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燕 任坤

摘要：工商资本下乡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进入农业领域进行规模化、机械化生产，大量劳动力得以解放，农业生产效率得以提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规模经济效应与交易成本效应对农民增收的冲击作用十分明显，且这种冲击作用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产业融合效应虽然在中间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缓冲期，但从总体上来看，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还是很明显;知识溢出效应虽然也对农民收入产生正向影响，但渠道效应并不明显，且与农民收入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 一定的时滞性。要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将大量闲置的农村宅基地以及农房进行整理盘活承包给工商资本，使其成为工商资本投资农业产业的用地来源;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于金融资本、工商资本的正向引导作用，综合利用补贴、税收优惠以及贴息等手段，以吸引金融资本和工商资本的深度融合，使得政策优惠聚焦于“三农”经营主体。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金融资本;工商资本下乡;农民收入;土地流转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基于土地流转视角的工商资本下乡‘非粮化现象的诱因及解决路径研究”（20YJA790013）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07-0031-08

一、引言与相关文献综述

伴随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凸显，由此引发的诸如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村劳动力外流以及农村人口老龄化等问题，造成农村产业发展面临着逐渐凋敝的风险。在这种情形下，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如何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指明了新时代农村農业改革发展的方向，强调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更多投向乡村振兴。因此，引导工商资本下乡以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从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颁布开始，随着一系列鼓励工商资本下乡的政策不断出台，我国土地流转面积从2007年开始便一直呈现逐年上涨的态势，从2007年的0.64亿亩增加到了2017年的5.12亿亩。从土地的流转去向来看，流入农户的面积最大，流入合作社的面积增速最快，企业流转的土地增速每年大致保持在10%左右。由此可见，在国家不断出台政策的扶持下，工商资本正逐年投向农业产业。

从既有文献看，学术界关于工商资本下乡对农业的影响的研究仁者见仁，莫衷一是。一部分学者认为工商资本下乡不仅可以为农业领域带来资金，还可以将新型人才与技术引进农村，继而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也有部分学者信奉“资本消灭小农”理论，认为资本与土地的结合将导致小农经济的解体和衰亡。

（一）工商资本下乡的积极影响

Von Braun（2009）认为工商资本可以为农村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优化农业生产要素结构的方式提高农业生产率，从而为农民带来利益①。Philip Woodhouse（2010）认为相比于小规模农业的低生产率，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生产率将会更高，从而有助于农民增收②。何秀荣（2016）认为，中国小农务农之所以达不到社会平均收入水准，原因不在于农产品价格或者是生产成本，而在于农户农场规模太小，引入适度农业经营规模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③。杨磊和徐双敏（2018）指出，外源工商资本尤其是农业公司为乡村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本和要素，首先解决了农村资源禀赋不足的问题，同时又以土地流转的方式进行规模化经营从而激发土地效能，增加农民财政性收入④。

工商资本下乡促进了农业一二三产业内部的整合性融合，以农工结合、农旅结合以及农商结合等多种方式重新释放农业生产要素，从而创造新的价值。李云新、戴紫芸和丁士军（2017）在对345个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测算农业产业融合通过订单农业、土地入股、企业务工等方式可使农户增收59%⑤。郭军、张效榕和孔祥智（2019）以河南省产业融合为例，指出产业融合可通过产业内部整合、产业链延伸、产业间相互融合等模式有效增加农民收入⑥。杨晶和丁士军（2019）基于湖北宜昌、随州732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认为参与产业融合的农户其收入水平明显高于没有参与的农户，融合组农户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环节与企业形成利益联结，带动了农户工资性以及非农经营收入的提升⑦。

（二）工商资本下乡的消极影响

工商资本往往会凭借其信息技术等优势打压小农户，导致小农户不得不退出生产。黄瑜 （2015）通过案例分析认为资本式的养殖基地会逼迫小农走向无产化道路⑧。安永军（2018）认为，工商资本在经济体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当其利益与农户个体利益相冲突时，工商资本不会为了维护农户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同时由于乡村政权“悬浮”导致的组织体系和治理权威的弱化，使得村民集体行动能力匮乏，农户个体在面对强大的资本时自然会处于弱势地位⑨。Krystof Obidzinski等（2014）在对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油棕产业园区的研究中发现，产业园区较好的工作基本被外来高技术人才占有，当地人仍然没有工作机会⑩。Maru Shete等（2015）在对埃塞俄比亚某地区的研究中发现，农业规模化经营降低了当地的粮食安全水平，致使当地居民收入下降{11}。曹俊杰（2017）认为，工商资本看重的是稀缺的土地资源，即下乡的目的在于获取土地，相比于收益较低的农业项目，工商资本更热衷于高收益的非农项目。另外，部分农业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收益，会忽略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建设，进而损害农民的公共利益{12}。农民失去了耕种土地的权利，再加上生态环境恶化的影响，这样往往会造成农村的贫困和被社会边缘化{13}。

很明显，资本下乡能够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也带来了诸如粮食安全、农民就业、农民利益受损等问题。既有文献对工商资本下乡如何影响农户收入的预期并不一致，分析和检验这一影响的微观传导机制及其实践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2. 规模经济效应的综合评价

（1）指标构建。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进行生产，最主要的途径便是通过对土地要素的整合进行规模化运营，故以全国土地流转面积（X1）衡量工商资本下乡进行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特征。除此之外，资本要素的投入也是规模化生产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是改变传统小农生产方式、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以及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所以本文选取农业机械化水平（X2）、电力使用强度（X3）来衡量工商资本下乡进行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特征。基于工商资本下乡进行规模化运营的结果，即机械化运营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以及先进灌溉技术的使用，本文选取人均农业产值（X4）和节水灌溉耕地面积占比（X5）来体现农业生产效率的变化。

（2）计算规模经济效应综合得分。为使问题简单化的同时获得科学有效的数据信息，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通过降维从众多指标当中提取最具解释力和说服力的部分。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的前提是数据之间具有一定的线性相关性，所以在分析之前需要先对数据的有效性进行检验，本文选用KMO和Bartlett法对数据进行检验。当KMO值小于0.5且Bartlett球形检验F值大于0.01时，则表明数据不适合作主成分分析。本文用SPSS17.0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示，KMO值为0.784，大于0.5，表明数据适合作主成分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F值等于0.000，小于0.01，拒绝原假设，数据适合作主成分分析。我们提取了一个主成分，累积贡献率95.606%，相应的特征值λ为4.780。根据因子一的得分和特征值λ计算主成分得分，然后算出综合得分F1，由于只提取了一个主成分，因此综合评价值为主成分得分。

3. 产业融合效应的综合评价

（1）指标构建。关于工商资本对于农业产业融合的促进作用，本文基于农业产业融合的三种模式来选取指标，即产业延伸模式、产业交叉模式和技术渗透模式，其中产业链的延伸与交叉表示农业生产向第二、三产业的拓展与农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即以农业为核心开展农产品深加工业务，拓展农业第二产业功能;或者是将农业与第三产业有机结合，开发休闲、度假等服务功能。工商资本基于逐利的本能会将资源投向农业第二、三产业，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用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X6）、农产品加工业销售产值（X7）、不含农户的农副食品加工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X8）以及农副食品加工企业单位数（X9）表示农业产业链向后的延伸，从侧面反映了工商资本对农业产业链拓展的投入程度。技术渗透模式主要指依托农业新技术的使用促进农业智能化、精准化发展，从而缩短产业间的距离。比如李冰（2019）通过分析江西、福建的调研数据，验证了农业技术扩散对农业三产融合的正向促進作用{17}。有关技术渗透比较典型的商业模式有“农业科技型企业+农户+基地”的模式，本文用不含农户的农林牧渔产业改建和技术改造投资（X10）与农林牧渔产业研发经费支出（X11）表示工商资本下乡促进产业间的技术渗透程度。

（2）计算产业融合效应综合得分。检验结果演示KMO值等于0.699，大于0.5，且Bartlett球形检验F值等于0.000，小于0.01，表明数据适合作主成分分析。我们提取了一个主成分，累积贡献率94.7276%，相应的特征值λ为5.684。根据因子一的得分和特征值λ计算主成分得分，然后算出综合得分F2，由于只提取了一个主成分，因此综合评价值为主成分得分。

4. 知识溢出效应的综合评价

知识溢出效应是指知识经验或者技术创新在一定区域内各主体之间相互传播扩散的过程，这一过程导致的结果便是整个区域内各主体知识经验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本文选取农林牧渔产业研发经费支出（X11）代表工商资本对于技术开发的投入程度，因为投入是技术创新的前提，其投入程度越大，则知识溢出效应越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5. 交易成本效应的综合评价

工商资本基于中间人和组织者的角色，使得农户在与农产品市场相联系的过程中降低交易成本。本文用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数（X12）表示工商资本下乡促进交易成本效应的发挥，其中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既包括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业中间带动型组织等，这两者都是工商资本下乡的产物之一，其发挥的作用之一便是向前带动农户，向后连接市场，形成产供销一体的运行机制。

工商资本下乡的各项指标构成参见表1所示。

（三）Var模型实证检验

为验证工商资本下乡所带来的规模效应、产业融合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以及交易成本效应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动态关系，分别建立上述四种效应与农民收入之间的VAR模型，VAR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其中，Yt表示（n×1）向量组成的同方差平稳的线性随机过程，α表示截距列向量，βi为（n×n）的系数矩阵，Yt-i是Yi的n阶滞后变量，εi是随机干扰项，i=1，2，…，k。

1. 规模经济效应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动态关系

（1）单位根检验。为防止出现伪回归现象以保证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我们先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验证其时间序列平稳性，本文使用ADF检验法。为了消除异方差以及减少数据的波动，检验之前我们先对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对数处理，现用Eviews9.0检验结果如表2，可以看出各变量二阶单整，其中InY代表取对数之后的农民收入，F1代表规模效应指数。

（2）最优滞后阶数的选择。在建立VAR模型之前，我们一般根据SC、AIC和HQ值取最小的准则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的检验结果来看，当滞后阶数为2时，AIC、SC和HQ值达到最小，因此选择滞后阶数为2的VAR模型是合理的。

（3）VAR模型稳定性检验。在确定VAR模型最优滞后阶数之后还应当对VAR模型的稳定性进行检验。本文使用AR根检验法，当所有AR根落入单位圆之内时，则模型是稳定的。由图1我们观

察到所有AR根落入了单位圆，则模型通过稳定性检验，可以接着进行后续相关分析。

（4）脉冲响应分析。VAR模型确定之后，我们对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InY与F1之间的冲击函数结果如图2所示：当给规模效应指数一个正向冲击时，农民收入出现长期上行趋势，但上行趋势逐渐趋于平稳。这说明工商资本下乡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对农民收入发挥了正向促进作用。正如上文提到过的，工商资本下乡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进入农业领域进行规模化、机械化生产，大量劳动力得以解放，农业生产效率得以提升。但当农民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后便趋于稳定，这说明在现有政策支持与下乡环境下，随着工商资本下乡程度的加深，它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也逐渐得到充分的发挥。

当给农民收入一个正向冲击时，规模效应呈现上行趋势，在第四期之后便趋于平缓，这说明农民收入的增加也会促进农业生产规模经济效应的发挥。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农民收入增加使得农民拥有更广的收入渠道，比如做生意、进城务工等，所以相对于收入微薄的务农工作，农民也就更加愿意将土地转包出去。到后期这种促进作用趋于平缓以及略有下降，意味着土地之于农民起到的是生活保障作用，所以当农民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便不愿将土地继续流转出去。

2. 产业融合效应与农民收入的动态系统

通过图2可以发现，首先，当给予产业融合效应指数一个正向冲击时，农民收入呈现长期上行走势，由此可知随着工商资本对农业领域投入程度的加深，产业融合效应逐渐发挥其作用，农民凭借在第二三产业务工或者靠入股分红的方式获得了农产品加工及销售环节的部分利润，进而实现增收。再观察农民收入对产业融合的影响，当给予农民收入一个正向冲击时，在当期没有立即响应，之后在第2期对产业融合效应以负向冲击进而在第4期转为正向，往后便是出现了一个长期的下行趋势，这表明农民收入的提升对工商资本在产业融合方面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即工商资本对农业第二三产业的投入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依靠外力推动，比如说国家财政支持力度的加大以及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因为利润才是工商资本流动的源动力。

3. 知识溢出效应与农民收入的动态关系

实证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知识溢出会对农民收入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是当给予知识溢出效应一个正向冲击时，在当期农民收入并没有立即出现响应，之后虽然在稳定上升但上升幅度很小。对此可能的解释是知识溢出与农民增收之间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即工商资本加大对农业科技领域的投入到新技术在农业主体之间的扩散，与最后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及农民增收之间需要一定的时间。相对应的，农民收入的提升也会对知识溢出产生正向冲击，同样，当期没有立即出现响应，之后经历了一段缓慢的上升，到第7期之后趋于平缓。之所以在第1期沒有立即出现响应，是因为农民对新技术的接纳也需要一个过程，只有见到了新技术对农业生产所发挥的作用，农民才愿意去主动与工商资本进行接触，工商资本下乡的知识溢出效应才能得以发挥。

4. 交易成本效应与农民收入的动态关系

通过图2可以发现，当给予交易成本效应指数一个正向冲击时，对农民收入的正向影响作用十分明显，从第1期的负向冲击立刻转为正向，且后期上涨趋势明显，到第8期的时候上涨速度减弱并趋于平缓。这表明工商资本“中间人”的身份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有效地建立农户个体与农产品市场之间的连接，保证农业生产对接市场需求的同时保障了农户农产品销售利润的提升。另外，农民的增收也可促进工商资本交易成本效应的发挥，这表明随着农民收入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农民愿意与工商资本进行合作;同时可能的解释是，通过全国示范效应的发挥，各地政府通过出台政策积极鼓励建立龙头企业或者农业中间型组织，进一步带动更多的农户参与其中。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期限限于1998—2017年，结合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民收入的四个影响渠道构建了指标体系，分别建立VAR模型对其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脉冲响应的结果来看，规模经济效应与交易成本效应对农民增收的冲击作用十分明显;都是在短期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到后期便趋于稳定，且这种冲击作用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产业融合效应虽然在中间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缓冲期，但从总体上来看，对农民的增收的促进作用还是很明显，但是反过来农民收入的提升并不会正向影响工商资本对农业第二三产业的投入，所以如何引导工商资本加大对农业领域的投资力度还需政府出面引导。知识溢出效应虽然也可对农民收入产生正向影响，但效果不如其他三个渠道明显，且其与农民收入之间的互动关系都存在一定的时滞性，如何积极发挥工商资本下乡的知识溢出效应，使其对农业生产效率及农民收入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在这一方面还需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结合以上论证结果以及工商资本下乡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土地流转细则，积极鼓励工商资本进入农业。要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将大量闲置的农村宅基地以及农房进行整理盘活承包给工商资本，使其成为工商资本投资农业产业的用地来源;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比如道路交通、农田水利以及通信电缆的投资建设，目的是优化农村投资环境，降低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隐形成本，以吸引工商资本的进入。在引进工商资本的同时，应当注重对农民利益的保障，避免强制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的情况发生，要结合当地土地资源和环境条件，制定工商资本准入细则，防止工商资本进行圈占土地等投机行为。

第二，妥善处理农民就业问题，加强农业主体间的知识经验交流。首先应当将同意流转土地的农民分为两类，即外出务工和留守农村两部分。对于有意向外出务工的农民，相关企业应当与当地政府展开合作对这部分农民进行一系列技术培训，确保其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对于想要留守农村的农民，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可以吸纳绝大部分，使其就近就业。同时，从知识溢出的角度出发，各农业经营主体应积极开展经验合作交流，将有关农业领域新的技术经验进行及时的推广，共同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第三，扶持优质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发挥其对农民的带动作用。要妥善解决新型经营主体经营过程中有关资金以及人才的问题，比如制定满足其中长期贷款需求的相关政策，简化银行贷款程序，完善政策性农业信贷手续等。同时，对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进行分类指导，有的经营主体侧重农业生产环节，有的侧重于后续农产品加工及流通环节，针对不同的经营主体，地方政府要分类制定相应的培育政策，以提高政策的精准性。

第四，合理加大财政支农力度，积极撬动金融资本向农业倾斜。财政要優化支出结构，特别是加大乡村脱贫攻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民的教育与技能培训等领域的财政支持力度，配套合理完善的财政支持手段，充分发挥财政的保障作用。当然，仅靠财政资金无法弥补农村资金需求的巨大缺口，政府还应当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于金融资本、工商资本的正向引导作用，综合利用补贴、税收优惠以及贴息等手段，使得政策优惠聚焦于“三农”经营主体，以吸引金融资本和工商资本的深度融合。

注释：

① J. Von Braun， R. Meinzendick， Land Grabbing by Foreign Investo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isks and Opportunities，IFPRI Policy Brief， 2009， 13（4）， pp.16-37.

② Philip Woodhouse， Beyond Industrial Agriculture

Some Questions about Farm Size， Productivity and Sustainability，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2010， 10（3）， pp.437-453.

③ 何秀荣：《关于我国农业经营规模的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16年第9期。

④ 杨磊、徐双敏：《中坚农民支撑的乡村振兴：缘起、功能与路径选择》，《改革》2018年第10期。

⑤ 李云新、戴紫芸、丁士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农户增收效应研究——基于对345个农户调查的PSM分析》，《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⑥ 郭军、张效榕、孔祥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与农民增收——基于河南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案例》，《农业经济问题》2019年第3期。

⑦ 杨晶、丁士军：《农村产业融合视角下的农户收入结构差异分析及其政策含义——来自湖北微观调查的证据》，《西部论坛》2019年第4期。

⑧ 黄瑜、郭琳：《大资本农场不能打败家庭农场吗？——华南地区对虾养殖业的资本化过程》，《开放时代》2015年第5期。

⑨ 安永军：《政权“悬浮”、小农经营体系解体与资本下乡——兼论资本下乡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⑩ Krystof Obidzinski， et al.， Oil Palm Plantation InvestMents in Indonesias Forestfrontiers： Limited Economic Multipliers and Uncertain Benefits for Local Communities，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2014， 16（6）， pp.1177-1196.

{11} Maru Shete， Marcel Rutten， Lmpacts of Large-Scale Farming on Local Communitiesfood Security and Income Level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Oromia Region， Ethiopia， Land Use Policy， 2015（47）， pp.282-292.

{12} 曹俊杰：《工商企业下乡与经营现代农业问题研究》，《经济学家》2017年第9期。

{13} E. C. Small， H. A. Mann， Thirst for Distant Lands： Foreign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al Land and Water，Winnipeg， Manitob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 Development （IISD）， 2009， 5， pp.1-26.

{14} 张永强、才正、张璐：《农业龙头企业对家庭农场知识溢出效应研究——以黑龙江省为例》，《农业经济问题》2014年第11期。

{15} 赵霞、韩一军、姜楠：《农村三产融合：内涵界定、现实意义及驱动因素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17年第4期。

{16} 李冰：《农村社群关系、农业技术扩散嵌入“三产融合”的路径分析》，《经济问题》2019年第8期。

作者简介：高晓燕，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天津，300222;任坤，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天津，300222。

（责任编辑  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