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

20世纪60年代，江苏无锡警方破获了一起：国民党潜伏特务案件，主犯Z某逃脱抓捕，遁逃缅甸转往台湾。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较量。换作现在，要联系云南畹町口岸截停Z某，只需在线提交请示，网上流转审批，非常便捷。但在当时，通信和交通条件极其落后，没有网络，没有传真机，电话也很少，必须由译电员对照密码本，将公文翻译成密电，通过发报机拍出电报。上级公安机关收到后，还要把密电翻译还原成公文，然后呈交领导。

批复下来后，就要派人出差了。以当年的条件，只能坐绿皮车，紧急公务购票还得凭公函找火车站站长才能买到。从无锡到畹町口岸，要先从无锡乘火车到上海，转车到昆明，然后再乘长途汽车到畹町，今天朝发夕至的轻松事，昔日花上三天三夜都到不了。这还不算，出发前还要持介绍信和工作证，蹬着自行车到粮食局将江苏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否则在外地寸步难行。

可是，星夜兼程仍然赶不上趟，当办案人员追到畹町口岸时，Z某恰恰在1小时之前出境了。办案人员情急之下，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请求当时没有司法协作关系的缅甸警方拦截Z某并遣返中国，被一句“NO”生硬地顶了回来，这成了中国办案人员心中永远的痛。

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国家从站起来到富起来，飞机、高鐵、高速公路与普通人结下不解之缘，小汽车、网络、手机走进千家万户，公安局的办公条件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些年，一些犯罪嫌疑人在东窗事发后卷款逃往国外，跨国追逃工作刻不容缓。2012年，笔者和战友飞赴菲律宾马尼拉，查找潜逃至此的金融犯罪逃犯C某下落。然而，菲律宾时任总统阿基诺三世在某大国的怂恿和唆使下，频频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发难，两国关系陷入历史最低点，警方合作也陷于停顿。因此，我们只能持旅游签证人境开展前期工作，并且不能被当地警察发现，万一出事，身份绝对不能透露。

在当地侨领的帮助下，我们很快掌握了C某的落脚点、活动规律、资产下落，还收集了部分证据，及时向后方指挥部做了汇报。由于中国警察在国外没有执法权，需层层上报外交部和公安部照会菲律宾有关部门，请求帮助抓捕犯罪嫌疑人和扣押涉案资产，中间难免有所耽搁。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狡猾的C某察觉到我们的行动，很快，工作组人住的宾馆门口开始有不明身份的人游荡，我们外出就会有人跟踪盯梢，到后来更是明目张胆地骚扰。出于安全起见，后方指挥部果断决定撤回工作组，待时机成熟后重启工作。C某就在眼前，我们却要空手而归，说实话，所有人都心有不甘，但是站在国家高度上，命令必须执行。

近些年来，我虽然离开了办案岗位，但从战友们的身上，我深切感受到国家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人，中国的国家地位和影响力在不断提升，这不仅仅表现在C某遣返受审的个案上，更表现在建立司法合作关系的国家越来越多，出境抓捕追赃成功案例越来越多，派包机从境外集中遣返上百名犯罪嫌疑人的行动也时有发生。这彰显了中国捍卫国土与国民的决心，更展示了大国实力。

正如电影《湄公河大案》台词所说的那样：“现在的中国，在世界各地经贸繁盛，国民遍布全球，要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这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使命。”中国警察要给全国老百姓一个交代，如此地足够底气不是凭空而生的，这不单是使命和担当，更是因为我们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责任编辑：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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