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霖霖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8)

道武帝拓跋珪是北魏的建立者，他在位期间致力改变鲜卑族长期以来的“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相交织的权力继承模式，实现皇位的父子相承和平稳过渡，并为此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其晚年却仍出现了长子拓跋嗣和次子拓跋绍之间的战争。关于道武帝晚年皇位争夺战，以往学者大都将其与“离散部落”“子贵母死”制度相联系，[1]但若细致分析可以发现，该战争与鲜卑旧俗也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一、皇位继承战爆发的原因

东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拓跋部建立起了部落联盟，后又在部落联盟基础上建立了代国政权。但不久代国就在十六国的混战中为前秦所灭，代王拓跋什翼犍的长孙拓跋珪收集拓跋部残余势力，在其母亲贺氏和贺兰部的帮助和支持下继任部帅，后又于登国元年(公元386年)称代王，恢复代国政权。皇始元年(公元396年)拓跋珪称帝，改国号为魏，世称北魏。

拓跋珪建国后着力于稳固内外政局。为了巩固与原部落联盟中部落的关系，他与这些部落缔结了联姻关系，这些来自加盟部落的女子与道武帝所生的儿子就成为皇位的有力竞争者。在道武帝10个儿子中，母族背景清晰者共有6位，包括“宣穆刘皇后生明元皇帝，贺夫人生清河王绍，大王夫人生阳平王熙，王夫人生河南王曜……段夫人生广平王连、京兆王黎。”[3](P389)其中宣穆皇后刘氏来自独孤部，贺夫人来自贺兰部，大王夫人和王夫人均来自乌桓王氏家族，而段夫人则出自鲜卑段部，这四个部落或家族就成为道武帝子争夺皇位的依靠。有如此多的儿子可以继任，道武帝自然想要通过“父死子继”的方式实现皇位传承。

其时，鲜卑族中烝报婚盛行。道武帝父拓跋寔乃拓跋什翼犍长子和继承人，但他却在政变中为救父亲而被杀，贺氏带着拓跋寔的遗腹子为跋什翼犍所收继，并与之生下少子拓跋觚。(1)李凭先生认为，贺氏带着拓跋珪先嫁给了拓跋什翼犍，代国灭亡后，她带着拓跋珪再嫁拓跋寔的弟弟拓跋翰，并先后生下拓跋仪、拓跋烈和拓跋觚三子。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第三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因而，拓跋觚若按母系言为道武帝之弟，按父系言则为道武从父，[1](P48)加之他又极受贺氏宠爱，这也使他成为皇位的有力竞争者。

随着道武帝诸子的先后出生，就皇位继承问题，道武帝母子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张。道武帝致力于摆脱母亲及母族的掣肘，意图以长子拓跋嗣继位，将“父死子继”的权力传承模式加以固定，而献明皇后则意欲使他传位于幼弟秦王拓跋觚，继续维持鲜卑传统的“兄终弟及”的权力传承模式，由自己实际控制朝政。北魏皇权传承模式间的纠葛，直接表现为道武帝拓跋珪和其生母献明皇后贺氏间的矛盾。

贺氏在北魏朝中的势力，使道武帝意识到无法彻底抑制母亲对皇权传承的干涉，为了避免皇权传承过程中发生战争，他只能先从继位者身上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于是他派“后少子秦王觚使于燕，慕容垂止之。后以觚不返，忧念寝疾，皇始元年崩”。[3](P324)道武帝借后燕之手，迫害了幼弟拓跋觚，解除了他对皇权的威胁，并使母亲贺氏抑郁而终。同年，道武帝改国号为魏，彻底宣告摆脱母权控制的新政权的诞生。

排除了母权对皇位传承的掣肘，道武帝便着手为将皇位顺利传递给儿子做准备。在选择继承者中，道武帝借鉴了中原政权“嫡长子继承制”的传承方式，以“明睿宽毅，非礼不动”[3](P49)的长子拓跋嗣作为继任者的首选。天兴六年(公元403年)，道武帝册封长子拓跋嗣为齐王、相国并加封车骑大将军，使他逐步接触国家的军政事务，拓跋嗣也由此成为北魏实际意义上的第一位皇储，(2)此时北魏尚无皇太子制度，拓跋嗣虽然没有皇太子之名，却实际上行使着皇太子的权力。他继位后，才最终确立了皇太子制度，太武帝拓跋焘也由此成为北魏历史上第一位皇太子。为顺利实现权力过渡做着准备。

二、皇位继承战的经过

部帅争夺战不仅会对部落民众造成伤害，削弱部落的战斗力，有时甚至还会造成部落联盟的彻底瓦解，如拓跋匹孤与拓跋力微兄弟就曾为争夺部帅分别率妻族和母族进行了战争，并直接导致了部落联盟的解散。鲜卑部帅对于部落权力争夺战的危害早已有所认知，道武帝为了消弭兄弟间为皇权进行战争的可能性，实现部落权力的平稳过渡，首先就要瓦解作为他们依靠的母族势力，改变鲜卑族中长期存在的“母强子立”的传承模式以及这种模式所带来的“母权干政”的结果，达到“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3](P49)的目的。

于是道武帝制定了“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即“子贵母死”)[3](P321)，并以此赐死了长子拓跋嗣的生母、独孤部部帅女刘氏，但拓跋嗣“素纯孝，哀泣不能自胜……日夜号泣。”[3](P49)他的这一行为又引起道武帝的不满，加之道武帝晚年“暴虐好杀”，[5]拓跋嗣担心道武帝的惩罚，“乃游行逃于外”[5](P49)。于是，道武帝便将目光投向了次子拓跋绍，更意图再度使用“子贵母死”处置拓跋绍的母亲贺氏。

拓跋绍的母亲贺氏不仅是贺兰部部帅之女，更是“献明皇后妹也，美而丽……太祖密令人杀其夫而纳之”。[3](P390)道武帝对贺氏极为宠爱，在实施“子贵母死”制的时候也有所犹豫和不忍，他首先将贺氏“幽之于宫，将杀之，会日暮，未决。”[3](P390)道武帝的心理斗争给了贺氏母子以联络的时间和机会，贺氏利用这一难得的时机向儿子拓跋绍求救。拓跋绍联络了道武帝身边的宫人，“夜与帐下及宦者数人，逾宫犯禁。”[3](P390)杀害了道武帝，意欲自己继任帝位。逃亡在外的道武帝长子拓跋嗣“闻变乃还，潜于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众皆响应。”[3](P390)在北新侯安同的帮助下，拓跋嗣顺利控制了朝局，并杀死了拓跋绍母子以及参与谋逆阉官、宫人十余人，顺利平定了朝局，实现了皇权的承接。

作为“子贵母死”制度的直接受害者，失去母亲的感受让明元帝拓跋嗣万分悲痛，他在继位后不仅追封生母为皇后、为她追加谥号，更将“后宫人为帝母，皆正位配飨焉”[3](P325)的做法作为“子贵母死”制度的补充。

这一时期北魏国内的部落虽然都被道武帝所离散，但部民却仍然聚居，部落体制的影响在短时间内不能彻底消除。特别是有鉴于清河王叛乱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母子亲情，明元帝较道武帝更进了一步，即在皇子出生时就交由保母照看，以削弱母子亲情，切断外家对后妃和皇子的支持，为“子贵母死”继续实施降低感情阻碍。同时，他还将道武帝未能彻底推行的皇太子制度加以执行。自此，“子贵母死”制度在北魏实施的数十年间，再无皇子为救母而弑父的情况发生，皇子间的权力争夺也随着“皇太子”制度的执行而消失，北魏皇权的传递得以顺利过渡。

三、皇位继承战的实质

道武帝晚年爆发的叛乱，最终引发了拓跋嗣、拓跋绍间的皇位争夺战，这些战争表面上看都是由“子贵母死”制度的推行所引发的，但通过细致分析可以发现，即便没有“子贵母死”制度，拓跋嗣与拓跋绍之间的战争也依然会发生，战争的根源在于北魏国内部落势力的存在。

鲜卑族有着“俗从妇人计，至战斗时，乃自决之”[2](P832)的传统，加之这一时期鲜卑族中大都实行部落外婚，部落内的成年女性大都是通过婚姻方式嫁入到本部落，女性的伤亡自然会引发其母家部落的报复，于是鲜卑约法规定“其自杀父兄则无罪”，[4](P2979)这也直接导致了鲜卑族民“其性悍骜，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2](P832)的独特民族性格。受此影响，鲜卑族中女性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和极强的参政、持家意识，其中的上层女性也会利用自身的家族背景，通过帮助儿子继位而实现自己的政治需求。

道武帝从巩固帝国、巩固君权考虑，认为扼制外家部落必须与扼制母后本人同步进行，这样就出现了道武帝死前所行的子贵母死措施。[1](P46)道武帝时期的北魏尚处于国家初建阶段，“离散部落”也只是削弱了部帅对部民的控制力，部落体制和影响却也依然存在。部落制时代“母强子立”的权力传承模式的影响依然存在。道武帝本人也是通过这种方式继任部帅，并最终建立政权，这也使他更深切的意识到这种权力传承模式的弊端。在北魏的建国过程中，为了稳固与诸部落间的联盟，道武帝大都与他们进行联姻，进而造成他的诸子都有母族可以依靠，其中母族势力较大的便是长子拓跋嗣和次子拓跋绍。

道武帝长子拓跋嗣母族为匈奴独孤部，次子拓跋绍的母族则是鲜卑贺兰部。贺兰部和独孤部是原拓跋部落联盟中势力较大的部落，其中贺兰部“四方附国者数十部。祖纥，始有勋于国，尚平文女。父野干，尚昭成女辽西公主。”[3](P1812)此外，鲜卑部帅拓跋郁律以及拓跋什翼犍的部帅继承者拓跋寔也都曾娶该部女子为妻，双方也由于婚姻关系而变得密不可分。道武帝在恢复代国过程中，贺兰部是他主要的支持力量。独孤部也是拓跋部的重要盟友，在拓跋什翼犍逝世后，贺氏曾带拓跋珪依附此部，足见其与拓跋部关系之密切，但独孤部却在道武帝继位过程中有过“恃部众之强，每谋为逆”[3](P1814)的行为，道武帝继位后，对该部进行过讨伐，直接削弱了该部的势力。有鉴于这两个部落的强大，拓跋珪一边与他们进行联姻，另一方面则通过“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3](P1812)意图将部落体制完全消化于皇权控制之下。虽然“离散部落”使北魏境内的部落势力较以往有所削弱，但由于部民仍聚族而居，部落体制仍对部民有着较大的影响力。

按照前代“母强子立”的权力继承模式，道武帝次子母族贺兰部也是道武帝的母族，由于在北魏建国中的功勋以及与道武帝的血亲关系，使该部落成为拓跋部外势力最大的部落，拓跋绍本应该是继位的最佳人选，但由于他本人“凶狠险悖，不遵教训”[3](P390)，并不是继任的最适合人选。于是道武帝选择由“明睿宽毅，非礼不动”[3](P49)的长子拓跋嗣继任部帅。同时，为了防止在儿子拓跋嗣继位后，其母刘氏依靠母子亲情影响朝政，甚至还会有复兴独孤部的行为，于是他以“子贵母死”制杀死了拓跋嗣的生母，进而完全结束了独孤部复兴的可能。但令道武帝始料未及的是，由于刘氏被赐死，导致了拓跋嗣的外逃，于是他只能以拓跋绍继任。

此时贺兰部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特别是道武帝违反了母亲贺氏意图传位幼子的做法，直接触及了贺兰部的利益，也引起他们的不满。加之他对贺氏的宠爱而犹豫，也给拓跋绍以叛乱的时间，最终造成了他自身被杀，而拓跋嗣也在此后率部回归，杀死拓跋绍母子而继任帝位。

拓跋嗣与拓跋绍兄弟间的这场战争看似是由“子贵母死”制度所导致的，但由于有着相似母族势力的继任者间以战争的方式争夺继承权在鲜卑部落中经常发生。而道武帝将拓跋嗣作为皇位继承者，给予他实际意义上的太子地位和权限，使他虽然母族势力不足，却获得了道武帝近臣的支持，拥有了远远高于其他皇子的支持势力。另一方面，拓跋绍的支持者“肥如侯贺护举烽于安阳城北，故贺兰部人皆往赴之，其余旧部亦率子弟招集族人，往往相聚。”[3](P390)这样，最终兄弟二人间的权力争夺也依然爆发于贺兰部和独孤部之间。所以说，“子贵母死”并不是道武帝晚年继位战争的直接诱因，这场战争本就是鲜卑旧俗与皇权体制的一次对抗，是一场无可避免的战争。

如若没有实行“子贵母死”制度，拓跋嗣与拓跋绍兄弟间的战争应该会发生于道武帝逝世后。而“子贵母死”的实施，使“自杀父兄则无罪”[3](P2979)的心理在拓跋绍身上得到彰显，他也实际上将鲜卑“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3](P832)的民族性格表现出来，并通过弑父救母的方式取得了皇位。他的这些行为正是母子亲情凌驾于父子关系之上的鲜卑传统的直接体现。但在鲜卑政权建立后，特别是北魏建国后，随着与汉族政权接触的增多，鲜卑社会中的父子血统关系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以致在叛乱发生后，拓跋嗣“执清河王，对之号哭，曰：‘人生所重者父，云何反逆？’逼令自杀。”[5](P2322)这也直接体现出了鲜卑贵族对待父系血统观念的重大转变。

可以说“子贵母死”制的制定和实施虽然是道武帝为了防止母权采取的措施，这一制度不仅直接造成了明元帝拓跋嗣的外逃，更造成了清河王拓跋绍的弑父，拓跋嗣最终率部平定拓跋绍的政变而继位，但却不能藉此认定，道武帝晚年发生于拓跋嗣与拓跋绍兄弟间的战争完全由“子贵母死”制度所导致。

综上所述，拓跋嗣与拓跋绍兄弟间的战争本就无可避免，是有着部落背景支持的继任者间的权力继承战。只是“子贵母死”制度的实施，不仅造成了在任皇帝的被弑，更将兄弟间战争时间有所提前。战争的性质也由兄弟间的皇位继承战，变为平叛战争。因而，从战争的本质上分析，该战争是鲜卑传统的“母强子立”权力传承模式对皇权体制下的“长子继承制”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