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时期口罩厂商会趁机牟取暴利吗？

2020-08-10李宜达

社会科学动态 2020年7期

摘要：本文在梳理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催生的“口罩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基于微观经济学视角和博弈分析，探究了疫情时期口罩价格抬升现象的必然性、厂商获取高额利润行为的短期性以及赞美“发国难财”言论的不合理性。对于疫情冲击下口罩市场的供给情况，政府不必过于担心因厂商会集体选择“发国难财”而导致市场失序和群众恐慌，正确的抗疫政策不是限价而是协助市场，同时发挥国家力量增加口罩供给。

关键词：疫情;口罩市场;高额利润;微观经济学;博弈分析

一、引言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到来给国内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鉴于疫情传播速度之快，为降低“人传人”接触性传染的概率，全国各地均要求居民日常出行都要佩戴口罩，由此催生出巨大的口罩市场需求。

与此同时，关于口罩的定价问题则激起了国内经济学界的激烈讨论。支持大疫来临时口罩价格应该上涨的观点认为，需求激增必定导致口罩涨价，而高价口罩能够刺激疫中的口罩生产①。此外，口罩涨价也是口罩厂商疫中生产成本临时性抬升的必然结果②。而薛兆丰也曾提出，在困难时期厂商通过大肆涨价来“发国难财”的行为有利于增加相关物品的供给，因此值得赞美③。这一观点随后遭到许多学者的批驳，他们认为大疫面前“看不见的手”已经完全失效④。首先，口罩厂商“发国难财”的行为会严重扰乱疫情时期的市场秩序⑤。其次，哄抬物價会导致抗疫能力更弱的穷人却买不起口罩⑥。此外，天价口罩已超过厂商合理的利润范围，不属于正常的定价行为，需要政府来调节⑦。许光建和黎珍羽指出，由于现阶段国内口罩产业集中度较低，政府应发布相关政策引导口罩企业生产，协助市场增加口罩供给、稳定口罩价格⑧。也有学者认为，大疫来临之时价格信号可能已经完全失灵，因此疫中的市场秩序需政府来维持。温建东和李永宁则建议以配给制的方式来进行疫中的口罩供应⑨。

国内学界关于口罩经济学的热议表明，分析疫情时期口罩厂商的定价行为具有一定的理论探讨价值和现实参考意义。但纵观已有分析，绝大多数都是从市场供需原理来进行简要地讨论，并没有对疫情时期口罩市场的微观特性以及博弈变化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拟从上述方面进行探索，以期能为疫中疫后该市场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二、疫情影响下口罩商品的微观特性分析

（一）疫情时期口罩的价格弹性分析

在日常生活中，口罩属于非生活必需品，其需求往往富有弹性，即1%的价格降幅将带来超过1%的需求增幅，因此在正常时期口罩厂商倾向于采用薄利多销的方式进行经营。然而当疫情来临时，口罩瞬间变为这一特殊时期的生活必需品，其需求的价格弹性立即变得缺乏弹性，在疫情蔓延时甚至表现为刚性，因此疫情冲击下容易发生口罩厂商恶意囤货、哄抬物价以牟取暴利的不良现象。疫情时期口罩需求缺乏弹性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个：

其一，口罩在防疫方面的作用几乎没有替代品。由于没有其他产品能够在疫情发生时作为其替代品，当消费者面临口罩的高价格时，从自身安全健康的角度考虑也只能选择被动接受，而无法通过选择类似防具作为替代品来影响口罩的价格。所谓“被动”，并非指消费者只能选择接受口罩厂商的任意定价而无法影响其价格，这里强调的是疫情影响下消费者的需求变动对于口罩价格变动的敏感程度降至较低的水平。

其二，口罩防疫功能的专一性。在防控疫情方面，口罩专门用来防止因飞沫传播而导致“人传人”的疫情扩散现象，除此之外口罩在疫情时期基本上不会被用到其他地方。即使存在同口罩功能相似的用具如防护面具等，其便利性、普及性也难以达到要求。因此，口罩在防疫方面的专一功能以及方便性质，导致疫情时期的口罩价格居高不下，其需求者与其说是“被动”更不如说是“自愿”接受其高价。

其三，口罩在疫情来临时对于需求者的重要性。对于疑似感染者来说，口罩有利于防止他们感染到周围人;对于医护人员来说，口罩有利于避免他们在治疗、照顾病人时不慎被感染，从而更好地救治被感染者，同时控制疫情的蔓延和扩散;对于健康人员来说，口罩有利于降低他们被感染的概率，从而更好地从事生产活动、维持正常生活。因此，在疫情来临之际，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离不开口罩的。

其四，口罩在消费者总支出中占比较小。虽然在疫情冲击下口罩的总体价格水平较高，大多数人还是购买得起的，只是存在使用时间的差别，即收入水平较高的人可能更换口罩的频率较高，而收入水平较低的人更换口罩的频率相比之下则显得较低。因此，即使在这口罩需求激增、价格居高不下的特殊时期，口罩在绝大多数消费者的消费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仍然是相对较小的。

（二）疫情时期口罩的效用水平及其依赖性分析

当疫情来临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口罩能给其需求者带来的效用水平是极高的。不仅其总体效用水平很高，疫情冲击下口罩对于这一特殊时期的每一需求者来说边际效用大大增加。从基数效用论的消费者均衡条件来看，疫情时期当口罩市场达到消费者均衡时，由于其边际效用水平与正常时期相比显著提升，因此这一时期的消费者愿意为每一单位该产品支付比平时高得多的价格。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许多地区发生了口罩价格骤涨的现象，例如据媒体报道，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防疫能力最强的N95型口罩在多地被疯狂抬升价格，有的地方将进价10元的N95型口罩以85元进行出售⑩;还有的地方以128元的高价将原价12元的N95型口罩进行出售{11}。除N95型口罩外，其他类型口罩的价格也出现了惊人的涨幅。如某药房将进货价不足4元的一次性无菌医用口罩以20元出售，将进货价不足11元的海绵口罩以40元左右出售{12}。总之，在疫情时期，正是因为需求者对于口罩的高度依赖性导致口罩消费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而厂商则占据着主导地位。

然而，有些口罩厂商正是基于这一特殊时期的消费心理和消费倾向来哄抬物价，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在经济社会遭遇意外冲击时，利用这一不利影响所催生的短期巨大需求来对这一部分暂时变得弱势的需求者收取极高的价格以牟取暴利的经济行为，往往被称为“发国难财”。需要说明的是，因意外冲击导致某类商品需求激增而致使厂商采取暂时性的以适应这一非常时期市场供求变化的提价行为，与哄抬物价行为、“发国难财”行为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商品市场自发供求力量作用时的正常结果;后者均属于不良商家利用需求者的某些弱势将产品价格提升至不合理水平的失格、失序行为，即这一不合理经济行为所制定的超高价格已明显偏离了这一非常时期下该商品市场的均衡价格，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和监管来矫正这类不利于市场稳定的无序行为。实际上，即使哄抬物价行为和“发国难财”行为二者也存在性质上的差别。商家哄抬物价更多的是利用产品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而对消费者收取较高的价格，也就是消费者由于不清楚产品需求激增、价格迅速变化时期该类商品的总体价格水平而愿意接受商家制定的自身以为合理的高价格;而“发国难财”的影响则更为恶劣，其利用意外来临之时需求者迫切需要这一类型产品的现实要求，随意将价格提升至明显不合理的极高水平，导致消费者即使明知价格是不合适的、自己利益是受损的，也迫于现实需要无奈接受这一高价，属于趁人之危的牟利行为。

三、疫情冲击下口罩市场的供求变化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短时间内严重扰乱了国内的正常生产秩序以及企业的假期生产安排。特别是与抗疫产品生产、运输相关的企业，均面临着疫中供给和需求的双重压力。图1表示的是疫情时期口罩供给和需求的变化情况，其中横轴表示的是口罩的市场数量，纵轴表示的是口罩的市场价格。在疫情发生之前，口罩的需求曲线为D1，口罩的供给曲线为S1，因此疫情发生前口罩的市场均衡价格为P1，口罩的市场均衡数量为Q1。在疫情冲击下，口罩的市场需求会激增，在图1中体现为口罩的需求曲线D1会向右平移至曲线D2的位置。因此，在疫情发生初期，若没有任何价格规制，则均衡状态下的口罩市场价格会从P1上升至P2水平，相应地其均衡数量会从Q1增加到Q2水平，即在市场自发供求力量的作用下，口罩价格上升、数量增加。反之，若存在价格规制，即强行将口罩价格限定在P1水平，则会导致口罩的市场需求数量和市场供给数量之间产生一个很大的缺口（Q3-Q1），即在P1的价格水平下，市场中愿意并且能够为应对疫情需要而支付此价格的消费者的需求量为Q3，而此时口罩厂商愿意并且能够供给的口罩数量则仅为Q1水平，意味着口罩的供给和需求无法达到经济学意义上的均衡状态，口罩的市场供给数量根本无法满足市场对于口罩的需求数量，限价导致了严重的短缺現象。从社会的福利水平来看，疫情发生时，若没有价格规制，则消费者剩余为（a+b+e），生产者剩余为（c+d+f），即社会总福利水平为（a+b+c+d+e+f）;而当限价要求存在时，消费者剩余将变为（a+b+c），生产者剩余将减少为d，则社会总福利水平为（a+b+c+d），即社会总福利减少了（e+f）。因此，疫情冲击下，价格规制不仅无法提高社会的总体福利水平，反而会降低社会的总体福利水平。

此外，疫情冲击下，若口罩的市场供给数量保持在疫情发生前的Q1水平，则对于市场的需求主体来说，疫情发生时期这一特定数量的口罩实际上是供给于那些愿意并且能够为购买口罩而支付至少不低于P3水平价格的消费者，即限价行为下的市场稳定结果是愿意并且能够为购买口罩而支付至少不低于P3水平的价格的消费者得到了疫情发生时限价政策下的P1价格水平的口罩。从资源的配置状况来看，这一部分差价实际上是口罩市场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消费者因排队等候而为此付出的时间成本、精力损耗等交易费用，即价格规制的结果是消费者实际上为P1价格的口罩支付了P3的价格，这一差价是排队加价的结果，是社会资源浪费的体现。

从总体来看，限价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监督本身就会产生高昂的交易费用，而消费者因限价政策而排队买口罩所面临的机会成本以及排长龙却没能买上口罩而付出的巨大时间成本，对于社会来说都是不必要的资源浪费，甚至会导致市场资源配置的扭曲。一方面，对于价格规制而导致的信息搜寻成本、政策执行成本以及市场监督成本等高额的交易成本，实际上更优的选择是将这一系列的资金、精力和时间配置到社会救济方面，即投入到救济那些支付不起市场自发供求力量作用时口罩的均衡价格的穷人;另一方面，如若没有限价政策，社会成员可以将因限价政策而排长龙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生产领域，从而实现社会资源的更优配置。

基于此，当疫情来临时，对口罩市场采取强制性的限价政策表面上看起来有利于通过稳定口罩的市场价格水平造福消费者，确保收入水平较低的消费者不会因口罩价格的提高而买不起口罩，实际上这一政策的实施将导致口罩供应不足，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无法为社会提供疫情冲击下让市场自发供求力量作用时所能为消费者供给的口罩数量，即限价行为将造成市场中消费者最终能够获得的口罩数量Q1比市场自动运行下的最终获取量Q2少。当限价政策取消时，随着疫情的发展而导致口罩市场需求的进一步激增，口罩价格将大幅上涨。如图1所示，当疫情发展到中后期，由于更多的居民意识到外出必须佩戴口罩，因此口罩的市场需求曲线D2将向右平移至曲线D3的位置。然而，市场需求的刺激以及限价政策的取消将激励厂商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口罩供给，因此口罩的市场供给曲线S1将向右平移至S2的位置，此时口罩市场的均衡数量将从Q1大幅增加至Q4的水平，而均衡价格却只是上升到P4的位置，比疫情发生初期口罩市场无干预状态下的价格水平P2低，说明了口罩产量的增加对冲了口罩需求激增对价格的影响。若政府为了鼓励口罩厂商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继续增加口罩供给数量而对相关企业采取减税降费、生产补贴等一系列激励措施，则市场供给曲线将最终平移至曲线S3的位置，此时口罩市场的均衡数量将增大至Q5的水平，并且价格水平也会进一步下降。

综上所述，面对疫情冲击下市场对于口罩需求激增的情况，不宜以价格规制的方式强制性维持口罩的价格水平，而应采取鼓励口罩供给的政策，以口罩产量的增加满足疫情时期口罩市场大幅提升的需求，有利于对冲需求刺激下的价格飙升趋势，一方面有利于保证市场的口罩供应量能够应对疫情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有利于确保有更多消费者能够支付得起口罩的价格。

四、疫情爆发时口罩市场的博弈分析

（一）问题描述与模型构建

既然当疫情到来之时，口罩的需求价格弹性将变得极小，消费者依赖程度将变得很高，同时口罩厂商也将占据着市场的主导地位，即在这一非常时期口罩市场将变得较为特殊，口罩生产企业容易牟取暴利。那么在不存在价格规制的情况下，利用大疫时期该市场的特殊性来哄抬物价甚至“发国难财”，是否会成为口罩生产企业的最优选择呢？

假设疫情发生之际，口罩厂商为了在这一非常时期获取高额利润而提升其定价水平并成功将口罩以高价售出时，厂商的得益记为θ。而当厂商无法高价售卖口罩给消费者时，由于受疫情影响，即使不考虑原材料购进成本的上升，但此时厂商需要对加班工人进行补贴和奖励，即疫情影响下口罩厂商将面临单位生产成本的提高，此外这一决策也意味着厂商将面临更大的仓储成本以及由于讨价还价等行为而产生的交易费用，即厂商需要为其在疫情发生时谋取更高利润的行为付出一定的成本，其得益记为-δ;当消费者购买到的是物有所值的口罩，即能以疫情冲击下的正常价格或以根据疫情影响的严重程度而适度波动的价格购买到口罩时，其效用为正，记为∈;当顾客以高价购买到的却是生产质量不合格的口罩或为低价类型口罩支付了高价类型口罩的价格时，消费者遭受损失，记为-λ;消费者不买既无所谓得益也无所谓损失;厂商以疫情冲击下的正常价格售出口罩意味着其投入在这一特殊时期中已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也没有所谓的得失;没有卖出时，相较于高价策略下的仓储成本、精力损耗以及交易费用，其损失也比较小，记为-τ（τ<δ）。根据假设，在疫中口罩厂商与消费者的博弈之中，口罩厂商可以在两类策略中进行选择，即“高价”和“正常价格”;同时也有两种策略可供消费者进行选择，即“接受”和“拒绝”。该博弈的得益矩阵如图2所示：

图2 口罩厂商与消费者的博弈

基于上述假设所建立的博弈模型是一个非零和非对称的博弈类型。当消费者选择“接受”时，对于口罩厂商来说最好的策略是“高价”，可以利用疫情影响趁机哄抬物价以牟取暴利;但当厂商决定实行“高价”时，消费者的正确策略是选择“拒绝”而不是“接受”，可以避免因购买到货次价高或货不符实的口罩而带来的经济损失;如若消费者“拒绝”，厂商应选择以“正常价格”进行出售而不是“高价”策略下的生产和销售行为，可以减少疫情时期口罩生产所带来的更加高昂的人工费用和交易费用;既然厂商愿意选择“正常价格”售卖口罩，对于消费者来说选择“接受”当然更为必要和划算……这显然属于循环往复、环环相扣的因果推导。因此，该博弈无法预测每一决策主体最终选择的单一确定行为结果，即该博弈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基于此，下面将从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的视角对这一疫中口罩厂商与消费者的博弈进行概率分布的讨论。

（二）不同消费者购买概率下口罩厂商的定价与收益

图3表示的是在消费者的每一拒绝概率之下口罩厂商的得益情况。其中，将概率作为自变量定在横轴，表示的是口罩消费者受疫情影响选择“拒绝”的概率φ（0<φ<1），因此口罩消费者选择“接受”的概率则等于（1-φ）;将收益作为因变量定在纵轴，反映的是口罩厂商在大疫来临之际与其决策时所对应的消费者“拒绝”的概率下选择“高价”策略的期望收益，在图3中表示为-δ从到θ连线的纵坐标，即口罩厂商疫中“高价”的期望得益为：

图3中φ*是口罩消费者选择“拒绝”的最佳概率，因此“接受”的最佳概率则等于（1-φ*）。其简单的证明如下：从φ*点的左边来看，口罩消费者“拒绝”的概率小于φ*，口罩厂商选择“高价”策略的期望收益将大于0，因此口罩厂商必然选择在疫中以“高价”出售口罩，而这也意味着消费者明知购买这样类型的口罩会导致自身利益受损却依然选择光顾这家企业。显然，口罩消费者“拒绝”的概率小于φ*的情形是难以成立的，消费者只会将其“拒绝”的概率提升至趋于φ*的水平。从φ*点的右边来看，口罩消费者“拒绝”的概率大于φ*，所对应的口罩厂商“高价”策略下的期望得益是小于0的，此时对于厂商来说大肆提价显然不可取，以“正常价格”出售口罩才是其明智之举，除非口罩消费者将其“拒绝”的概率降低至不大于φ*的水平，否则厂商都会选择将口罩以疫情时期的“正常价格”进行出售，即意味着此时不存在口罩消费者经济利益遭受损失的情形。而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口罩生产企业为了降低顾客的拒绝概率以增大自身的收益，会以物有所值的口罩吸引消费者的购买，从而促进消费者“拒绝”的概率最终接近于φ*。综上所述，疫情冲击下口罩购买的均衡点是消费者以概率φ*和（1-φ*）分别选择“拒绝”和“接受”，此时有：

（三）口罩厂商短期生产策略的改变对其长期经营的影响

假设口罩生产者为了提升企业形象和经营口碑，针对疫情需要增大口罩产量并且提高口罩质量，即意味着口罩厂商投入了更多的资金进行口罩生产，在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企业这一增产提质且不加价的行为将导致口罩单位生产成本的上升以及单位销售收益的下降，也就是加大了δ，在图3中体现为曲线从δ*位置向下移动到-δ'位置。如果原均衡概率分布仍属于口罩消费者的决策范围，则在原混合策略纳什均衡中，口罩厂商选择“高价”的期望收益会变为负值，这意味着此时口罩厂商会放弃“高价”策略而转向“正常价格”进行出售。但是在一段时间之后，口罩厂商在疫中减少出售“高价”口罩可能性的选择会降低口罩消费者的拒绝购买意愿，推动“拒绝”的概率逐渐降低至即更低的新均衡水平。由于口罩厂商的混合策略概率分布不受δ值的影响，在疫情持续到一段时间后口罩生产企业提供优质口罩的供给行为会增加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即厂商虽牺牲了短期利润却获得了长期购买概率的提升。相反，如果厂商为了利用疫情牟取短期性的暴利，以生产劣质口罩的方式来降低其生产成本，也就是减小了δ，在图3中体现为曲线从-δ位置向上移动到-δ"位置，则在疫情持续的中后期，消费者拒绝购买该企业所生产的口罩的概率会提升至φ2*即更高的新均衡水平。而当口罩供应商选择哄抬物价来“发国难财”时，意味着其企图在原有成本的基础上获取更大的相对利润，也就是加大了θ，在图3中体现为曲线从θ位置向上移动到位置θ。而这一提价牟利行为虽推动了得益曲线的上移，却导致了消费者在长期中对其产品拒绝概率的提升，即均衡时消费者拒绝购买的概率从φ*增大至φ3*。

由也可以推出，当口罩厂商为应对疫情需要增加生产成本以提升口罩质量，即加大了δ的值时，消费者拒绝购买该厂商所生产的口罩的最佳概率φ*会降低;相反，当厂商企图偷工减料来降低生产成本以牟取暴利，即减小了的δ值时，消费者拒绝购买该厂商所生产的口罩的最佳概率φ*会增大。而如果口罩供应商选择哄抬物价来“发国难财”，即加大了θ的值，则均衡时消费者拒绝购买的概率φ*也会增大。

五、结论与启示

（一）传统供需模型分析缺陷与疫情时期企业的实际选择

根据上述博弈分析可知，在疫情來临的特殊时期，即使口罩厂商有提价的需要，但也并不意味着厂商哄抬物价是合理的。如果口罩商家大肆涨价，就会导致疫情中后期消费者对其产品购买概率的下降。而如果商家选择售卖劣质口罩，也将面临未来大量顾客的损失。相反，如果疫中的口罩生产企业选择稳定供给价格，同时保证口罩生产质量，则有利于其未来的长期经营，能够提升消费者对于其产品的购买概率。因此，对于大多数具有长期经营预期的企业来说，从事疫中的合理产品供给才是其最优选择，即根据其实际生产成本变化以及对于正常利润的需求，将口罩的供给价格稳定在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所谓合理的涨价，是指厂商针对特殊时期内消费者对于某类商品产生激增的需求变化所导致的供给紧张而进行一定程度的提价，这一提价行为既能满足企业在这一时期对于获得正常利润的需求，也能恰当反映在这非常时期内该商品所能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水平的总增量，即商家没有利用环境因素造成的产品刚需而趁机对消费者收取已远超该商品所具效用的高价。

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之一，是组织生产和销售的灵敏指挥棒。从传统微观经济学的简单供需模型分析可知，价格调节市场供求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结构调整的过程。价格上涨表明供给短缺从而引导企业多生产，价格下跌表明供给过剩从而引导企业少生产{13}。而限价只会导致供需缺口，并且无法激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在后期增加口罩供给。然而，这种简单分析属于短期静态分析，仅仅停留于短时间内企业的最优选择层面。曾经有学者用在沙漠中卖水的例子来比喻“发国难财”的行为，即一瓶矿泉水对于沙漠里严重缺水的旅行者来说能够维持生命，因此其给需求者带来的效用水平极高，此时卖水一方即使将一瓶矿泉水以难以想象的天价售出也是合理的。从传统的经济学原理来看，这样的分析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生命无价，所以灾难面前即使是趁人之危的有效供给也是“救命”行为。然而这一极端的例子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现实生活中厂商的供给和消费者的购买并不是一次性博弈，而是多次博弈。商家的当期行为会对未来收入产生重大影响，即厂商的现期决策还要受往后的收益预期影响。所以在现实情况中，企业的短期定价行为既受当时的市场供求变化和环境变化的影响，也受其对长期经营收益预期的影响。在疫情来临之际选择“发国难财”的行为属于短视行为，即厂商仅着眼于因当前对其产品的激增需求而产生的短时间牟利机会，企图利用消费者在这一特殊时期内对自身产品的高度依赖性，趁机哄抬口罩价格以获取短期的高额利润，然而与此同时也会使企业的口碑和形象在这一时期严重受损，不利于其疫后的长期经营。

（二）疫情时期稀缺抗疫资源的配置主体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市场和政府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动态替代的关系。然而从此次抗疫实践来看，各类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实际上是政府与市场相辅相成的结果。至于当疫情蔓延时政府在口罩供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则应是协助者而非管控者。疫情爆发必然带来口罩需求激增和价格骤涨，因此强行将口罩价格限定在疫前水平只会导致供给短缺，而允许口罩价格上涨至疫情时期的正常水平则可以确保口罩生产企业获得正常利润，以上升的价格信号刺激厂商增加口罩供给。当然，对于小部分商家明显的哄抬口罩价格、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政府部门可结合该时期内口罩市场的实际供需情况予以相应的规范。由于不同地区的防疫要求有所不同以及口罩生产能力存在差异，各地的疫中价格监管标准也应根据抗疫具体情况的实际变动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而不应在全国各地以“一刀切”的方式将疫中供给价格的管制要求强制性统一起来。此外，为了防止因地方政府在抗疫过程中存在过度干预市场价格的行为而导致抗疫资源在疫区得不到有效配置的现象，应在各地区建立起疫中价格监管标准和管制最新动态在信息披露平台及时更新、全面公布的机制，使各地监管部门在疫情时期的决策和实施行为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

此次疫情爆发后，那些高调赞扬“发国难财”的言论，无非是坚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关于“自利人”能够实现经济资源最优配置的论述。然而，博弈论的建立和纳什均衡的发现证明了现实生活中仅从“利己”出發可能会面临“囚徒困境”，而“利他”行为的实施最终反而可能是“利己”的。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存在大量的“利他主义行为”{14}。实际上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在抗疫期间大部分企业并不会选择“发国难财”，因此政府不必过于担心因价格波动而导致的市场失序和群众恐慌。对于政府来说，更好的选择应是对口罩生产企业采取减税降费、生产补贴等一系列激励措施，从而鼓励厂商增加口罩供给。此外，由于疫情蔓延需要隔离，对于口罩厂商来说会面临较大的交易费用和信息费用，这就需要政府将隔离区内的需求信息与企业的生产信息有效对接起来，有利于降低企业疫中的生产和经销负担。需要强调的是，仅仅依靠市场来供应防疫物资是远远不够的，抗疫还必须依靠国家力量来增加供给，例如紧急征订、征用相关设备及产品;动员政府旗下国有资产资源进行增产、扩产以及转产;转向紧急供应方式，优先保医护用、保病患用，同时对居民最低限度需求、低收入者需求以特定机制予以保障等。在抗击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正是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十分有力的政策支持大大增加了口罩的供应，国内口罩日产量在一个月内实现了7.8倍的惊人增长，日产能和日产量均双双突破1亿只{15}。

注释：

① 彭文生：《口罩经济学的人文视角》，《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2期。

② 李垣、刘嫣然：《口罩困局与传统产品的突破创新》，《科学学研究》2020年第3期。

③ 薛兆丰：《薛兆丰经济学讲义》，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51—154页。

④ 王鹏飞、许志伟：《抢购口罩就像银行挤兑，应依靠国家力量增加供给》，《第一财经日报》2020年2月3日。

⑤ 史洪举：《打击坐地涨价是疫情防卫战的应有之义》，《证券时报》2020年1月23日。

⑥ 李蕊：《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防疫用品市场管制理路》，《法学杂志》2020年第4期。

⑦ 叶金福：《哄抬防疫用品价格须用“重典”惩治》，《中华工商时报》2020年2月13日。

⑧ 许光建、黎珍羽：《“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口罩产业的影响》，《经济与管理评论》2020年第3期。

⑨ 温建东、李永宁：《全球联动解决防疫物资供应长短期矛盾》，《第一财经日报》2020年4月8日。

⑩ 《10只口罩敢卖850元！北京市场监管局开出300万罚单》，《人民日报》2020年1月29日。

{11} 《天津一药店以128元高价出售原价12元的N95口罩被查处》，《中国日报》2020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