资源的利用率。

“重营销”指的是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提升师生用户的使用体验，提高已购买文献信息资源的利用率上来。重视方法，重视细节，重视交流，要改变图书馆员既有的刻板印象，成为用户的阅读伙伴，甚至可以通过一些泛娱乐化的手段来增加用户黏性，提高在校园图书工作中的存在感。

6.3 进一步优化馆员构成

图书馆的工作都是由馆员来完成的，馆员的构成、知识背景等个性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图书馆决策的实际完成度。馆员是与师生用户交流的直接执行者，是图书馆的科学决策传递到师生用户的最后一站。馆员的稳定性与多样化至关重要。稳定性指的是图书馆坚持的初心“传承文化、服务创新”不能变也不能丢，在传帮带的过程中要重视对年轻馆员奉献精神的培育，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力。多样化指的是馆员学科背景、区域背景等构成应当多样化。多样化的机构组成是对变革与创新的最大鼓励，能使高校图书馆的各项工作更有活力、更有吸引力、更接地气。

6.4 建立多元联系，推动联盟发展

高校图书馆应该重视加入专业组织和合作联盟，通过开发上下游的合作伙伴，与新的专业资源领域建立有效联系，并继续引导师生用户参与开放格式，内部开发或委托开发适用于高校图书馆语境环境的软件，尽量将其转化为开源软件[9]，以供联盟效应时采用。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hina Academic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ystem，CALIS)成立于1998年。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hina Academic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Library，CASHL)启动于2004年。在全国性图书馆联盟的带动之下，区域性图书馆联盟也相继建立，如1997年成立的江苏省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JALIS)、2004年成立的天津高等教育文献信息中心(TALIS)，2007年成立的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体系(BALIS)等[10]。近年来，行业性的高校图书馆联盟纷纷启动，如成立于2009年成立的全国旅游院校图书馆联盟、2011年的全国师范院校图书馆联盟等。随着全国高等院校建设的不断推进，许多其他类型的高校图书馆联盟相继建立，如成立于2017年的全国首个区域性专业性“双一流”大学建设协作平台——四川省“双一流”大学图书馆建设联盟、成立于2018年的智慧图书馆协同创新联盟等。通过联盟，高校图书馆从“单兵作战”转变为“联合作战”，共建共享、分工合作的机制集中了资源、整合了服务、积累了经验、提升了图书馆的文献保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