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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研究述评

2020-08-07徐建飞王莹

桂海论丛 2020年3期
关键词:制度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建设

徐建飞 王莹

摘 要: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通过构建以党章为主体的规章制度体系,将制度建设融入贯穿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各个方面,以此规范权力的运行、营造风清气正的执政环境、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研究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学界主要从制度治党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理论渊源、生成逻辑、价值意蕴等方面展开分析,论述了制度治党和思想建党、治党制度、全面从严治党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对制度治党的现实梗阻与实践进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文章详细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关于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存在的不足,展望此命题研究的学术前景,以期深化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研究。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20)03-0026-09

制度治党是国家治理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政党治理的重要方式。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1]明确提出了制度治党的思想。紧接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党纪党规要严于法律,党员干部需遵循法律法规,以高标准严格要求党员,进一步突出了制度治党在从严治党中的重要性。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把党的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紀律等各个方面。“制度治党”通过构建以党章为主体的规章制度体系,将制度因素融入各项建设之中,以此规范权力的运行、营造风清气正的执政环境、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近年来,国内学界聚焦制度治党的命题展开研讨,主要从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理论渊源、生成逻辑、价值意蕴等方面展开分析,论述了制度治党和思想建党、治党制度、全面从严治党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对制度治党的现实梗阻与实践进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

主要从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科学内涵、理论渊源、生成逻辑、价值意蕴、基本特征、现实梗堵以及实践进路等方面展开学理的分析和探讨,并论述了制度治党和思想建党、治党制度、全面从严治党之间的逻辑关系。

(一)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科学内涵

1. 主体维度。“制度治党”的科学意涵可概括为:党中央、中纪委以及上级党组织赋予特定权力的各级基层党委、纪委,遵循《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及治理细则开展对党组织和党员的治理活动[2]。

2. 制度维度。制度治党的根本在于“制度”。有学者指出,制度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依靠党章、党规、党纪等制度,培育党内制度文化、协调党内关系、提升党内治理能力、规范党内运行、塑造执政党权威的治理方式。其中塑造制度的法理型权威是制度治党的关键所在[3]。

3. 政党维度。制度治党最终目的是提升政党的治理效能。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是党为了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变化和对自身发展的内在诉求,依照党的党章、条例、准则、规定、办法及细则等一系列法规制度调整政党内部、政党与社会、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提高党员的思想境界、提升党内事务治理能力的治理模式[4]。

(二)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基本特征研究

1. 制度治党的普适性。社会的运行必须依靠制度来规范和维系,制度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通过规则表达出来,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或办事规程。制度在适用对象上具有普适性,制度治党针对的是党员这一组织成员的共同身份,上到党中央,下到各级基层党组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中的党员及基层党员干部都是治理对象的覆盖范围。从纵向层面来看,制度治党针对的对象涵盖上级党组织和党委以及赋予一定权力的各级基层党组织、党小组、党支部等;从横向来看,中共中央和各级基层党组织所制定的制度对本辖区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及国有企业中的党组织及其成员都具有普遍的约束性[5]。

2. 制度治党的系统性。孙贤平认为制度治党的系统性表现为内部系统性和外部协调系统性两个方面。从内部系统性分析,制度治党的系统性主要体现为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度系统,构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党系统。具体而言,在党章统领下加强领导法规制度、组织法规制度、监督保障法规制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健全党内规章制度体系。从外部协调系统性来看,制度治党的系统性主要体现为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以德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等构成的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系统[6]。岳宗强指出制度治党的系统性一方面体现在制度体系整体的系统性,即制度体系的构建要从整体上宏观把握,全面协调制度制定、制度执行、制度监督各个环节的相互关系,寻找平衡点,实现制度各环节内部的系统性;另一方面体现在党内制度之间个体的系统性,党的各方面建设的具体制度协同配合,有效糅合,形成系统的制度,发挥出制度治党的效能[7]。

3. 制度治党的约束性。制度一旦生成便具有相应的约束力,党内规章制度只有形成真正的约束力,才能对党员的思维方式、道德观念、价值信仰进行调整,才能在党内和社会养成遵守和敬畏制度的习惯。制度治党的核心理念就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都要严格遵循党内规章制度,用制度来约束权利、约束党内事务、约束党员干部[8]。任何违反纪律的组织或个人逾越制度的红线,触犯了党规法纪,违背了党内原则,都会受到党内法规严惩。

4. 制度治党的艰巨性。回顾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制度建设。制度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通过探索治党的有效手段而形成的基本共识,是中国共产党在反复实践中得出的宝贵经验和重要法宝。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坚持制度治党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的艰巨任务[9]。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仍然存在信仰动摇、贪污腐化、纪律松弛等问题,这决定了制度治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二、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理论渊源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加强制度建设及深化制度治理的理论,传统文化中关于礼治、法治的文化基因以及现代治理理论中的“善治”理论,为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滋养。

(一)马克思主义有关制度建设论述是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理论基石。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明确提及“制度治党”这一概念,但在其诸多的著作中有着丰富的关于以制度建设巩固党的组织、维护党的长期发展的重要论述。制度治党内含了党内制度体系的建构与党内制度体系的实践。刘帅、赵佳佳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代表大会制度、集体领导制度等一系列具有约束性的制度,为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体系建构提供了理论参照。列宁提出要以法律制度形式来强化对干部的监督,实现党组织执行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之间的平衡,这对当前全面从严治党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此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内制度贯彻执行的思想也为当前制度治党提供了理论基础。为了确保第一国际集体领导体制的真正落实,马克思主动要求取消由其担任主席一职。马克思与恩格斯还按照组织程序与错误思想和机会主义派别作坚决斗争。在《布列斯特和约》谈判中,起初多数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反对列宁的提案,但列宁并没有以命令的方式强行通过,而是经过说服教育,最终民主表决通过。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导师以身作则实践制度治党的伟大探索和榜样表率,为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提供了理论样板[10]15。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制度建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文化基因。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内含了丰富的制度建设经验和制度创新的智慧。制度治党的理论渊源还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治理模式主要有人治、德治、礼治和法治四种。人治与德治属于人格化的治理模式,而礼治和法治则属于制度化的治理模式。礼治与法治相互作用制约了人性恶的一面,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制度治理的理论框架,为中国共产党加强制度设计、制度执行、制度监督提供了理论启示。在传统文化中礼治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上层士大夫和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的约束;二是对下层庶民伦理纲常的规范。礼治是一种柔性的约束方式,理应成为政党治理的基本方式,也为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提供了参考。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礼”并不是封建层面的礼,而是一种礼的表现形态,延展到中国共产党治党模式上则要求党员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规范。然而,由于礼治在一定程度上受主观意志的影响,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因此,探索体制内自上而下的刚性约束机制的治理方式显得尤为重要。法治将法作为统治工具,强调规则意识、奖惩分明、有序公平,因此,法治作为制度化的治理模式为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提供了理论借鉴[11]。

(三)善治理论为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提供了理论遵循。善治作为治理理论的最高追求目标,主要强调主体间相互合作、互利共赢,是多元主体之间利益得以整合的过程。善治理论内含的有效、透明、公正等核心要素与制度治党要求的科学、公开、公平的程序理性相契合,为制度治党融入了合法、合规、合理的理论滋养,保证制度治党效能的最大化。首先,善治理论的“有效性”为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提供了理论指导。治理有效是善治的重要要素之一,“有效性”要求其治理主体权威、体系完善、对象合理、过程科学、成本低廉,这为制度治党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引。其次,善治理论的“透明性”契合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公信要求。过程透明是善治的又一重要因素,它是指政治信息对于公众的公开性,运用到制度治党中具体表现为从制度制定到颁布再到执行的过程中都要保证制度的公开和透明,从而保证党务的公开性以及党员的知情权,提升政党的公信力。最后,善治理论的“公正性”为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提供了保障基础。要达到善治,公正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在推进制度治党的过程中需秉持制度公正,促使制度客体对制度自觉服从和遵守,从而保障制度的权威性[12]。

三、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生成逻辑研究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都有其具体的生成基础。制度治党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现实背景和政治环境中不断生成发展的。

(一)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历史逻辑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根植于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实践。不管在任何时期,敢于探索的中国共产党人都重视党的制度建设,逐步形成了一套以党章为核心的制度体系。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制度治党进行了一系列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以解决党内问题为抓手、以服务人民群众为导向、以贯彻落实党的各项制度建设为目标的制度性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吸取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经验教训,创新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干部负责制度、组织工作制度、党内生活制度及党内监督制度等,将制度治党引向规范化、科学化、民主化的轨道。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优化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完善党的领导干部体制,建立以权力监督为主的党内监督体系,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约束机制。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重点完善反腐倡廉机制,健全党内权力监督机制,优化党内选举制度,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不断推进制度治党的创新发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純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注重制度的顶层设计,要求把“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纳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相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和《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等规范性文件,修订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规条例[10]16-17。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全方位推进党内规章制度建设,制定修订党内法规约160部,占现行中央党内法规的60%,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逐步趋于完善[13]。

(二)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现实逻辑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是在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解决党内现存问题的现实基础上生成的。

1. 制度治党是依法治国的前提保障。依法治国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根本内容,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在于执政党要具有法治精神、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制度治党”是国家治理科学化、法治化的前提保障,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法治逻辑必然[14]。党要在国家治理中领导依法治国,就必须要顺应法治建设的潮流,强化党员干部的法治观念、法治思维和法治精神,坚持制度治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15]。

2. 制度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于制度。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就要以健全的制度做坚强后盾。只有依靠制度治党,才能保证治党真正“从严”,有效避免治而不严、治而不紧、治而不实现象的发生,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全面之覆盖、建立从严之标准、达成治党之目标,不断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创造性、根本性[10]18。

3. 制度治党是解决党内现存问题的有效手段。当前党内存在政治不纯、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问题,部分党员理想信念缺乏、责任意识薄弱、作风不检点,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奢侈浪费等现象时有发生。面对党内存在的痼疾,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敢于面对党内存在的问题,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原则,查找制度缺漏,创新制度设计,建立应急预警机制,健全惩戒处分机制,完善防范监控机制,以构建全面从严治党的良好政治生态[16]。

(三)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政治逻辑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是基于推进政治文化建设、严密政治纪律、优化政治生态的政治逻辑而逐步生成的。

1. 政治文化建设是制度治党的政治支撑。党内政治文化是强党及兴党的最基本、最深层、最持久的力量,党内政治文化的好坏,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甚至决定着党内政治生活的完善与否、制度治党效果的优良与否、党内政治生态的清正与否。《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总结了党在不同时期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宝贵经验,尤其是从制度治党维度丰富了党内政治文化的生动内涵,有利于形成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文化。培育讲政治、守纪律,重制度、重执行,有敬畏、握戒尺的党内政治文化是旗帜鲜明讲政治的重要目标和具体体现,也是制度治党的必然要求和战略举措。党内政治文化和制度治党在政党治理体系中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党内“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文化、“实事求是”的务实文化、“勇于担当”的责任文化、“精诚合作”的团结文化、“自我完善”的发展文化释放了制度治党的内在动力,有力推进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方向发展[17]。

2. 政治纪律是制度治党的政治基础。党的政治纪律是党的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是其他一切纪律的基石。严格的政治纪律能产生强大的内部凝聚力和政治感召力,对党员干部的价值信仰、思想意识、行为规范产生强大的内在驱动和刚性约束,使得组织内部形成一种强大的磁场效应,为党员履行政治职责和政治义务提供了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作为维护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上下团结一致的重要手段,始终坚持把制度治党作为严明政治纪律的根本方法和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度治党成为优化政治生态的价值抉择,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语境下,政治纪律成为以“制度治党”推动党的建设的重要政治基础,而制度治党则要以严明的政治纪律培育党员干部的自律意识,养成执行制度的自觉,形成遵照制度办事的习惯[18]。

3. 政治生态是制度治党的政治保障。政治生态是党内政治生活健康有序的生存条件,党内良好的政治生态是党持久发展、焕发活力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认识到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对党的建设的重要性,指出党的各项事业的有序推进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党的政治生态清明廉洁、风清气正,党的从政环境就会优良,反之,就会恶劣。新时代,要通过科学的党内监督体制和权力制约机制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净化党的从政环境,有效促进党内民主建设,增强制度治党的科学性、有效性和严肃性[19]。

四、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价值意蕴研究

党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保障,制度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为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和党组织内部发展诉求的一种治理形态,对丰富政党建设理论,凝练党的建设规律,创新党的治理模式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

(一)理论价值

1. 制度治党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创新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党建理论囊括了领导干部制度建设、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内监督考核制度建设等方面。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形成了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等方面的制度体系,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制度依据[20]。

2. 制度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对制度建党思想的深化和拓展。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就重视用制度预防党内官僚主义滋生,用制度确保党内教育任务落实,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规范党内组织建设,维护党和人民群众关系,以此赢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与支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制度建设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依靠制度管党治黨的重要论断,强调制度建设在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了制度建党的思想。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强化制度治党的新理论、新实践,提出制度治党战略构想,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制度建党思想[21]。

3. 制度治党是对党的建设规律和执政规律的凝练和升华。制度治党内含了科学治党、依规管权、从严治吏等思想意涵,并把健全党内制度,补齐党内制度短板作为基础,把提升制度执行力作为考量制度建设的重要标准,为从严治党、依规治党提供了原则遵循,深化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新、自我净化和自我约束的规律认识[22]53-54。

(二)实践价值

1. 制度治党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制度治党是把现代社会治理理念自觉融入党的建设各个环节的一种实践过程。制度治党有利于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光荣传统以制度的形式留存下来,有利于党强筋壮骨、固本培元,纯洁中国共产党肌体,有利于提升党的建设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水平。制度治党彰显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特色,深化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基本内涵,拓宽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实践路径,集中反映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本质要求[23]。

2. 制度治党创新政党治理的新模式。制度治党是政党防范风险、增强自律的重要方式,也是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明确了政党自身建设的制度化方向,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以制度规定性的方式对党员、党组织以及党的各项事务进行调适,用制度惩戒党内违法乱纪行为,用制度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努力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党内各项事务的效能,将提高制度执行力作为政党治理能力提升的核心,增强执政党防范和应对执政风险的能力[24]5-7。

3. 制度治党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制度治党本质上是执政党自身建设科学化水平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契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政党的现代化,执政党加强对自身的治理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组织保障。党的建设过程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党的建设科学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示范与标榜,执政党执政的能力和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的程度和水平[24]7。

五、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治党制度、全面从严治党逻辑关系研究

(一)协同推进: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紧密结合

思想建党主要通过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思想素质、理论水平来增强党员干部的理论自信和行为自觉。制度治党则是通过完善党内的法规制度,规范党员行为、解决党内问题,促进党内各项事务的规范化、制度化、有序化。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是党的建设的两个方面,思想建党是制度治党的思想前提,制度治党是思想建党的制度保障,二者相辅相成、相互结合、协同推进。将“思想”要素融入制度治党之中,可以永葆制度治党的纯洁性和统一性,将“制度”因素融入思想建党之中,可以确保思想建党的有序性和科学性[25]。

(二)表里皆抓:治党制度与制度治党辩证统一

治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基于管党、整党、治党的科学实践而建构起来的制度体系,是治国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治理整顿党组织的重要规范,是教育、激励、培养、惩戒党员干部的具体规则。制度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依据已有的制度或创设新的制度对党组织、领导干部以及普通党员进行科学管理、强力监督、有效整顿的建设过程。治党制度与制度治党内在关联、辩证统一,制度治党与治党制度具有为公为民历史的统一性、爱党护党主体的全面性以及管党强党目标的一致性。以治党制度推动制度治党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从严管党治党的基本前提,以制度治党的法治精神、理性精神和创新精神完善治党制度的顶层设计、结构边界和机制建设,是推进强党建设的必然选择[2]91-94。

(三)标本兼治:全面从严治党与制度治党有机统一

全面从严治党是把从严治党贯穿到党的建设全过程,责任监督上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内容体系上形成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六位一体”党建布局,治理范围上涵盖党的各个方面、各个部门、各个领域,治理手段上强调遵纪守法、執纪监督、从严惩治。制度治党是执政党运用制度手段对党组织、领袖、党员干部进行规范和约束的治理形态。全面从严治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有机统一,全面从严治党是制度治党的目标追求和价值取向,制度治党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式和有效载体,是全面从严治党系统化、规范化、长效化的内在要求[26]。

六、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现实梗阻及实践进路研究

(一)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现实梗阻

制度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党执政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制度治党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诸多现实梗阻,学界从党内规章制度体系、制度执行力、制度监督力等方面分析了制度治党面临的现实梗阻。

1. 党内规章制度体系不健全。内容科学、配套完备、程序严密、运行有效的党内规章制度体系是制度治党的前提条件。现阶段,党内规章制度还存在不健全的问题。目前,中国共产党党内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等具体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个别制度过于抽象笼统,缺乏协调配合;有些制度过于陈旧、适应性不强。另外,当前党内制度建设还存在重实体性制度、轻程序性制度的倾向,造成了制度执行中的主观随意性。同时,国家法律、党章与某些具体制度之间缺乏协调性和统一性,导致部分具体制度不符合国家法律与党章所体现的精神,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制度的边际效益[27]14。

2. 党内规章制度执行力不佳。有效执行和贯彻落实是制度永葆活力的关键所在,提高党内规章制度的执行力是制度治党的根本要求。当前因为制度执行意识淡薄、制度设计欠优化、制度实施环境不理想、制度监督机制不强[28]37,导致制度执行力不佳,党内法规制度被象征性执行、替代性执行、选择性执行、消极性执行的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党内规章制度得不到有效的贯彻执行,制度便被束之高阁,成为一纸空谈[29]。

3. 党内规章制度监督力不强。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过程就是不断健全党内规章制度,并依据规章制度发现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着力解决问题的过程。党内外监督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依据党纪国法进行约束、规范、管理的活动。因此,强化党内外监督来推进制度治党,促进制度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发挥根本性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在制度治党的进程中还存在党内规章制度监督力不强的问题。具体而言,其一,监督体系不完善,党内监督制度系统性不够,监督网络覆盖不到位,监督网络存在盲区,存在着纪律界限不清、职权界限不清、权利义务界限不明的问题。其二,党内监督制度不健全,缺少相互配套的实施细则,特别是对主要领导等“关键干部”缺乏有效的监督制度、措施、办法,导致关键干部成为了游离于监督体系之外的“特殊人”。其三,主体责任缺失,监督责任缺位,党委(组)履行主体责任缺乏硬性规定,纪委难以对同级党委实施有效监督。其四,党内监督执行不力,缺乏发现问题和纠偏的机制,相关责任人在执行监督制度时存在形式主义倾向,对监督中发现的突出问题的纠正和刚性约束不足[30]。

(二)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实践进路

针对中国共产党在制度治党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学界结合新时代、新特点、新变化,积极探究解决困境的良策。全面推进制度治党,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制度法规体系,也要提升制度执行力,确保制度遵守执行,还要强化制度监督,构建立体化监督体系。

1.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制度法规体系。制度治党的逻辑前提是有制可依,而有制可依必须建立在完善党内规章制度体系的基础之上。要构建内容完备、层次清楚、结构严谨的党内规章制度体系,跨越党内规章制度供给过剩陷阱,弥补党内法规制度供给中“基础主干党内法规”及“配套党内法规”的缺位,丰富党内规章制度的内容,实现制度需求的有效满足,提高党内规章制度的质量。此外,完善党内规章制度体系还要统筹兼顾下位法规制度和上位法规制度、程序性法规制度与实体性法规制度、专门性规定和综合性规定的协调性,保证党内法规制度与国家法律的对接与互动,力求各项规章制度相互衔接、内在融合,规避制度冲突[27]15。

2. 提升制度执行力,确保制度遵守执行。好的制度离不开铁的执行,制度治党在于精、在于实、更在于行,制度治党必须在增强制度执行力上下功夫,这是制度治党的生命力和活力所在,决定着党的建设的成效。执政党要切实落实制度执行主体责任,提高执政主体的执行能力,增强制度的执行效能[22]55-56,构建制度完善创新体系、宣传教育体系、贯彻执行体系,保证制度的科学性、适用性,提高遵守制度的自觉性、坚定性,确保制度运行的适时性与协调性[28]38,让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再悬空,切实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3. 强化制度监督,构建立体化监督体系。强化制度监督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有力举措,也是深化制度治党的重要保障。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针对关键环节、重要工作和重点领域展开监督检查。完善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监督、党的纪律委员会监督、党委(党组)监督、中央组织监督等党内监督,推进党的监督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为制度治党提供强劲动能。同时,将党内监督与其他监督相结合,创新党外监督形式,完善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形成立体的监督体系。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31]。

七、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研究的评析

(一)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研究的现有成果丰硕

制度治党的概念自提出以来,学者们从自身的研究旨趣和学术取向对制度治党展开了深入研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学界从主体、制度、政党等维度对制度治党的内涵进行多方解读,使得制度治党的概念愈发全面、具体、深刻。2. 学界总结提炼了制度治党的基本特征,有助于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制度治党的思想意蕴。3. 学界对制度治党的理论渊源、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政治逻辑多维呈现,使得制度治党研究的理论基础更为扎实、历史脉络更为清晰、现实关怀更为密切、政治意蕴更为丰富。4. 学界进一步厘清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治党制度、全面从严治党等内在的逻辑关系,拓宽了制度治党的学术空间,构筑了优化制度治党研究的基础。5. 学界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阐述制度治党的时代价值,增强了制度治党的科学性、时代性与价值性。6. 学界对制度治党的现实梗阻以及相应的策略措施进行了深度的考究,增强了制度治党研究的问题意识,深化了制度治党的实践遵循。总之,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深入制度治党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研究存在的不足

目前,学界对制度治党的研究还存在不足,该命题仍具有较大的学术研究潜力和空间。1. 相关概念的误用与混淆。有少数学者忽视了制度治党、制度建党、制度建设、依规治党、依法治党、依制治党等相关概念的内涵边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习惯性地将制度建党、制度建设、依规治党、依法治党、依制治党与制度治党完全等同。诚然,这些概念的内涵存在交叉和重叠,但侧重点各不相同,应依据研究的对象、研究的内容正确规范使用。2. 体系建构不足。制度是一个系统,是整體结构的全面展开,是内含多项要素的综合体。治党也是涉及治党主体、治党客体、治党载体、治党介体、治党绩效、治党评估的完整链条。因此,应强化制度治党的系统性研究。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制度治党的研究多侧重于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分析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研究成果。3. 缺乏国际比较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正走向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充满智慧、敢于探索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的制度创新,逐步形成了一套科学、合理、可操作的党的建设的制度体系,彰显了制度自信。对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执政党的政党建设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在比较中彰显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的制度优势。现有的研究成果鲜有将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置于全球视野中开展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执政党制度治党的比较研究。4. 相关关系亟待厘清。任何一个命题的研究都不是孤立的,都与周围的环境及其他系统处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链条中。当前,学界着重探讨了制度治党和思想建党,制度治党与治党制度,制度治党与全面从严治党之间的逻辑关系,丰富了制度治党研究的内容体系,对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与国家治理、政党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研究的未来展望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研究是一个既有学术性,又有政治性;既有理论探讨,又有实践探索;既有宏观政策解读,又有微观实证调研的综合研究。学界对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拓展。

1. 进一步阐释相关概念的意涵。概念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前提和逻辑起点,需在厘清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科学内涵及基本特点,对制度治党相关概念如制度建党、制度建设、依规治党、依法治党、依制治党等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维度、不同的学科予以界定。

2. 强化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整体性研究。要注重运用系统研究法,将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作为一个整体来检视。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加强执政党制度建设思想、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制度建设推动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展示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整体性研究的基本图景。深化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生成整体性、主题整体性、价值整体性、内容整体性、过程整体性、方法整体性、形态整体性等方面的研究。

3. 深化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与其他国家执政党以制度化方式加强政党自身建设研究。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各国政党都注重通过制度优化加强政党自身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总结了有益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对新时代深化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丰富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研究,应运用比较研究法,研究其他政党加强政党建设制度的经验和做法,从中汲取政治智慧和学术涵养,在比较和借鉴中凸显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自信与制度自信。

4. 厘清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与国家治理、政党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加强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契合于制度治党。制度治党一方面促进政党治理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今后,学界应侧重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与国家治理、政党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的研究,如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完善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与中国共产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与政党治理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与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威塑造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与执政党形象建设的关系等。这些学术问题的探讨可将制度治党研究引向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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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莫仲宁

收稿日期:2020-03-18

基金项目:2018年度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一体化育人体系视阈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质量提升路径研究”(18JDSZK143);江苏省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19ZTB024);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2019年度重点项目“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9TZTSKB005)阶段性成果,本研究得到江苏高校“青蓝工程”、扬州大学“青蓝工程”资助。

作者简介:徐建飞,男,法学博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研究;

王 莹,女,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扬州大学基地研究人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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