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扬雄家的新书与制酱工具

2020-08-07徐畅

读书 2020年8期
关键词:扬雄酱缸王莽

徐畅

新始建国二年(公元十年),正当王莽君臣致力于建设理想儒学帝国之际,在首都长安,却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儒者自戕事件。一位年逾花甲的读书人从未央宫北的天禄阁上自投而下,差点丧命。事件虽然发生在禁省,但很快在京城传开,投阁者是在皇家图书馆工作二十余年、有着精湛学养的儒臣扬雄。是什么压力导致他诉诸如此极端的方式呢?

王莽出身西汉后期最显赫的外戚之家,青年时便位至列侯,与其他政治人物不同的是,他笃信儒学,礼遇名士。在以新代汉的政治地震中,为取得统治合法性,王莽利用儒臣制作符命、谶纬,演绎王氏受命的征象;而随后又以《周礼》为指导,对刘汉的各项国家制度进行改革。当时有心于政治的儒臣,如刘歆、甄丰、平晏等,相继得到重用,位至四辅三公。其实论才学,他们都比不上蜀郡儒生扬雄,扬雄在经学、辞赋、语言、训诂、文字等领域皆有精深研究;仅用小伎辞赋,就令汉成帝沉醉,得入禁中为郎,随侍左右。但他有感成、哀两朝外戚集团的政治表演,目睹昔日同僚王莽、刘歆、董贤等扈从帝王、位至三公,旋又黯然离京,或失势自杀;自忖毫无政治资本,选择经营自己的学术。

在汉代学术体系中,六经是核心,而《易经》位列六艺之首,是核心中的核心。扬雄的学术理想是至高的,他直接选择从《易经》入手;但并不是作注,而是抛开《易》的阴阳二元世界,根据浑天说、太初历,以占卜形式重新描绘一个世界图式;并希望新图式成为人们日常行动的指南。从学术思维层面“重建世界”,难度是巨大的。扬雄甘为郎官,幽闭于天禄阁中五六年时间,艰难地推演象位,构建天地生成学说,元寿二年(公元前一年)前后,终于完工。由于以“玄”作为天地万物之本原,这部新书就叫《太玄》。全书分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七百二十九赞,以仿《周易》之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重卦、三百八十四爻,是一部扬雄版的《易经》,是他毕生学术的制高点。

《太玄》写成,学术难题攻克了,扬雄又为何会坠楼自戕?他与新莽政治集团的距离太近了。王莽、刘歆曾与他一起任给事黄门郎,都是故交;刘歆敬重他的学问,令儿子刘棻拜于其门下学习奇字(新莽六書之一);《太玄》写成后,为了能让新书为学界所用,他还多次通过刘棻传话给刘歆,希望能莅临指导。

政治风向是瞬息万变的,开国功臣甄氏、刘氏以善造符命有助于王莽,但当新朝合法性已具,私造符命必成统治者之忌。黄皇室主(王莽女)当嫁与甄寻(甄丰之子)的符命,为两家招来了杀身之祸,王莽大治甄寻狱。甄寻被收捕,供词牵涉刘歆之子刘棻、门人丁隆,以及与甄、刘家有往来的官僚数百名,扬雄自然在其中。

当治狱使者前来收捕甄、刘余党时,扬雄正在天禄阁校书,情急之下,竟从高阁上自坠而下(据考古探测,天禄阁遗址地面残存夯土台基高约十米,相当于今天三层楼高度);本已年迈的扬雄贸然投阁后,差点摔死,王莽怜之,诏勿问,并给了他太中大夫(光禄勋属官,秩比千石)的闲职养老。刘歆也来到扬雄家中,慰问因为儿子缘故遭受大难的老友,并应邀拜读他的新书。

《太玄》之外,扬雄又拟《论语》,采取问答体的形式写成《法言》十三篇,意在阐发儒家思想,尊经宗圣。但投阁的政治闹剧,影响到他在京城学界的口碑,新书读者稀少,只有巨鹿侯芭等若干弟子从学。可以想象,当新莽朝国师刘歆到访时,扬雄肯定要向他推销《太玄》和《法言》。《汉书·扬雄传》“赞”保留了两人围绕《太玄》的对话:

刘歆亦尝观之,谓雄曰:“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雄笑而不应。

刘歆来到府上,被奉为上宾,扬雄找来众儒生弟子陪坐,拿出家中珍藏的陈年好酒和腌制的鱼子酱招待,宾主畅饮,酒酣耳热之际,复又谈及主人最为关心的新书。刘歆觉得,一起在天禄阁奋斗了十几年,客套是不需要了,他对老朋友说,你历尽苦难为此天才之作,我能读懂,但世风浇薄,学者读经只为求取功名,没有几人能通读《易经》,更何况你那独出心裁的《太玄》呢;为进一步点醒扬雄,他随手指着摆在几案上为待客而开封的酱瓿,打了个比喻,你的新书,恐怕只能用来做这酱瓿的盖子了。

《汉书·扬雄传》讲到扬雄性嗜酒,常有弟子载酒肴从学,但并未提到食酱的细节。说刘歆在扬雄家吃到过鱼子酱,是不是想象的成分有点过多!作为儒者之师,除教授生徒外,扬雄在家中应常与诸生并坐,置酒宴饮,以排遣不遇之寂寞,因而会常备一些佐酒的山珍佳肴,酱肯定是其中的一味好菜。为什么?不要忘了扬雄蜀人的身份,正是蜀郡郫县(今四川成都市郫都区)人。提到郫县,人们的第一反应是郫县豆瓣酱吧,一种广受欢迎的用辣椒、豆类、面粉等发酵制成的红油调味料,被誉为“川菜之魂”。据川菜博物馆介绍,郫县豆瓣酱有三百多年历史,清咸丰年间,川人陈守信在此开设益丰和酱园,将辣椒和发酵的胡豆瓣制成酱出售;其实,蜀人制酱、食酱的习惯,至迟在汉代已形成。四川盆地古称天府,汉魏时已有“山林泽鱼,苑囿瓜果,世代节熟”(《华阳国志·蜀志》),丰富的物产,加上都江堰的兴修和井盐的开采,共同催生了成都平原上的制酱业。

制酱,是指用发酵盐渍的方法,将各种动植物原料中的复杂有机物分解为简单有机物,产生鲜味,以供食用和贮存的过程。在汉代,肉类、鱼类、豆麦、瓜果等百味珍馐,都是制酱的原料,因而酱有肉酱、蟹酱、芥酱、榆荚酱等多种(参王子今《汉代人饮食生活中的“盐菜”“酱”“豉”消费》)。崔寔《四民月令》记载东汉洛阳附近的农家在田作以外,常制作酒、醋和各类酱以增加收入,而题魏武《四时食制》则介绍,汉魏时蜀郡郫县就出产鱼子酱,“郫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太平御览》卷九三六引,为三国魏晋史料)。

扬雄在家乡生活四十多年,微近中年才来到长安,肯定保留了不少在蜀中的生活和饮食习惯,除了对鲜美鱼子酱的饮食偏好,在家境不是很宽裕的情况下,自己购买食材,制作肉、菜、豆酱,置于酱瓿中长期保存,用以佐餐佐酒,不失为一种经济型生活方式。因而,在这个以学术谋生的蜀人家中,酱与书,成为案头常备之物。

虽然如此,酱以佐餐,提供物质食粮,书以增广见识,提供精神食粮,两者属于扬雄日常生活的不同向度,刘歆却“想象”出书覆酱瓿的做酱程序,使它们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交集。刘歆真的是在开玩笑吗?扬雄的书,是否存在成为做酱工具的可能性?能有助于酱制作、储存中的哪个环节呢?

《四民月令》显示,汉代普通农户已熟练掌握做酱技术,而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作酱等法》中介绍了豆酱等十六种酱的制作方法。以豆豉酱的制作为例,要经过净选、煮熟、沥干、摊凉、入屋、堆积、翻堆、平摊、翻曲、摊薄、划垄、成曲、扬衣、水洗、冲淋、沥干、入窖、发酵、出窖等步骤。其中制曲和发酵是做酱的紧要工序,通常置于密封的瓮中进行。制曲时有“内着瓮中,手挼令坚……盆盖密泥,无令漏气”的操作;发酵过程中要晒酱,“仰瓮口曝之”,但“雨即盖瓮,无令水入”(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

《齐民要术》所说用于制作、贮存豆酱的瓮,应即对应着刘歆所说酱瓿,考古所见实物,瓿为圆口、深腹、圈足的陶制或青铜容器,略似今之坛、罐。当时储酱的容器还有多种,如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竹木遣策中记有酱栖、酱杞、酱栀、酱杯等。在制曲、发酵和储存过程中,需要对储酱容器进行密封。汉代家庭制酱过程中采用的密封工具,已不可考,参照当代民间的情况,酱缸密封主要靠蒙子与帽子两种工具。先用透气防尘的物质如纱布做蒙子,蒙住酱缸口,并用绳子扎紧,形成密封槽,使缸内、外隔绝;在已蒙口的酱缸外,通常再加盖一层用秫秸或芦苇编成的帽子,目的是防水。萧红的《呼兰河传》就讲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国东北农家使用的酱缸帽子:

后园里边下了点雨,我想要进屋去拿草帽去,走到酱缸旁边,一看,有雨点拍拍的落到缸帽子上。我想這缸帽子该多大,遮起雨来,比草帽一定更好。

扬雄的新书用来覆酱瓿,应当就是发挥酱缸蒙子或帽子的作用。汉代儒臣家中藏书的物质形态是怎样的?能不能用来对容器进行密封?我们相信《汉书》的实录,尝试对《太玄》“覆酱瓿”的场景做个复原。

《太玄》的本文(七百二十九赞)五千言(今本五千九百四十六字),加上解说文字十一篇,共约两万字(据传世本统计,《解嘲》篇说“作太玄五千文,枝叶扶疏,独说十余万言”,十万言或为章句,或为资料,应非原文),篇幅不是很大。竹木简牍是汉代通用的书写材料,《太玄》有可能以简册的方式贮于扬雄家中。书写所用竹木简一般为一汉尺(二十三厘米)长,按每简容纳四十字计,《太玄》本文五千字,应至少需要一百二十五根标准简,可编连为至少两个简册(参邢义田《汉代简牍的体积、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语所藏居延汉简为例》)。

除竹木简外,当时的书写材料还有丝织品,以及纸。西汉已发明麻纸,考古所见如灞桥纸、罗布淖尔纸等,但产地有限,产量不高,士人阶层仍习用缣帛。虽然缣帛造价偏高,但扬雄长期在皇家图书馆工作,有办公物资,也享受官俸,可购买文具,获取书写用织物不是难事;《太玄》是自家本《周易》,且篇幅不大,最有可能是亲手写在缣帛上的(经籍为典籍之尊,常写于缣帛,如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周易》);或许本文自成一卷帛书,而解说十一篇每篇一卷。

以上列举了两种可能性,有一则史料可供进一步推测扬雄家藏本《太玄》的形制。《晋书·文苑传》载,扬雄的异代知己左思闭关创作《三都赋》,“构思十年,门庭籓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陆机、陆云兄弟曾讥笑“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以《三都赋》覆酒瓮,正是以《太玄》覆酱瓿故事的翻版。左思生活的晋代,纸张渐取代竹帛,成为通行的书写载体,纸质地致密,用来覆酒瓮,应当可达到密封效果,一如今天的酱缸蒙子;以此反推,用覆酱瓿的《太玄》,应当也是与麻纸物理性质相似的丝织品的形式。

汉代经籍除帛书本外,也有竹书本,故虽有上述理由,还不能排除《太玄》为简册的可能性。竹木简的透气性好,但质地疏松、编连后间隙大,以之覆物,很难达到密封效果,于做酱无助;不过在家庭储酱时,能否用来覆盖在已密封好的容器外面,发挥酱缸帽子的作用?这恐怕是一个可充分发挥想象而无法求证的问题。

刘歆用“覆酱瓿”比喻扬雄的新书无人理解,二陆的“覆酒瓮”也是用来贬低左思的作品,可见这一语汇一开始是用于评价他人的。晚近的知识人却常用“覆酱瓿”抒发作品不被重视的自叹,如清季黄遵宪《杂感》诗谈及新作“欲求覆酱瓿,已难拾灰烬。我今展卷吟,徒使后人哂”;或者纯粹表示自谦(希望读者拍砖的意思),一位学界朋友在送我的新书扉页,就写着“女史覆瓿”,让人觉得谦虚而典雅。

我想,刘歆、扬雄以后的学人在使用这一典故时,关注的应该只是它的学术文化内涵,大概很少有人去追究以书覆酱瓿的现实可能性,关注它背后的饮食文化意义。用学术作品作为制酱工具,固然意谓西汉末、新莽时代儒生的凄凉之感,但也揭示了秦汉人日常生活中一个值得留意的细节,不妨视为学术文化与物质文化偶然交汇的历史一页。

猜你喜欢

扬雄酱缸王莽
“童乌”未必是人名
隐微写作者扬雄
王莽:为争帝位四个儿子杀了三个
王莽:谁都别想忽悠
母亲做酱
一代大儒扬雄
改朝换代
下酱家什
浅解三字经(之七十二)
扬雄《方言》的编纂宗旨与编纂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