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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战略思维新探

2020-08-07陈柏灵

桂海论丛 2020年3期
关键词:战略思维战略目标共产党人

摘 要:对事物整体和全过程的发展,通过观察、思考、判断,进而设定目标、阶段和对策、举措,辩证处理并最后解决事物的不同矛盾,这种思维方式和活动,称之为战略思维。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进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进程所体现的中国共产党人明智深邃的战略思维。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思维的形成和确立,植根于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未来发展的坚定信仰,植根于中国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相依,植根于中国共产党人强大的思想武器。

关键词:战略思维;战略愿景;战略目标;共产党人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20)03-0035-04

大约在一个半世纪前,历史聚光灯的光芒,投射在一个名叫普鲁士的国土上,投射在两个年青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身上。正是他们,向世人发出了石破天惊的呼喊:共产主义的幽灵正在欧洲大陆上游荡,其威力将荡涤眼前资本主义统治的世界,并将取得最后胜利。他们以发布《共产党宣言》的形式,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显示了共产党人战略思维真理的力量。历史继续前行。聚光灯又投射到了东方的大中国。人们注意到,在异常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共产党人毛泽东以他洞察发展规律的眼光和睿智,发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呐喊,揭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将在神州大地上取得胜利的必然规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斗争历程中前后撰写的许多著作,特别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展示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发展规律的认知,是深邃的战略思维。

一、战略思维内涵展示

唯物辩证法认为,对事物整体和全过程的发展,通过观察、思考、判断,进而设定目标、阶段和对策、举措,辩证处理并最后解决事物的不同矛盾,这种思维方式和活动,称之为“战略思维”。“战略思维”,不只是简单的词语概括。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意义上,它涵盖着如下的基本要求:

其一,战略愿景、战略目标的确定,是战略思维的第一要旨,而战略愿景和目标的确定,则植根于对发展规律的认知。

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每个共产黨员从他宣誓加入共产党那一刻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战略愿景,作为最终奋斗目标。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者、实践者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实现共产主义远景的阶段性目标。愿景和目标的确定,思维和实践活动就有了明确方向,并成为强大的精神支柱,开创了践行奋斗的广阔天地。

试问,愿景和目标的确定,是凭空想象而来的吗?决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远大理想,为之终身奋斗,坚信不疑,坚定不移。这种认定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归宿的宏愿,是植根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同理,中国共产党人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必经阶段和现实体现,正是依据于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认知。辩证思维认为,事物发展规律,是事物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体现该事物发展过程中必定如此、确定不移的发展趋势。一切物质运动都有其固有的客观规律,有什么样的物质运动形式,就有什么样的规律。人们可以认识和利用规律,改变规律发生作用的形式和结果,但不能剔除或消灭规律。科学的任务,就在于发现并揭示规律,指明利用规律的可能性和相应的方法手段。

其二,严密的策略谋划,精准的布局举措是战略思维的必备内容。

战略愿景和目标确定之后,既不会自动实现,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为此,就要通过谋划、布局、举措等来保证战略愿景和目标的实现。这就是说,在把握事物发展总趋势大方向的前提下,需要决策者站在发展前沿和全局的高度,透过繁复的表面现象,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的事物矛盾关系。比如,关于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要求指导者要有整体、大局、全局观念,视野才能开阔高远,胸有全豹,“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但又要明白全局由局部组成,每个局部都是全局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失之偏颇、疏漏。又如,关于重点与一般。在整体部署实施过程中,总有处于关键的部位、区域或环节,即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牵一发而动全身”,高明的指挥者总是关注于最关键的地方,抓住重点,带动一般和全盘。鉴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多样性、多变性、复杂性,还要处理好诸如全程与阶段、长期与短期、多数与少数等关系,谋划好严密的措施和精确的对策。

其三,重视并发扬主体自觉能动性,是战略思维运作的内在要求。

要确定战略目标,实施策略举措,需要主体的强大和智慧。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在复杂多变的客观事物面前,没有主体自身的主动性、自觉性,不能在斗争实践中求新求变,常新常变,是不可能克敌制胜,稳操胜券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与建设的亲历实践中,在指挥战争或处理国务活动时,就多次阐明并力行这一重要原则,表明了:在面对困难挫折时,不气馁,不悲观,冷静应对,弘扬自己的力量和优势;在遭遇危险存亡关头,审时度势,果断作为,化危为机,在漫漫黑夜里期待即将到来的黎明曙光;在重大历史关节点前,科学研判,精准施策,开创新局面,迈出新路子。认识到:要更好发扬主体自觉能动性,必须不断改善和强大主体自身素质,主体要善于学习,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要勇于自我革命,从而提高改造客观世界的水平和能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共产党人重视并能充分发挥主体自觉能动性,自觉运用战略思维,就能使自己变得更加聪明起来!

还应明确指出,战略思维作为主体自觉能动活动,实质上是个思维系统运作工程。它不仅表现为一种正向思维运作,同时它又表现为一种逆向思维活动。这就是说,共产党人运用战略思维谋划举措,既正面激励引领人们闯关克难,建功立业,向着胜利和光明前景推进;又从另一方向引导人们容错、纠错,反思、证伪,在减少失误吸取教训基础上积聚奋发向上的力量。这一思维机理形成不是偶然的,缘自面对广袤深邃的客观世界人们对客观事物有限和浅薄的认知。人的认识总是处在由不知到知,由知之甚少甚浅到知之较多较深的发展进程中。由于知识不够,经验不足,能力不全,在一定阶段上人的认知往往表现得力不从心,事与愿违,甚而好心办了坏事。为此,完备的战略思维就要允许认识错位,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以便在后续的活动中获得教益、纠偏正误,持续前行。毫无疑问,共产党人的战略思维就应当具备包容、宽恕、纠错的功能和机理,是正向思维与逆向思维运作的辩证有机统一。

二、战略思维的历史展示

纵观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进程,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进程所体现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明智深邃的战略思维进程。战略思维的运用,是既着眼于当代,又着眼于历史长远,是一代一代相互衔接、承前启后传递运作的过程;是远程目标与阶段性目标任务有机结合的过程。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历经将近100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我们党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先后推进了救国、兴国、强国三件大事,让原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依据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为做好这三件大事谋划布局,制定策略措施,完善手段方法,生动的展示了共产党人战略思维的前瞻性、科学性、创造性。

在救国阶段上,我们党确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找到并运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战胜敌人法宝,彻底搬掉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在兴国阶段上,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依据革命发展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律,党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在布局社会主义建设的运作中,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实际出发,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农、轻、重三者关系,走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同时,还要处理好诸如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积累和消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为中国发展和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开辟了新天地。

在强国阶段上,我们党又以勇立时代潮流的无畏气概,坚持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进行了一系列精准谋划布局,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走出了一条发展繁荣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新世纪,我们迎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時代,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不懈奋斗的必然结果,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必然结果,更是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这一发展规律深刻认知的必然回答。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立起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旗帜。与此同时,党的十九大还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实践方面的要求,概括为“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此外,党的十九大还明确把“五位一体”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把“四个全面”作为战略布局,向世人昭示中国共产党人的宏大战略思维。

十分清楚,我们党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从愿景、方向、目标的层面上,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的是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又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实践贯彻落实层面上,回答的是怎样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勾划行动纲领、行动路线图。无论是总体布局、战略布局或是基本方略,都是为实现战略最终目标,进而设置各阶段目标的行动要求和举措,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治国理政各项工作的要求和举措,具有深远的战略策略意义。

还要着重指出的是,在新时代,我们党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书写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思维浓重一笔!这就是习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个倡议,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以纵览全球的开阔视野,把中国放在世界大框架里谋划、设定的宏伟图景,是推进当代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路线图。这个倡议,在充分尊重“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基础上,实现国际间经济发展的战略协调,从而为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平合理方向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人们注意到,正在神州大地上进行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抗疫人民战争,举世瞩目,惊天动地。这场“战争”,也从一个侧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思维的无比光彩。革命战争年代有过的诸如保卫战、攻坚战、阵地战、运动战、歼灭战等等,正以新的特殊形式演化推出;统筹兼顾,排兵布阵,战略驰援,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多兵种,多武器,多战法一齐上阵等等,也以特别的方式再现。我们看到,党中央从强化国内严防严治到严防国外输入,从着力夺取抗疫胜利到全力保证脱贫攻坚大业完成,从当前战“疫”防控到长远经济发展,从全体人民健康生活到长治久安文明治理常态,这一切,无不贯注了共产党人博大胸怀以及战略思维运用的娴熟高妙。毫无疑问,没有对指导这场“战争”高屋建瓴的大局视野,没有透彻的紧抓事物本质、紧抓主要矛盾的辩证方法,没有实事求是而又坚毅果敢的对策判断,以及没有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命运的深厚情愫,就不可能凝聚起万众一心、决战决胜的巨大威力并夺取最后胜利。

三、战略思维源头探析

人的思维活动,是一种自主神经性活动,也称主体自觉能动性。战略思维,说到底,也是属于主体自觉能动性范畴。人们要问,它的源头在哪里?它植根的土壤是什么?

毛泽东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1]这深刻说明,善于纵览全局,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审时度势,决策判断,对发展过程大逻辑了然于胸,是共产党人的特有优势,是其他阶级和政治势力所不具备的。那末,共产党人这种战略思维定力得以形成和确立的优势,是不是天然形成的或纯粹偶然发生的?都不是!共产党人战略思维的形成和确立,有其内在的植根土壤,深厚的思维底蕴:

其一,是对历史未来发展的坚定信仰。思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共产党人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终身奋斗目标,对未来社会的期盼坚定执着,内化于心,笃信力行,就会产生藐视一切恶魔,直面困难的强大精神力量,就能经受住一次次挫败而又一次次奋起,就可以充分调度主体的思维维度,求新求变,革故鼎新,解决不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心中有信仰,足下有力量。这种力量,是强大的意志力量,是萌生聪明才智的精神支柱。

其二,是与人民群众的血肉相依。这里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利益的无限忠诚,为之奋斗不息,矢志不渝,把人民利益作为最大追求,为了人民利益敢于牺牲自己的一切。共产党人把对人民利益负责,作为做决策、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最高和最后衡量标准,就会在做决断定举措时,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顺乎潮流、民心,什么是违背规律、违逆民意,这会使共产党人思维变得清醒、聪明起来。另一个层面是,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力量的无比信赖,坚定不移。“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2]。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3]。实践也表明,共产党人要增长政治智慧,增强执政本领,提高领导艺术,只能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营养和力量。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人民群众创造出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而及时发现、总结、概括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并使之上升为理论和战略、政策和举措,就成为我们党战略思维奔腾不竭的智慧之源、力量之源。

其三,是拥有强大的思想武器。毫无疑问,共产党人战略思维之所以能形成和践行,之所以能经受历史长期而严酷的考验,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彰显自身的正确、强大,究其内在原因,必有共产党人独具而不可被替代的要素。这个要素,就是共产党人深以为幸、为荣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自身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和犀利思想武器,是共产党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战无不胜的重要法宝。应当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生活和战斗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以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充实和涵养自己,又以日新月异的现代科学知识来丰富认知,这都是自然而又不言而喻的事。但是,当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和思想武器时,就必定在思维领域与时俱时地开辟出新生面,闯出一片新天地,从而使自己永立时代前头,清晰把握住历史发展总趋势和方向,制定出严密科学的战略策略,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68.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90.

[3]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2-27(2).

责任编辑 李建良

收稿日期:2020-04-07

作者简介:陈柏灵,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學部退休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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