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据国家卫健委通报，湖北、武汉新增新冠肺炎患者归零。3月20日，“春分”节气已至，春天来矣！经历了病毒侵袭，全国几乎“冻结”之后，万物复苏，中国社会、经济又重新启动。政府、社会关心的话题，也逐步由抗疫转向如何使社会、经济复苏。

老朽仰望星空之际，对复工复产有了一些零散思考，写出来供各界参考，也算对国家做些贡献吧。

国家在复工复产阶段，要实现两个转折：

由急速“冰冻”、相对静态的、危机应对阶段的抗疫状态，转为动态的、既防止疫情反弹又启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复工复产兼顾的状态，进而恢复日常状态。

由政府主导复工复产，在重启过渡期中后段，逐步转向通过市场诱发复工复产。政府通过有形之手初步启动复工复产（例如，政府直接干预农民工的运送，免去中小企业各种财税、金融负担）之后，要审时度势，逐步解除严峻的行政规制，发挥市场作用。复工复产下半场，要逐步通过市场机制完成。

复工复产过渡期，经济启动和恢复，有以下几点值得思考：

首先，视疫情状态逐步解除行政规制，使社会、经济体系重新运行，要摆在各项政策首位。目前政府已推出各项财政、金融政策，足够应对企业短期解困需要。但是使企业动起来，最终要依靠市场需求，要使过去两个月内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的行政、物理隔离状态得到改观，逐步“解冻”。否则，人出不来，物流不畅，再减免税收、金融宽松也是枉然。

其次，2020年甚至2021年只能把国内市场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立足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应稳定发展国际市场。国际市场即便能逐步恢复（不出现巨大经济危机已是万幸），也到下半年了。国内市场应当随着疫情消失，尽快把民众消费搞上去。这方面地方政府官员已经有了充分的重视。例如，南京等地的市政府领导带头上街消费。

第三，要高度重视第三产业的恢复。第三产业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已居于第一位。第三产业重启相对容易，恢复相对容易，对就业的恢复比较迅速，见效也快。通过启动第三产业，进而带动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的发展是符合经济发展逻辑的。第三产业在此次疫情应对中，也产生了大量新业态、新需求，必将对我国经济恢复给予新动能。

第四，第二产业恢复中，实体产业链条的恢复，要重于其他方面。目前，制造业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农民工返岗问题，仍然是产业链条的顺畅运行和供应链的保证。在疫情上半场，主要是国内供应链的保证与恢复，疫情的下半场则问题主要来自境外。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近乎冻结、企业停摆，某些国家甚至敌视我国，落井下石，将陆续导致境外供应链出现问题，可能出现诸多关键零部件、关键原材料的断供、短缺。政府必须启动应急措施，组织人力，搞出可能断供、短缺的影响面广、影响深度深的关键零部件、关键原材料清单，通过行政手段，紧急组织国内企业弥补供应链的缺陷。

最后想谈谈汽车产业的重启。汽车产业自疫情发生后，雪上加霜，销量大幅下跌。国家为重启汽车产业，陆续出台了不少促进汽车消费的政策，但尚未见到明显效果。这是因为所有政策产生作用，必须以整个社会、经济体系逐步解除行政规制，人与人之间恢复广阔的、多样化的交流空间为前提。前几天，记者问我目前的“线上售车”能否替代4S店售车，我答曰：不可能。原因就在于汽车消费的特点及当下消费者难以出门。我估计，随着行政规制解除，外出恢复便利（包括旅游），人们再次走进4S店，汽车消费会出现一个小高潮，但全年不会太景气。毕竟连续两年的下滑，代表了某种趋势。汽车产业有像样的表现，要等待明年。眼下，汽车产业要警惕的是，国外供应链出现问题，而这是大概率事件！

中国疫情和经济涨落，与发达国家疫情和经济涨落，时序上正好相反，给中国留出了时间差。中国如果能够抓住这一时间差，对经济恢复是有利的。

但是，能否把时间差抓住，能否实现目前政府重启经济的构想，取决于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如何有效、果断地抵御疫情的外部输入。

3月18日0—24时，新增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34例（北京21例、广东9例、上海2例、黑龙江1例、浙江1例）。截至3月18日24时，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89例。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不仅将使我国难以较快废除严峻的行政规制，而且影响企业对经济恢复的心理预期、民众消费的心理预期，坐失来之不易的时间差。

无论疫情，还是可能到来的危机，都打击了国际分工体系和附加在上面的供应链。疫情和资本都有同样的嗅觉，能识别低风险地区。中国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转，就是最大的抗风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