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创新

2020-08-07谢迪斌

桂海论丛 2020年3期

摘要：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基于近代大机器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得出的规律总结和趋势研判。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积极意义予以了充分肯定，对世界历史的负面影响进行了深刻批判。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各国利益已经深度交融，全人类形成了命运联动的系统性结构整体。基于对这一结构特征的把握，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揭示了当代世界的命运逻辑。用世界历史理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分析当今世界，必然推导出加强全球治理的结论。

关键词：世界历史;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20）03-0084-07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在近代大机器生产和资本全球扩张的背景下产生的，是对历史规律的总结和发展趋势的研判。马克思主义诞生170多年来，世界历史理论的光辉丝毫没有因为时间的磨洗而褪色，相反，岁月彰显了其高超的智慧和强大的生命力。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观察当今风云变幻、纷繁复杂的世界舞台，必然要导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加强全球治理的结论。

一、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意蕴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在早年的著作中，马克思就已经萌发出了这一理论的初始基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了人作为“类”存在的普遍性[1]45。《共产党宣言》对世界历史理论有着完整的阐述与表达：“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博大精深，具有穿越时空的普遍指导意义。从当代世界格局与国际关系的现实来解读，有三个方面的内容需要重点把握和运用。

（一）世界历史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基于生产力发展规律与趋势总结出来的。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在近代以前是不存在的。因为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是一种封闭与隔绝的生产力，各国家与民族之间没有全面的联系和交往，人类历史是民族的历史和地域的历史。到了近代，社会生产力从手工劳动进入了机器生产，交通和通讯技术与设备的生产，使交往空间的无限扩大成为可能，人们能够借助新型动力驱动的交通工具，完成环球航行，到达世界每一个角落，从而使原来相互隔绝与封闭的民族，相互有了来往，利益有了交集，民族历史才变成了世界历史。《共产党宣言》写道：“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1]276生产力的这种强大功能不仅使先进生产力在全球扩散和渗透，而且还以强迫的高压态势，迫使落后的生产力也必须改变自身的面貌，追随这种先进的生产力，否则就只能走向灭亡。“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1]276

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世界历史的程度这一基本观点，在当代越来越被证实，世界历史理论的生产力意蕴越来越凸现。正是在这种意蕴下，思考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就更需要从生产力的高度来进行了。只有将生产力快速发展与世界历史深度演进联系起来，才能更好的认识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客观必然与内在规律，才会更好地顺应这种必然与规律。所以，从生产力角度来理解世界历史的形成与演变，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当代解读的重点。

（二）世界历史形成是资本逻辑的必然要求

生产力发展只是为世界历史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理论可能，真正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则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生产关系。因为生产关系的主体是人，只有通过人的行为，才能将民族历史变成世界历史。人的行为是由利益驱动的，资本逻辑就是这种利益驱动的最强劲表现。资本是人格化的生产关系，它的主体是人，资本逻辑为利益最大化欲望的实现提供行动路径和解决方案。在变成现实的过程中，人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逻辑进行了初步的揭示：“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1]50“私有财产变成了资本，才会按照资本的逻辑来运作并主导人的日常行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2]

资本逻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无限的开放性和扩张性。这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从时间上来说，资本希望永远地轮回下去，产生无穷无尽的剩余价值。所以，资本的主人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再生产。“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275从空间上来说，资本逻辑不断冲破地域的限制，想尽一切办法把资本推送到远方。资本逻辑的空间扩张性，将民族历史变成了世界历史。

在资本功能日益强大的当代，资本逻辑与世界历史形成之间的紧密關系更加突出。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资本空间扩张的深度和广度有了空前提高。从深度上看，今天的资本全球扩张已经不再是以产品销售为主体建立联系了，而是金融为主体的全要素世界配置，资本在全球范围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渗透和覆盖;从广度上来说，资本的空间扩张已经由地球走向了太空，太空的商业开发和竞争正在加快。可以预见，在资本逻辑的强劲驱动下，全球化很有可能变成太空化，世界历史很有可能变成太空历史。这正是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与世界历史理论内在关系当代解读的重点。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这样写道：“世界在变平这一事实意味着，我们将地球上的各个知识中心统一到了一个单一的全球网络中，如果政治动荡和恐怖主义不从中作梗，这将带来一个繁荣而充满创新的时代。”[3]

（三）世界历史的形成具有正面与负面的双重效应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不仅深刻描述了世界历史的客观过程，而且还对这一过程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评估，对世界历史这一客观现象进行了价值判断。这种判断是分析全球化作用與影响当代表现的有效原则和方法。

第一，肯定世界历史对生产力发展和财富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因为在世界范围里进行资源的流动，产生了更大的市场和需求，巨大的市场和需求又反过来拉动生产规模扩大和生产效率提高。资本的内驱动和市场的外拉动，使生产力发展快速前进，极大增加全球的财富。“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1]277正因这财产和人口的集中联系和集中使用，生产效率才会了极大提高。“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77这是由于世界市场的作用所引起的生产力变革与发展：“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1]273

第二，肯定了世界历史形成对人的解放的促进。马克思歌颂和赞赏任何一切哪怕是微小的人类解放步伐。无论是封建社会对奴隶的解放，还是资本主义对农民的解放。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关系表现出高度的人身依附性，资本主义将社会关系从人的依附转向了物的依赖。马克思认为，物的依赖关系比人身依附关系要进一步。“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274马克思是从反讽角度使用“田园诗”这个词语的，在极其残酷的封建社会，“田园诗”只是一种向往而不是现实，而大量存在的却是残酷的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前提的人身依附。所以，资本所到之处秩序的破坏具有积极意义，“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1]275

马克思对世界历史进程中所出现的发展悖论与道德灾难同样进行了深刻的描述和尖锐的批判。资本逻辑下的世界历史形成所带来的社会进步，决不是资本家的善良和正直所造成的，只不过是其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过程的副产品。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伴随着征服与屠杀。

第一，形成了全球范围里不平等关系。为了利益最大化，资本金以最大限度的不平等原则来进行全球利润分配。“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277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的贪婪不仅仅表现在国内的阶级剥削，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国外的民族压迫。在资本全球化的驱使下，马克思所揭示的这种全球不平衡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存在。世界历史程度越高，这种不平等性就越明显。在当今的21世纪更是如此：“如果这种趋势无限制发展下去，那么到21世纪末，全球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将集中在超级富豪手中。”[4]但资本逻辑的私利性决不轻易地变更这种不平等的分配格局。有学者在上个世纪预测，21世纪来临不会给不平等贸易秩序带来任何改变：“在21世纪来临之际，贸易自由化正受到知识、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威胁。”[5]86

第二，出现了道德灾难和精神痛苦。世界历史不是和平安静的发展过程，而是伴随着血与火的暴力过程，殖民过程就是一个充满着道德灾难和精神痛苦的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6]这种罪恶是以掠夺和屠杀殖民地人民为事实基础的。如果“羊吃人”是资本在国内所犯下的罪恶的话，那么黑奴贸易和鸦片贩卖则是资本在国际所犯下的罪行。在21世纪世界历史进入新阶段的全球化时期，资本在全球的活动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其贪婪基础上的破坏性，只不过表现形式更加曲折和复杂。如金融资本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货币体系进行的狙击，实质上就是以强大的资本力量，强行收割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财富，其恶劣程度丝毫没有降低。“在国际体系中，反对以市场开放、资本自由流动和跨国公司到处活动为特征的全球的经济力量，通过贸易保护、对外封闭的经济集团和各种欺骗行为不断表现出来。”[5]1

二、21世纪的人类命运逻辑

世界历史进程不断加深就形成了全球化状态，具体表现为全球利益格局与结构关系的形成。如果说马克思所论述的世界历史主要是以贸易和市场为纽带的世界联系的话。那么，全球化则是要素和信息在全球快速流动与配置基础上的利益融合、技术共享、思想互动的世界一体化格局。这种格局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进程，任何主体都无法回避更无法阻挡这一趋势。既然是客观的历史进程，就必然存在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与影响。在当今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快的时代，要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观察和评估全球化的进程。更要用符合21世纪世界发展规律、特点和新思维来研究和治理国际事务。如果说，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是世界历史时代的话，那么，20世纪则是全球化的时代，当今的21世纪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这一时代的最大特征就是全球所有国家和民族融会成为一个系统性结构，世界由利益逻辑主导转向命运逻辑主导。全球化是世界历史进程深化的结果，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全球化发展的结果。所以，在当下认识和把握国际形势与世界格局，既要用世界历史理论，又要用全球化理念，更要用人类命运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其中最为主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对世界世界历史理论、全球化理念的继承和创新。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出发，认识当今世界，必须把握人类命运逻辑的双重特征。

（一）人类命运的系统性结构推动经济发展

世界联系的加强将全球经济整合成一个结构性整体系统。马克思早就指出了资本逻辑存在着自身不可克服内在悖论：在制造一个社会现象并获得利益的同时，又在制造着让利益毁灭的力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异化”。在《共产党宣言》对该现象是这样描述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1]277。在当今世界，由资本主义国家启动和加快的世界历史和全球化进程，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局部给了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带来了一些无法控制的“魔鬼”因素。西方国家看到自身在日益加深的国际交往中，边际利益有下降的趋势，于是就将自身所倡导的全球化原则抛弃了，刮起了一股“逆全球化”风潮。一些“黑天鹅”事件的不断出现，就是这种“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思潮的实践行动。显然，仅仅用世界历史理论和全球化理念，都无法全面解释和正确应对21世纪的复杂世界，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下，才能把握这个变化多端世界的本质规律，提出解决问题的基本方略。

在继承“世界历史理论”和“全球化思维”的基础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适应新的国际形势，从利益思维转向了命运思维，跳出了资本逻辑而进入了命运逻辑。当今世界的充分联系和广泛融合，不仅给世界带来了利益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将全球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形成了命运“一荣俱荣”的结构性系统。有西方学者认为：“让大自然的界限取代政治和商业界限具有重要意义，它重新定义了社会发展方向，使人们抛弃个人私利、商业追求和地缘政治的考虑，转而追求自然的总体幸福感。”[7]这就是世界联系进一步加深的正面意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世界以一个结构性的整体发展。习近平指出：“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8]世界的融合是一个历史事实，而且这一历史事实符合人类的价值。习近平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人类命运的交融所带来的正面意义予以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当前，围绕经济全球化有很多讨论，支持者有之，质疑者亦有之。总体而言，经济全球化符合经济规律，符合各方利益。”[8]在这里，习近平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对全球化做出了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双重判断。这对于正确认识全球化的规律与意义，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和引领作用。正因为如此，对全球化正面意义予以高度赞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英国著名学者布莱恩·罗素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非常伟大的思想。在当前各个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分歧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推进和实施这一概念是非常正确的决断。”[9]

（二）人类命运的系统性结构潜伏着风险

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下，所有国家和民众的命运并不只有“一荣俱荣”的趋势，而且还会有“一损俱损”的可能。全球化加快是利益与风险同在的双刃剑。所以，在充分认识全球化进程的正面意义和价值的同时，也必须严肃地面对人类共同命运所面临的巨大风险。依据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当今世界存在风险与挑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命运交集与融合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加。人类命运交融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性，使人类本身对这一交融进程的发展方向及其后果难以把握，所以，就会出现很多不确定因素。如果不正确认识这些不确定因素，很有可能将人类命运带往不利方向。因此，就必须对人类命运交融格局下有可能产生的不确定性及其风险有充分的认识和积极应对。习近平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为全球发展提供强劲动能，也带来一些新情况新挑战，需要认真面对。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孕育兴起，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演变，全球价值链深度重塑，这些都给经济全球化赋予新的内涵。”[8]习近平这段论述，重点对人类命运交融形势下的全球秩序与规则重塑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进行评估。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重塑引起的规则与秩序的深刻变动，很有可能对人类整体命运产生风险与损害。

第二，一些国家自私行为可能给人类的共同命运带来风险和损害。在命运逻辑主导下，一个主体行为的影响不再局限在自身主体结构内，必然会通过命运共同体的机制传导至全世界。而人类共同命运的损害最后也必然反馈到自私国家的本身。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格局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习近平指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经济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10]“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发展环环相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11]正是一些国家的单边主义行动，加深了全球利益格局的失衡，对人类命运的共同发展形成了巨大风险和严峻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包含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利益结构：一是相辅相成的命运结构，也就是“一荣俱荣”的命运关联;二是相反相成的利益结构，也就是大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国家单边主义行动都不会是一个孤立的行动，更为重要的是它会产生“一损俱损”的负面作用。这种负面作用，不是只对别的国家产生负面作用，而是会通过命运共同体循环传导到自身上来。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层涵义。过去世界历史时代、全球化低级阶段的那种通过损害别国的利益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念与行为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了。因为世界已经进入人类命运联动的系統性结构时代。

三、用世历史理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全球治理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仍然具有强大的当代指导作用。正如英国著名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中所说：“马克思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中一些重要问题的真知灼见，足以使‘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一个令无数人心向往之的标签。”[12]对世界历史理论的运用与发展，对人类命运逻辑的遵循与把握，必然要得出两方面的结论：利用和放大命运交融的正面意义，管控和防范命运交融所带来的负面风险。要实现这两个目的，就必须要加强全球治理。

（一）全球治理的基本理念是合作共赢

世界历史形成初期的治理理念是革命与战争，全球化时期则转化为冷战与对抗，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就要用“合作共赢”的理念来推进全球治理的行动。

第一，共赢是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共赢的反义词就是“单赢”或者是“独赢”。这一价值目标是长期以来西方殖民主义处理全球事务的基本理念。这是建立在落后国家利益与尊严损害基础上的。进入21世纪，世界历史已经深化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级阶段，“单赢”或“独赢”的理念从理论与实践上都失去了存在依据，必须用共赢来替代。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全球治理中的共赢价值目标有着道义与事实的双重逻辑。从道义逻辑来看，只有让所有的主体都能够获得相应的利益，才是符合道德和伦理要求的“善治”。到了21世纪的今天，全人类都应该认识并追求这一符合“善治”要求的共赢治理思维，摒弃“单赢”或“独赢”的“恶治”理念。从事实逻辑来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利益的联系与传导机制呈现出多元复杂的扁平化特征，去中心化正在成为一种趋势影响国际关系格局。在去中心化趋势下，没有一个主体的利益目标能够对命运共同体的利益目标形成替代和覆盖。如果强行推进“单赢”或“独赢”的理念，最后不仅不能实现“共赢”的目标，连“单赢”或“独赢”的目标也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人类命运已经成为系统性结构整体。

第二，合作是达到共赢目标的前提。共赢是所有主体利益的实现。显然，要达到这一价值目标，需要全部主体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通过谈判、协商来达成共同利益的表达与实现。因为在利益分歧和冲突的形势下，需要通过谈判和妥协才能达成共同利益格局。而谈判和妥协就需要所有的主体本着合作的精神，坐下来进行商谈。如果试图以对抗甚至威胁的理念达成利益，就根本无法实现共同利益。所以，合作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加强全球治理、达到共赢目标的前提。

从21世纪社会利益生成机制来看，合作有了非常坚实的利益基础。利益生成机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自然资源继续发展作用的同时，社会创新与结构协同成为利益和财富生成的重要条件。创新就需要合作，协同更需要合作。例如，在全球范围内的人才与智力的流动与交换能大大提升创新能力，这比掠夺一些资源所能够获得的利益与财富要有效得多。通过合作对全球市场的消费理念、消费结构和消费模式进行创新，这会催生出无数的市场需求，扩大市场份额，而不仅是在现有市场存量上进行竞争与对抗。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基于新时代全球道义情感增强和利益生成机制转换基础上的全球治理新思维。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新的增长动能不断积聚，各国利益深度融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13]

（二）全球治理的基本路径是创新治理机制

人类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利益格局形成了系统性结构，要适应新时代对全球事务进行有效治理的要求，就必须重新审视现有的治理机制和规则，要在遵守传统有效规则的前提下，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的世界发展和人类福祉提供有效的制度保证。

第一，对传统的治理机制进行全面反思和改革。世界历史形成之后特别是第二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上制定了很多的制度、规则，组建了一系列机构。这些规则和机构共同构成了传统的全球治理机制。应该说，这些全球治理机制在主要维护西方利益的同时，对全球的稳定与发展也有着积极作用。在人类进入命运共同体的21世纪，这些全球治理机制当然也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因此，加强21世纪的全球治理，就必须对这些传统的治理机制进行全面的检讨和反思。如果把传统全球治理机制比喻成为一栋老房子的话，在21世纪的今天，在继续使用这套老房子的同时，还要对其进行改造和维修。例如，作为国际贸易治理机制的WTO，今天仍然在发挥重要作用，但同时，这套机制在快速变化的21世纪，已经有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已经无法应对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如贸易品种与类型、离岸与到岸统计、结算与交割方式，等等。[14]所以，WTO必须进行改革，但改革的前提是，在新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达成之前，各国都必须在既有的WTO机制下进行合作与协调，不能因为WTO在某些方面的不适应性，甚至不能满足某些国家的单边利益，就抛开这一机制。

第二，推动相关领域的全球治理机制创新和重构。全球治理体制创新是由两个方面的现实迫切性所决定的：一是国际利益的生成机制发生了变化，原来以占有资源为主的方式，变成了以创新驱动和结构协同方式为主。这就要求在资源交易的治理基础上重视科技合作治理;二是世界利益主体结构发生了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也必然随着这种变化而改变。过去以欧美为中心的主体结构，呈现出多中心甚至是去中心的局面。那么，欧美主宰全球治理的机制就应该发生变化，新兴的主体就应该在全球治理中有更大的话语权。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在世界的作用与影响已经大为提升：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已经高达34%。[15]然而，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中国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还远远没有达到与其经济实力和国际贡献相匹配的程度。“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治理体系创新的成功案例，是一种全新的利益生成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蕴涵着人类命运逻辑。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13]

（三）全球治理的主要行动是管控风险

人命運共同体是一个相辅相成和相反相成的双重结构。在催生利益的同时也会激活、传导和放大潜在的风险。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下加强全球治理必须高度重视风险的管理和控制。

第一，管控体制型风险的生成与传导。所谓体制性风险就是由于传统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漏洞而形成、传导和放大的风险，如欧美长期以来实行的高福利、高负债的体制存在很大漏洞，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发展放缓的背景下，很容易诱发主权债务风险。这种风险很有可能通过传统治理机制的漏洞，迅速传导并放大到国际经济体系之中，从而危害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2008年来国际金融形势就是这一风险变成现实的重要表现。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世界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存在着很多不适应性和漏洞，很容易引发金融风险，必须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和创新，分散美元所集中的风险，提高其他重要经济体主权货币的结算和支付比重。习近平指出：“各方应该特别注意加强彼此政策的沟通和协调，防止负面外溢效应。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大国，则更需要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充分考虑对他国的影响，提高透明度。”[16]

第二、管控利益冲突型风险的生成与传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相反相成的结构性特征，就必然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这种利益矛盾和冲突如果不加以管控，就很有可能形成风险甚至变成现实的损害。如由于贸易规模的扩大，贸易暂时失衡所造成的摩擦必然存在。这种摩擦必须在全球治理思维下进行管控，在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予以解决，而不能依照单边主义思维采取一些措施，甚至以贸易保护主义的逻辑发起贸易战。这对贸易双方的利益甚至全球的经济发展都会造成损害。习近平在博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主旨演讲时强调：“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不搞唯我独尊、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不搞以邻为壑、恃强凌弱的强权霸道，妥善管控矛盾分歧，努力实现持久和平。”[17]

第三，管控灾害型风险的生成与传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格局下，要素的流动规模与速度空前提升，与此相适应，一些灾害性质的因素也随之生成和传导。灾害性因素有自然方面原因，也有社会方面原因。如生产要素的全球性流动所带来气候异常，人员流动所带来的病疫传播，近年来都有恶化的趋势。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发与防控，更加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下全球治理的迫切性。“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带来新的考验。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18]从社会方面来说，由于人口流动所带来的观念冲突和文化摩擦，如宗教冲突之下催生的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人类共同面对的风险和危害。无论是自然风险的防控还是社会风险的防控，都需要在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下，通过加强全球治理来推进。习近平强调：“在反恐问题上，联合国应该有更大作为，倡导鲜明的是非标准，推动国际社会坚决打击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19]

170多年前，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联系与交融日益紧密的规律，正是这一规律主导了20世纪全球化的态势形成和发展，也主导了21世纪人类命运交融成结构性整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揭示了结构性整体的发展规律。170多年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一直影响着人类社会对国际事务的观察与处理。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全球范圍里得到认同，加强全球治理的共识是这种认同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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