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8年度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在理论争鸣、史料钩沉、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中国作家的海外影响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其中，新马华文文学研究成果丰硕，越南、泰国、印尼、缅甸华文文学研究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境外学者的频频登“陆”和留中学生新生力量的汇入，推动了研究生态的改变。这一方面凸显了大陆与东南亚学界的互动增强，另一方面也反映随着中国崛起而来的“中国热”“汉语热”带动了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后续影响值得期待。

关键词：东南亚华文文学;华语语系文学;影响焦虑;留中

2018年度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表现抢眼，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各区域学者的交流争鸣孕育着新的学术思想。本文将从华语语系文学论争、境外学者登“陆”、影响研究与跨界研究、作家作品研究、文学现象与文学史综论等五个方面展开探讨。本论文援引的文章主要来自中国知网，旨在以此透视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态势。

一、“华夷风”再起

2018年，“华夷风”再起，马华旅台学者、大陆学者、日本学者就这一论题各抒己见。年初，马华旅台学者黄锦树在书评网站《说书》刊发重磅文章《这样的“华语语系”论可以休矣！──史书美的“反离散”到底在反甚么？》①。论文首先解析华文文学之所以会被史书美加工成“华语语系文学”，原因在于这一把中国模拟为殖民帝国的理论有助于史氏在美国学界占领一个新的空间，获取资源和利益，暗合近年来美国面对中国崛起后的新冷战布局。接着，该文辨析了华语语系的核心概念“中国本土”“大陆殖民”与“帝国”，指出史书美对这些概念的重新界定缺乏坚实的学术论辩：“中国本土”所指游移不定;以中国的崛起等同于中国为一个“帝国”;无视殖民和移民、难民的差异，故意把已然定居、“反离散”的移民说成是“定居殖民者”，这种愚蠢至极的论述可以合理化东南亚的排华事件以及至今阴魂不散的“支那猪滚回支那去”的口号。最后，论文指出“反离散”完全无视东南亚华人的现实境遇和他们坚守华文教育、华文文学的抗争史，因为华人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在许多东南亚国家都被视为原罪，不被居住国接受，终结离散经常是暴力的过程，轻者被消灭华文教育，重者被大屠杀。黄锦树作为祖籍中国、在马来西亚出生长大，之后留学并定居台湾的华文作家兼研究者，他以当事人的切身感受批驳了史书美“反离散”论的矫饰和天真，也一阵见血地指出了史书美相关论述的高度政治化。

大陆学者也一直关注这一议题。《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8年第1期制作了“再论华语语系文学”专辑，共刊发四位学者的论文，并配有主持人语，可看作是对这一议题的集中回应。李林荣教授认为，隐含在华语语系论述中的实质问题，是当代全球化和本土化两大潮流交汇下的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的多重认同如何与时俱进而又面向世界做出调适;中国和汉语的同一性、关联性，不单是语象或词源问题，更是汉语在中华文明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尤其是在中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上，不断加强它作为政治、文化共同体和多民族国家通行语的地位，从而使它从整体上消尽了归属于某一民族、某一地方、某一社群的狭隘属性的历史结果，其间具有远比“华语语系”论述的理念预设更复杂生动的关联。② 王德领教授肯定了“华语语系”作为一种方法，所秉持的“去中心化”等观念，对解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大陆中心主义”，建构众声喧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有一定意义，同时指出史书美的“华语语系”将大陆文学排斥在外而致“文学经典缺席”，热衷于操演理论而缺乏文本与史料的对接，使其学术价值大打折扣。③ 刘大先凭借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多年的学养，首先强调“中文”本身包含多种语族语系，中国内部多民族文学多元共生的历史由来已久④;然后针对史书美、王德威的核心论点逐一辩驳，指出其缠夹的偏狭的意识形态以及去中国化的诞妄，尤其是驳难王德威等编写的《华夷风：华语语系文学读本》以理论生硬切割文本的做法，恰是削足适履。霍艳的《台湾的焦虑》勾勒了近年“华语语系文学”在台湾学界日益热络、铺展的趋势，分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华语语系”给台湾人文研究走向国际提供了契机，提高了台湾研究的能见度，这正缓解了台湾学界的焦虑;尽管如此，台湾文学并不甘心被华语语系文学包括在内，因为台湾文学志在凸显自己的文学成就，与大陆一决高低。⑤ 该文指出，近年台湾、马华作家的作品不仅没有受到大陆的压制，反而在大陆文化市场里饱受青睐，恰与“华语语系”的理论预设相背离。

日本学者山口守别有怀抱，他的《巴别之后：华语语系文学的策略性及声音问题》首先设定了语言的权力性、中国文学概念的流动性、中国国内华文文学论述的政治性，在此基础上论述华语语系文学的战略和母语的相对性。论文主要以马华旅台作家黄锦树、台湾原住民作家利格拉乐·阿乌、藏族作家阿来和萬玛才旦为经典案例来探讨文学与语言之关联，他放弃了直接站在华语语系文学的立场展开讨论，因为作者认为华语语系文学倡导的多元驳杂、众声喧哗表面上似乎能超越某种界限，实际上反而有助于证明国家民族权利话语的合理性，很容易形成“中”“华”其边界的强化，而忽视各个地域为何产生差异这一关键问题，最终沦为众声喧“华”。⑥ 因此，作者提出“复线性”概念，认为汉语写作的“在地化”为克服中心一边缘而呈现出“中”“华”的复线性来，复线性比多样性更进一步，且各个线是否有必要连接起来，也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二、境外学者频频登“陆”

随着大陆与境外学者的交流互动日趋频繁，境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频频登“陆”，刊发在大陆出版的学术期刊上，有些境外学者甚至担任大陆学术期刊的编委，如马来西亚学者许文荣担任《华文文学》的编委，美国汉学家王德威与大陆学者陈思和合编《文学》杂志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生态。

在登“陆”的境外学者中，马华本土和马华旅台学者队伍最为壮观，许文荣、庄华兴、黄锦树、钟怡雯、廖冰凌、高嘉谦等中青年实力派学者，马华留中博士生陈焕仪、袁敏棻等新生力量本年度都表现不俗。此外，新加坡的张森林、泰国的曾心、印尼留中学生比娜也有论文见刊。

值得重点提及的是，《世界华文文学论坛》推出的“新马华文文学史新探”专辑，登载了三位马来西亚学者的论文。庄华兴的《南洋时期的许杰及其思想》一文探讨了许杰在吉隆坡时期（1928-1929）的文学活动及其影响。作者认为，作为五四运动的参与者，许杰接受了当时风起云涌的思想激荡，这种经验带给他很好的思想锤炼，让他抵达南洋后，对当地华侨社会有深入洞察，以激进的文艺思想和社会科学的观察方法把脉南洋社会的文化症候。具体而言，许杰通过发表文学作品、在《益群报》创办《枯岛》文艺副刊等活动，使马华文学接续上“五四”运动后期的革命文学，并因地制宜改称“新兴文学”，从而奠定马华文学自1930 年开始的左翼现实主义文学传统。⑦ 此文在马华文学史的谱系和中马文化连接的脉络中考察许杰的跨国流动和文化调试，视角独特，意义深远。廖冰凌分析1945至1965年间，一批新马作家、记者撰写的“西”（包括西方国家和印度等新兴独立国家）游记的特点和价值。廖文的《战后二十年新马“西”游记的兴起》一文认为，这类游记强调理性叙事、信息传达，旨在开启民智，打通新马读者连接世界的通道，满足东南亚各新生国家为建构新型的民族国家意识，向“西”取经的政治和精神诉求;这批游记多采用地方志、报道式、通讯式写作方式，文学性或许不足，其写作情感也不再充斥早期南来文人般的乡愁，更多关怀所在地立邦兴国的现实问题，但提供了战后二十年这个特定时代的集体经验。⑧ 高嘉谦的《画梦的乡土：论忧草散文的乡土感性与抒情》一文，关注大陆鲜少论及的马华散文作家忧草，重点分析忧草作为1960年代崛起的青年作家群之代表，其散文创作的乡土抒情风体现了独立后成长的一代青年作家的乡土热情和青春情怀，有别于此前为呼应建国所需的“战斗的散文”。论文指出，这种转变得益于政治语境的转换和时代的召唤，也与《中国学生周报》《蕉风》以及其他文艺团体所提供的跨境的文学生产空间息息相关。⑨ 这三篇论文打通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力图在社会史、文化史的网络中描摹马华文学的复杂面向，作者不仅掌握了扎实的史料，而且具备丰富的在地知识，其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可为该领域学者提供借鉴。

黄锦树的论文《“此时此地的现实”？——重探“马华文艺的独特性”》重审1947至1948 年间在马来亚爆发的关于“马华文艺的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大论战，认为这次论争发生在马来亚建国之路上，虽事关文学，更事关政治，是认同问题在文学场域的回响。历史的后续发展证明，书写“此时此地的现实”何其艰难——大马因政治禁忌，台湾因读者缺乏背景知识，“现实”常常无法被看见。⑩ 该文对文学与政治的缠绕、作家的跨域移动带来的认同问题都有深入思考。

钟怡雯的《游历南洋：马华散文史的起点》一文，留意到马华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学群体——“南游文人”，1920至1930 年代他们为了兴学募捐前往南洋，顺带完成了一批记录南洋风土人情、物产矿藏、社会状况的游记，兼具文学和史料的价值。这批游记的完成时间正值近代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时期，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文人的地理知识和南洋视野，为早期南洋社会留下了宝贵的社会记录，可视为马华文学地志书写的先驱，也可置入南洋研究的历史脉络。{11} 此文可管窥钟怡雯研究马华散文（史）的学术理路。

许文荣的《论李乔与驼铃小说的政治抵抗》认为台湾和大马在政治和历史遭际上有相似之处，因此台湾文学与马华文学在如何再现过去的政治和历史上具有可比性。论文以台湾的李乔和大马的驼铃为具体比较对象，从政治抵抗的视角考察两者小说写作的异同：两者皆站在为弱势者发声的书写位置，采用英雄化弱势者和国族寓言/政治隐喻式的写作策略，但李乔的抗争书写导向台湾本土意识的觉悟，而驼铃执着于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12} 许文荣的另一篇论文则是评点马来亚现代派诗人杜运燮及其 1940 年代的诗。论文结合杜运燮辗转于马来亚、中国、印度、新加坡的人生经历来论述其诗艺的转益多师、中西结合，从而形成其独特的风格，认为杜运燮是马华文学史上“早发的现代叶子”，在现代主义诗史上的意义不容小觑。{13} 该文对重审新马现代主义文学颇多启发。

马来西亚留中博士生陈焕仪专注女性马共的议题，认为应敏钦的《应敏钦回忆录》和李明的《马共奇女子》这两本女性马共领导人的传记不同于男性视角，开辟了马共书写的情感领域和生活细节。{14} 另一篇论文关注《生命如河流》这部收录了 16 位普通女性马共访谈录的作品，认为该书内容涉及普通女性加入马共以求改变悲苦人生的初衷，以及她们在森林里的生活、革命和奋斗历程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15} 另一位留中博士生袁敏棻长于文本细读，在《感官的美：论陈志鸿〈腿〉的感官书写》一文中，从触觉、嗅觉、听觉与视觉几方面解读马华作家陈志鸿小說《腿》的感官书写，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感受。{16}

除了声势浩大的马华学者，尚有新加坡和泰国的一批学者在默默耕耘。新加坡学者张森林与中国学者张松建合著的论文《缪斯的踪迹——新加坡华文现代诗的半世纪回顾》，梳理了新加坡华文现代诗自独立以来的发展简史，重点辨析1960年代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总结了新华现代诗的七大思想主题，评点新华现代诗在诗学建设和艺术创新上的成就。泰华诗人曾心介绍“小诗磨坊”的创作成就和诗艺探索，探讨六行小诗与中华文明的渊源。两篇论文皆有立此存档的历史意识。

印尼留中学生比娜与中国学者范水平合著的《鲁迅及其作品在印度尼西亚的传播与接受》一文，介绍了鲁迅作品在印尼的译介情况和研究现状，认为鲁迅作品在印尼的传播范围较小，不及在新马地区的声势，原因在于印尼的伊斯兰教信仰使其对宣扬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文学有抵触情绪，苏哈托政府对待华人与华文的高压政策也阻碍了中国文化在印尼的传播，但新世纪以来中印两国的交好与大批印尼留中学生群体的出现，使中国文化包括鲁迅作品在印尼的传播得以再度兴起。{17}

整体而言，东南亚学者因为置身当地的文化场域，对文学的历史脉络把握较准，加上搜集原始材料的便利，研究往往能贴近当地现实。

三、影响研究与跨界互动深度开掘

由于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具有亲缘性，两者之间的源流考证和影响研究很自然成为中国学界的兴趣点，2018年度对“南洋郁达夫”“南洋鲁迅”“南洋张爱玲”的探讨是这一学术理路的承续与开拓。

刘俊教授的《“南洋”郁达夫：中国属性·海外形塑·他者观照——兼及中国作家的海外影响与华文文学的复合互渗》一文，剖析了郁达夫在马华文学中的影响焦虑：郁达夫的南洋人生不仅在当时搅起马华文坛的风雷，而且在他“失踪”后，以“文学形象”的方式在马华文学中绵延至今。不同的马华作家对郁达夫有不同的型塑，体现出对以郁达夫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不同态度。在这个过程中，郁达夫以复合互渗（郁对马华文学的介入和马华文学对郁的再生产）的方式成为马华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成为理解马华文学历史与未来的载体与支点。{18}

凌逾、张松建教授的访谈录就作家的跨国体验、鲁迅与南洋文学等话题展开探讨。张松建教授先后在中国、新加坡求学，目前任职于南洋理工大学，可以说是亲身体验了跨国流动，他认为作家的跨国离散产生巨大的能量，能打开作家的思想空间和文艺视野，扩大作家的人际网络，深化他们的文学创造。张松建强调，新马作家对鲁迅的接受有年龄、代际的差异，而且他们在重写鲁迅的经典时，往往是对应新马社会的历史变动和社会需要，注重在地性的创造性转化，而不是为了说“中国故事”。{19}

朱崇科教授撰文剖析了新加坡作家英培安对鲁迅遗产的继承与发展。他将鲁迅的文学遗产分成两大层面：一是文学形式的创新模拟，一是文学精神的贯穿与再生产。就前者而言，英培安在杂文批判、跨文体写作、反讽技艺等方面有所继承，亦有所发展，比如其长篇书写;就后者而言，英培安在践行公共知识分子角色、跨越本土/外来方面有所继承，但又始终紧扣新马语境，呈现出海外华人的际遇。{20}

马峰认为鲁迅对印华作家黄东平的影响巨大，黄东平正是受到鲁迅作品的启蒙而走上文学道路，他尊崇鲁迅的知识分子品格，效法鲁迅的文学创作理念。具体而言，两者的小说都关注知识分子命运，隐含着“智识者”的价值标尺，对华人劣根性和社会阴暗面展开批判，对弱势者寄予同情。通过塑造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鲁迅剖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启蒙者的挣扎与痛苦，黄东平则勾勒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华启蒙者的精神图谱。{21}

王艳芳分析了张爱玲的南洋书写及对当代东南亚华文作家的某种影响之焦虑。作者认为，尽管张爱玲没能踏上南洋的土地，但她对南洋深怀向往，且母亲、好友、同学都与南洋有着不同的情缘，因此南洋图像成为她文学作品中非常重要的建构。南洋是张爱玲凝视的对象，而张爱玲也成为南洋作家的凝视对象。被称作“南洋張爱玲”的新华作家孙爱玲和马华作家李天葆沉醉在祖师奶奶张爱玲未完的故事中，“一边极尽模拟文字意象，一边力求突破华丽苍凉”{22}，从不同侧面凸显了张爱玲对新马华文文学作家的影响焦虑。

除了影响研究，2018年度在作家、文学运动的比较研究上也有收获。农莉芳比较了中马女作家林白与商晚筠两位的女性意识之异同：两者皆哀叹父权文化压制下女性命运之悲苦，以自恋或女同性恋寻找救赎、表达反抗;但林白小说中的女性面对压制往往能同舟共济，表现出强烈的反叛意识，商晚筠小说中的女性面对压制时，往往以排挤其他女性的手段来试图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反叛意识较弱。作者认为造成两者差异的原因在于马华女作家承受着作为女性和华族的双重边缘化的压力，男尊女卑思想在马来西亚更加根深蒂固，这导致马华女作家的创作意识难以摆脱“父权观念”的制约。{23} 张燕比较了印尼“东西方文化论战”与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异同，认为两者皆爆发于民族危机时，都是通过比较西方价值与本土传统的优劣来促进思想变革，都对确立民族文化发展方向具有由“破”到“立”的历史转折意义;但“东西方文化论战”中的“西方派”与 “东方派”势均力敌，而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革新派全面打击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思想体系。{24}

华语传媒与华文文学的互动一直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关注点。易淑琼的论文《花踪文学奖在马华文学场域象征资本的确立》论述了“花踪文学奖”对马华文学的介入。论文指出，“花踪文学奖”主办方《星洲日报》“以文化疗伤为起点，通过系列文化包装，建构起传承文化薪火的品牌形象”，在马华文学场域获取象征文化资本，同时挟传媒的巨大力量影响着马华文学生产与消费。{25} 颜敏以香港电视读书节目“开卷八分钟”为经典个案，探讨华文文学的跨语境传播现象和对研究范式转换的召唤：传播中的媒介融合趋势，意味着单一文本研究将走向跨媒介研究;节目的话题化策略导致它在选取文本时偏向“社会化经典”，意味着相关研究应重点分析“媒介如何介入怎样经典”的具体层面;节目依托香港的特殊语境，采用“游散”立场，兼顾各区域华文文学，建构“传播接触星云”，意味着研究要考量地方性因素对华文文学跨语境传播的影响。{26}

此外，张巧欢的《20世纪印尼华文文学中的他者形象》一文，从跨族裔、跨文化的角度探讨了20世纪印尼华文文学中的原住民形象，认为印尼华人作家正是通过他者形象的塑造来言说自我，构建华人自我的主体性——或是凸显华人的优越意识;或是突破华人的族群偏见，表现出与他者亲善的欲求。{27}

四、作家作品研究异彩纷呈

作家作品研究是推动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起点和支点，一直在成果比例上占据较大比重，本年度亦不例外。其中，新马华文作家作品研究的成果最为丰硕，越南、泰国、印尼、缅甸华文作家作品研究别开生面，可谓异彩纷呈。

新华文学方面，希尼尔、谢裕民一直是研究者的关注焦点。朱崇科教授认为新加坡作家希尼尔是地道的新加坡制造，但他的创作恰恰反思了制造新加坡的诸多问题，如对乡土的破坏，对历史的健忘，对工具理性的过分推崇等，表现出深厚的忧患意识。{28} 袁龙、胡银萍则探讨希尼尔微型小说中的华人形象类型：“孝子贤孙”型、“不忘国耻”型、“反思传统”型、“现代野蛮”型，认为前三种形象反映了新加坡华人在独立之后，身份认知由遵从中华传统文化向融合西方文化的本土意识转变的进程，而“现代野蛮”形象则是希尼尔以他者眼光审视大陆人的结果。{29} 黄晓燕分析了谢裕民的文学成长经历，认为其早期的都市书写和近期的历史寻根，皆贴近新加坡的历史脉动，为新加坡的历史轨迹留下真实而丰富的历史写照。{30}

新加坡文坛新秀张惠雯和新加坡华裔作家林宝音本年度也被论及。毕光明以文本细读的方式解读了新加坡籍海外女作家张惠雯的短篇小说《醉意》，认为作者的心理刻画和情景描写笔力不凡，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女主人公在酒醉的掩护下，释放自己被压抑欲望的心理出轨事件。{31} 赵志刚分析了新加坡华裔作家林宝音小说的混杂性特征——使用带有本土特色的新加坡式英语、构筑多元混杂的文化语境、使用中西糅合的文化意象等，认为这种混杂性书写呈现了新加坡的立体镜像，揭示了新加坡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彰显了新加坡“本土性”。{32}

马华文学方面，论述对象有姚拓、何乃健、温任平、潘雨桐、商晚筠、张贵兴、黄锦树、黎紫书、张依苹、林玉玲、汉素音等，涵盖老、中、青三代和西马、东马、旅台三大板块，最为难得的是，汉素音这位在大陆鲜少提及的作家也进入研究视野。

汉素音近年被马来西亚学者张锦忠、潘婉明等一再论及，但大陆学者的相关研究付诸阙如，金进的《左派文人视野中的英国殖民历史：再现与批判——汉素音与其作品〈餐风饮露〉》一文，可以说弥补了这一缺陷。作者采用知人论世的方法，结合汉素音的混血身份和她在新马两地的生活经历、社会活动、交际圈层来谈汉素音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左派文人的批判立场之形成，剖析其小说《餐风饮露》描绘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南洋阶级图景，包括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现象、“新村”的日常生活图景、英殖民者对马共的迫害等。{33} 论文挖掘了详实的原始史料，做到文史互参，是颇具深度的个案研究。

金进的另一篇论文《马华旅台小说家笔下的原乡书写》从“原乡”概念入手，分析马华旅台作家群对中国大陆、马来西亚的原乡情结。作者认为，马华旅台作家群笔下的“中国原乡”一是实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往往以“共产”、“专制”的形象出现，这显然是受台湾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种是想象中的文化中国，其创作更多是对中华文化的书写，而他们在大马的生活记忆，使他们在书写大马原乡时，往往聚焦大马种族关系、马共、大马教育制度等课题，情感疏离纠结。{34}

朱崇科教授聚焦本土性，认为商晚筠小说对本土中国性的建构包括表现中国移民在本土化过程中的回望过去、代际差异和同代隔膜，也包括批判传统劣根性、发掘人性温暖等衍异;而她对异族叙事的关注则体现了本土多元性。{35} 他在解读温任平作品中的本土性时，将其细化为四个层面，包括中国性现代主义、客观性现代主义、本土中国性、包容型本土性。由此可看出朱崇科“本土性”理论体系的日趋精细和繁复。{36} 话语分析也是朱崇科喜欢借重的理论方法之一，他认为何乃健是马华文学史上环保文学之集大成者，其作品中的环保话语分为三个层面：自然生态环保、佛/道文化环保、身份强化环保{37}，这对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有诸多启发。

贾颖妮关注东马文学图谱，认为潘雨桐的漂泊经历和他在东马担任园丘经理的生活体验，使其在书写东马的弱势族群时表现出不一样的写作伦理：超越华人的族群视角，从殖民历史、华人的沙文主义心态以及现行政府的政策偏差来思考弱势族群的创伤与反抗。{38} 她的另一篇论文《历史记忆的摆荡》剖析了东马旅台作家张贵兴雨林三部曲的历史书写立场，认为他的华人拓荒史书写不同于方北方式的“血泪史”模式，也不同于马来人的官方历史，而是直面拓荒史中的历史原罪，并追求美学上的魔幻化，获取跻身台湾文化市场的资本，体现了“后移民”时代大马华人情感结构的复杂性。{39}

温明明、王天然撰文比较了黄锦树前后期创作的马共小说《大卷宗》和《如果父親写作》，认为《大卷宗》里父亲的身体和祖父书写的卷宗都“失踪”了，历史也消失不见，《如果父亲写作》则“打碎了失踪的迷雾感，对父辈历史进行根本的重写”，体现黄锦树走出“失踪”的困境，以“重写”的姿态介入父辈历史的新探索。{40}

张燕有两篇文章论及华裔马来西亚美国作家林玉玲：一篇从娘惹的语言、服饰和饮食三方面分析林玉玲文学作品的本土特色和东方色彩{41};一篇解读林玉玲的回忆录《月白的脸》，认为这部回忆录是林玉玲与性别歧视、种族歧视、英殖民教育相抗争的生命书写，展示了她在马来西亚和此后流散美国的成长历程。{42}

黎紫书、张依苹是颇受欢迎的女作家。黄瑞颖从黎紫书作品中的哥特式特征入手，分析她对哥特元素的运用和创新，以及如何与当下相连接来表现现代人的焦虑。{43} 李雪涛以张依苹的短篇小说集《哭泣的雨林》来思考作者的身份认同，指出这种认同既出自张依苹在东马的成长经历，尤其是与周围原住民、马来人、印度人的文化差异与共同价值的感知，也与她出入台北、北京、香港的人生阅历有关，是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自我探索、自我定义的结果。{44}

朱文斌指导的三位硕士生从不同角度解读姚拓的小说《走死运的人》。任金刚从人物塑造、情节设置和逻辑考量三方面谈小说的艺术缺失。{45} 金莹从巧合的情节安排、讽刺和幽默技法谈小说的艺术特色。{46} 王璐则从“多余人”的角度分析小说的主人公形象。{47} 由此可看出大陆新生力量的成长。

越华文学方面，涂文晖、谢永新仍是研究主力。涂文晖剖析了气如虹的散文集《征途摭拾》，认为这部源自亲身经历的散文集“既客观描写了军中生活，又深入展现了华人的内心世界”{48}，是越战书写的佳作，为我们了解越战时期越南华人的处境打开了一扇窗口。谢永新探讨了越华现代诗如何运用语法和修辞的陌生化手法，来呈现诗人复杂的内心感受和情思，增强诗歌的艺术感染力。{49}

泰华文学方面，以往研究扎堆“六行小诗”，本年度在研究对象上有新的开拓。覃鸿波、蓝长龙、杜科迪合著的论文《论泰国华人身份认同重构及其政治诉求》，以《南风吹梦》《我的祖父》《龙腾暹罗》三部经典为例，剖析这三部作品通过展现华人的艰苦奋斗经历以及在双重文化矛盾中的痛苦蜕变历程，颠覆了泰人对当地华人的传统偏见，发出了新一代华人追求政治平等、民族平等的诉求，构成泰国华人争取民族平等和社会认可的社会运动之一环。{50}

马峰分析了印尼华文女作家袁霓作品的三大主题：婚恋、亲情、族群生态，认为这三大主题构建出印尼华人复杂的本土面向，体现了袁霓的悲悯情怀和批判眼光。{51} 马峰曾在印尼生活工作过，在论述袁霓的族群书写时堪称拿捏到位。

李嘉润介绍了鲜为人知的缅甸新生代作家珠的代表作《像大海一样的女人们》，结合缅甸从殖民时期到1960年代的历史背景，从人物形象、社会地位、情感关系等方面探索祖孙三代三个女性的成长经历和女性意识，也从一个侧面探索缅甸的社会变迁。{52}

2018年度的作家作品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开拓，反映出大陆学者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生态越来越了解，逐步摆脱不在“文化现场”的缺憾。这一方面是因为大陆学者有在东南亚求学、工作的经历，如朱崇科、金进、马峰等;另一方面是因为大陆学界加强了与东南亚华文文坛的互动，尤其是注重获取第一手资料，有意识地摆脱“进贡”文学的局限。

五、文学现象、文学史研究继续推进

随着学界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个案研究方面的积累，探索文学现象、总结文学规律、建构文学经典、梳理文学史脉络就成为研究继续推进的课题。

“经典化”是当前学界的研究热点，存在着以作品的审美功能或是以社会功能为取舍标准的两种路向。朱双一教授认为，对仅有百年历史的世界华文文学而言，不宜用纯审美标准来评判经典，以免研究過度集中于经典作家身上，而应该全面挖掘那些处于边缘、名不见经传的作家作品，以免其湮没无闻。他强调，“脉络化”凸显作品在社会文化脉络中呈现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文化意义，目前比“经典化”更为适合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53}

朱巧云在《东南亚华人诗社与古体诗词创作论略》一文中，探寻东南亚华人诗社的百年历史，分析这些诗社共襄诗词盛事，凝聚华侨华人力量，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作用。论文还剖析了东南亚华人古体诗词创作的主题、情感和面临的困境{54}，对研究古体诗词的当代创作提供借鉴。

郑杰的《建构新加坡华文戏剧史：对象、困境与方法》一文，考察了2013年以前新加坡和中国学者对新加坡华文戏剧的理解和建构戏剧史的方法，发现两国学者学术理路相似，大抵从政治出发思考文化和艺术，且以中国为参照来探讨新加坡戏剧。作者认为新加坡华文戏剧史的书写困境在于对“新加坡华文戏剧”这一对象的界定面临诸多困扰，牵涉与其他语种戏剧的关系、如何厘清戏剧与戏曲的区别、如何看待1965年独立前隶属于“马华文学”那段时期等问题。他认为《戏聚百年》淡化时间阶段切分、让“小叙事”回归的做法对新加坡戏剧史的建构做出了有益尝试，可以预见回归艺术本位、回归“小叙事”是今后治史的立足点。{55}

向忆秋总结大陆泰华研究三十年的历史和得失，认为大陆泰华文学研究可分为80年代的“拓荒期”、90年代的“发展期”和新世纪以来的“繁荣期”三个阶段。“拓荒期”为泰华小说和诗歌研究打开了局面;“发展期”取得散文研究和微型小说研究的丰硕成果;“繁荣期”的泰华小诗研究成为新亮点。大陆泰华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过度关注老作家、戏剧研究薄弱、研究成果与泰华创作成绩不匹配，而夯实史料、深化个案研究、获取在地知识可成为突破研究短板的重要途径。{56}

涂文晖一直致力于越华文学研究。其《西化与回归：论越华现代诗的流变》一文，分析了越华现代诗从过于西化到回归传统的流变过程，认为越华现代诗的演变轨迹对重新思考文学的民族性不乏启示。{57} 另一篇论文《越华作家对华夏民族文化的坚守》以1975年越南统一为界，考察了1975 年前后越华代表作家的创作特点，认为1975年前的越华作家多在想象中建构故国，1975年之后的越华作家可以踏足祖籍国，亲炙中华文化，书写中国的当代风采，但两者皆有坚守华夏民族文化的精神倾向。{58}

袁龙分析了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受篇幅所限，表现出复古倾向：在题材选取上直面生活琐事，采用“偏纪”“小录”，复归中国古代小说与正史参行的观念;情节设置上借镜诗歌意境和散文的抒情笔法，弱化情节，具有“济《诗》与《春秋》之穷”的特点，类似古代笔记“无体不备”的叙事形态;人物塑造以形传神，与古代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暗合。{59} 他认为这种复古倾向表明，香港及东南亚与中国文化的血脉联系并没有因政治区隔而割断，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在今天仍然焕发活力。

马峰对朱文斌专著《东南亚华文诗歌及其中国性研究》的评点论文既引介了朱文斌的研究成果，也概述了东南亚华文诗歌史研究的现状和不足。马峰认为，朱文斌专著的学术价值主要有三：一是对“中国性”概念的爬梳和厘定;二是以“中国性”的流变勾勒出东南亚华文诗歌的百年嬗变史;三是给“中国性”正名，为东南亚诗歌未来如何化用“中国性”指出方向。{60}

六、结语

总体而言，2018年度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在理论争鸣、史料钩沉、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中国作家的海外影响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就地域而言，新马华文文学仍是研究的重点，越南、泰国、印尼、缅甸华文文学研究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境外学者的频频登“陆”和留中学生新生力量的汇入，推动了研究生态的改变。这一方面凸显了大陆与东南亚学界的互动与交流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也反映随着中国崛起而来的“中国热”“汉语热”带动了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后续影响值得期待。

注释：

① 黄锦树：《这样的“华语语系”论可以休矣！──史书美的“反离散”到底在反甚么？》，先是见于《说书Speaking of Books》网页2018年1月2日，后于2018年3月26日在公众号“近代文学研究”发表，标题改为《如此荒谬的“华语语系论”》。

② 李林荣：《当代汉语文学的语言、民族和国家认同——再论“华语语系”与世界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8年第1期。

③ 王德领：《“华语语系”作为一种方法——“华语语系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8年第1期。

④ 刘大先：《华语语系文学：理论生产及其诞妄》，《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8年第1期。

⑤ 霍艳：《台湾的焦虑：“华语语系文学”与台湾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8年第1期。

⑥ 山口守：《巴别之后：华语语系文学的策略性及声音问题》，载陈思和、王德威主编《文学》，2018年春夏卷。

⑦ 庄华兴：《南洋时期的许杰及其思想》，《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8年第4期。

⑧ 廖冰凌：《战后二十年新马“西”游记的兴起》，《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8年第4期。

⑨ 高嘉谦：《画梦的乡土：论忧草散文的乡土感性与抒情》，《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8年第4期。

⑩ 黄锦树：《“此时此地的现实”？——重探“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华文文学》2018年第2期。

{11} 钟怡雯：《游历南洋：马华散文史的起点》，《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8年第2期。

{12} 许文荣：《论李乔与驼铃小说的政治抵抗》，《华文文学》2018年第2期。

{13} 许文荣：《早发的现代叶子——马来亚现代派诗人杜运燮与其1940年代的诗》，《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8年第1期。

{14} 陈焕仪：《从女性马共领导人传记窥探“真实”的马共》，《华文文学》2018年第3期。

{15} 陈焕仪：《走入森林，走出自我——以〈生命如河流〉为例看女性参加马共》，《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8年第2期。

{16} 袁敏棻：《感官的美：论陈志鸿〈腿〉的感官书写》，《华文文学》2018年第5期。

{17} 范水平、比娜：《鲁迅及其作品在印度尼西亚的传播与接受》，《青海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18} 刘俊：《“南洋” 郁达夫：中国属性·海外形塑·他者观照——兼及中国作家的海外影响与华文文学的复合互渗》，《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19} 凌逾、张松建：《现代主义、跨国流动与南洋文学——张松建教授访谈录》，《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8年第3期。

{20} 朱崇科：《论鲁迅在狮城的赓续——以英培安为中心》，《香港文学》2018年第6期。

{21} 马峰：《鲁迅对印华作家黄东平的影响及启蒙知识分子同构》，《鲁迅研究月刊》2018年第1期。

{22} 王艳芳：《凝视异域：张爱玲的南洋书写及其意义》，《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

{23} 农莉芳：《中国与马华女作家小说文本女性意识之异同研究——以林白与商晚筠为例》，《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24} 张燕：《印度尼西亚“东西方文化论战”与中国“新文化运动”之比较》，《南亚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3期。

{25} 易淑琼：《花踪文学奖在马华文学场域象征资本的确立》，《华文文学》2018年第2期。

{26} 颜敏：《传播与研究的互动——从“开卷八分钟”看华文文学跨语境传播的几种现象及启示》，《世界华文学论坛》2018年第3期。

{27} 张巧欢：《20世纪印尼华文文学中的他者形象》，《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

{28} 朱崇科：《从新加坡制造反思制造新加坡：希尼尔论》，《华文文学》2018年第5期。

{29} 袁龙、胡银萍：《希尼尔微型小说中的华人形象》，《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30} 黄晓燕：《新加坡作家谢裕民笔下的历史书写》，《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6期。

{31} 毕光明：《在不幸的婚姻中体味幸福的真谛——评张惠雯的〈醉意〉》，《名作欣赏》2018年第3期。

{32} 赵志刚：《混杂性书写：林宝音小说与新加坡 “本土性”》，《外国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33} 金进：《左派文人视野中的英国殖民历史：再现与批判——汉素音与其作品〈餐风饮露〉》，《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1期。

{34} 金进：《马华旅台小说家笔下的原乡书写》，《长江学术》2018年第3期。

{35} 朱崇科：《马华女作家商晚筠作品中的本土纠结》，《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36} 朱崇科：《论温任平作品中的本土性》，《关东学刊》2018年第3期。

{37} 朱崇科：《马华文学中环保话语的三重创制——以何乃健为中心》，《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

{38} 贾颖妮：《弱势他者的创伤与反抗——论潘雨桐东马系列小说》，《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39} 贾颖妮：《历史记忆的摆荡：张贵兴雨林三部曲的华人拓荒史书写》，《文艺争鸣》2018年第8期。

{40} 温明明、王天然：《从失踪到重写——论黄锦树马共题材小说中的“父”》，《華文文学》2018年第6期。

{41} 张燕：《论林玉玲文学作品中的娘惹文化形象》，《名作欣赏》2018年第6期。

{42} 张燕：《一位华裔马来西亚女性的生命书写——解读林玉玲〈月白的脸：一位亚裔美国人的家园回忆录〉》，《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43} 黄瑞颖：《论黎紫书作品中现代焦虑的哥特式形态》，《华文文学》2018年第2期。

{44} 李雪涛：《诗人笔下的身份认同——我读〈哭泣的雨林〉》，《华文文学》2018年第1期。

{45} 任金刚：《论姚拓小说〈走死运的人〉艺术上的缺失》，《名作欣赏》2018年第2期。

{46} 金莹：《巧合、讽刺下的含泪微笑——论姚拓〈走死运的人〉的艺术特色》，《名作欣赏》2018年第2期。

{47} 王璐：《姚拓小说中的“多余人”形象及其存在意义——以〈走死运的人〉为例》，《名作欣赏》2018年第2期。

{48} 涂文晖：《越华文学的越战写实——以气如虹的系列散文〈征途摭拾〉为例》，《华文文学》2018年第6期。

{49} 谢永新：《越南华文现代诗的语言陌生化手法——越南华文现代诗研究之四》，《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50} 覃鸿波、蓝长龙、杜科迪：《论泰国华人身份认同重构及其政治诉求——以反映泰华社会的泰国文学作品为中心》，《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51} 马峰：《印尼华文女作家袁霓的本土书写》，《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52} 李嘉润：《缅甸小说〈像大海一样的女人们〉中的女性意识探析》，《安徽文学》2018年第6期。

{53} 朱双一：《经典化或脉络化？——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两种学术取径》，《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1期。

{54} 朱巧云：《东南亚华人诗社与古体诗词创作论略》，《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8年第2期。

{55} 郑杰：《建构新加坡华文戏剧史：对象、困境与方法》，《华中学术》2018年第4期。

{56} 向忆秋：《中国大陆泰华文学研究三十年的进程、特色和问题》，《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8年第1期。

{57} 涂文晖：《西化与回归：论越华现代诗的流变》，《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8年第2期。

{58} 涂文晖：《越华作家对华夏民族文化的坚守》，《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8年第4期。

{59} 袁龙：《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创作的复古倾向》，《华文文学》2018年第2期。

{60} 马峰：《“中國性”在东南亚华文诗歌中的百年嬗变——评朱文斌〈东南亚华文诗歌及其中国性研究〉》，《文艺争鸣》2018年第5期。

作者简介：贾颖妮，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与新媒体学院副教授，广东广州，510521。

（责任编辑庄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