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忠佩

一

既然高湖书院与高湖寺是并排的，那诵读声与诵经声是否会融合在一起？那久远的诵读，梵磬，还有晨钟与暮鼓的余音，又是否早已融入了天籁之中？

在虹关听说高湖山上的高湖书院时，立即引发着我—种幻觉：那是高山湖泊与天光云影，以及寺庙叠化在一起的意象，既远离尘世，又清静肃穆。然而，我却不知高湖书院在赣皖边界的高湖山上还留存着怎样的人文气息。也就是说，我在虹关抬头就能够仰望的高湖山上，那高湖书院是时光留给我的一个谜团。

通往高湖山的古道上，落满了厚厚的松针杉针，似乎一级一级的石阶都被松针杉针覆盖了。枯黄的松针杉针不比苔藓，踩上去感觉柔软，稍不注意脚底就会打滑，苔藓则不然，看上去匍匐、盈绿，即便有陡坡也不会生滑。不承想，古道的身段还在，过往的履痕早已遮蔽了—有的路段蜿蜒转折，有的路段斗折蛇行，一旦过了岔口，就像山涧中奔泻的涧水一样又是绝处逢生。

事实上，这只是去往高湖山古道上的表象，而石阶的残缺，路亭的坍塌，已成了高湖山古道的代名词。

“左边：上山往高湖山，下山往璋前;右边：平路往沱川，下岭往察关。”耸立在十字路口的指路碑已经风化，依稀可辨立碑者是光绪年间高湖寺的自公和尚。出家是修行，筑路也是修行。与自公和尚立指路碑相比，虹关人创建这条路的年月要早得多。相传在元末，朱元璋在鄱阳湖大战陈友谅后，由刘伯温陪同上高湖山寻找“皇陵正脉”时路就已经修好了。想必朱元璋上高湖山，是一位有过太多杀戮的王者，内心需要一方山水的庇佑吧。我是循着刘伯温与朱元璋当年走的路径，经凤山、察关、虹关进入言坑，再沿古道登临高湖山的。倘若按照指路碑的标示，我往徐家坑与璋前走，就进入安徽休宁的地界了。古时虹关人去往徽州應不会走高湖山，他们走微饶驿道过浙岭就可以直接去徽州的经济重镇屯溪了。那虹关人修建这条路应是为了莘莘学子去高湖书院求学，以及善男信女往高湖寺朝觐吧。上高湖山，我必须还得走之字形的十八折。而十八折呢，完全隐没在杉树林与乔木林中，可望不可即。

显然，走古道登临高湖山，不仅要有脚力，还得要有心力。一条古道就是一块无字碑，每一段都藏着捐建者的善举。

两山相峙的坳上，当地人称“风洞”。山风呼呼地吹着，像山中的过堂风。这样的风是猝不及防的，凛冽，刺骨，明明上岭一身汗涔涔的，寒风一吹，汗就消了。诧异的是，一过风洞，路边替代芒萁、荆棘、檵木的是苦丁茶、冲倒山、肺形草、高山杜鹃。前方的山麓上空，一只鹞鹰在盘旋。我想，鹞鹰飞得那么高巡视，它能发现猎物吗？

二

一路上，我不断地梳理着书院的历史路径。虽然书院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正式在书院创立教育制度的却是婺源人朱熹。八百多年后，他创建的寒泉精舍、晦庵草堂、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等都被后世铭记，经手重修的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更是影响深远。朱熹是继孔孟之后的理学大家，他是唯一一位非孔子亲传弟子而祀孔庙的人物。我无法一一去统计朱熹一生讲学的书院有多少，他所说的“立志、主敬、存养、省察”，应是做学问与做人的根本吧。而在重修白鹿洞书院前，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在鹅湖书院的“鹅湖之会”，成为中国儒学史上的一个典故。

这些年，我先后访问过庐山白鹿洞书院、大理玉龙书院、上饶信州书院、丰城龙光书院、玉山怀玉书院，有的是原址复建的，有的几经修葺，有的只是遗址。与其说，我是在用脚丈量，实际是用心在思考。在我看来，尽管书院的建筑形制、样貌有所差异，而与之匹配的应是《诗》《书》《礼》《乐》等儒家典籍。归结起来，无论书院在久远的时光里以怎样的方式去传播圣贤思想、讲学育人，结果呢，关键是能够“读书穷礼”“修己达人”。

我慕名去铅山叩访鹅湖书院正是小寒，比上高湖山早半个月左右，进入眼帘的鹅湖书院青石牌坊应是清代道光年间重修的。院子、牌坊、半月池、石栏杆、殿宇，暗哑、高古、斑驳，而“敦化育才”的题刻，两壁仿朱熹“忠孝廉洁”书体的讲堂，以及义圃旁的“敬惜字炉”，俨如千载斯文，饱受时光的浸润，不知给多少叩访者带来了格物致知……

倘若，时光能够退回到久远的年代，假定我是一名去高湖书院的学子，那步履并不比现在轻松。因为，每次上山必须背上衣物、大米，还有能够存放的菜。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大鄣山中学上初中时，也曾走读寄宿，每周都要背大米和菜筒去学校，能够体悟到类似的感觉。况且，我背的只是一周的米菜，想必高湖书院的学子要背的米菜是一个月的，或者更长。

天，放晴了。阳光滤过林梢，一束束地斜射。树林中，仿佛有水汽在蒸腾。石岭上，留下一地的光斑。远远地，我看到高耸的枫香树树丫上吊着一个竹篮般大小的蜂巢。见到这么大的蜂巢，我大气都不敢出，脚步也放轻了，生怕一不小心，会招来马蜂的攻击。好在，路过之后，是虚惊一场。

上坡，七拐八拐，再上坡，其实是贴着山腰和山脊走。我登上陡坡还没有缓过劲来，接着又要上一个陡坡，似乎都无暇去观赏那葱郁的林木，潺潺的流泉，突兀的巨石，以及挂在山崖上的冰凌共同汇成高湖山的清奇与雄浑。

三

“何用结茅屋，双崖尽好居。宜禅宜炼药，一住一藏书。”令我感到疑惑的是，明代文学家余绍祉虽然在《题高湖双洞》诗中吟及了龙虎崖中读书的情景，但他也是写《高湖山记》的作者，对明代正德年间创建白云庵（即高湖寺的初名）的僧人明高都有记述，为何在记述中却未对高湖书院进行观照呢？

此前，宋代诗人汪铭燕在高湖山登高望远，他看到的是山峰、云海、湖光、鸥乌的景象——“晴峦界断半边秋，雾锁山腰白浪浮。无数小峰时出没，湖光万顷点轻鸥。”他在《题高湖山》诗中对高湖书院只字未提，更不用说是对高湖书院进行赞颂了。

难道，是高湖书院隐匿了吗？

抑或，高湖书院在当时没有创建呢？

又是否，高湖书院在当时是无书院之名，有书院之实呢？

在婺源的地方志中，关于高湖山的由来是“山上有湖，宽六七亩，四时不涸，故名”，而高湖书院呢，创建年月并没有载记，只是传说它的前身是明代朝廷开办的经馆一江南级别较高的学府。一般来说，经馆属于私学的范畴，类似精舍，也就是学者聚徒讲学的场所，那高湖山的经馆能够跻身江南级别较高的学府，是否与朱元璋上高湖山寻找“皇陵正脉”有关呢？想想，朱元璋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勤政的皇帝之一，他为推动教育，“优礼师儒”，对地方“师不教导、生徒隋学者”，地方官“皆论如律”。问题是，他是否直接或间接恩泽高湖书院我无从考据。高湖山的时光不会出现空档，只是与之关联的人和事像风一样飘散了，给我留下了太多的谜团。

雾霭散去，我绕过杨令公庙，看到高湖山山顶是一片开阔的平地。土地庙、五贤祠、龙井，以及高湖寺随茶园依次展开，石砌的，板壁的，瓦棚的，砖墙的，以一条弧线有序地串在一起，简陋、隐蔽、寥落，仿佛藏着时光深处的沉静与神秘。偏偏，我没有看到高山上的湖，以及湖畔的高湖书院。

显然，高湖寺是复建的，寺中没有僧人趺坐，只有佛像前的烛光，还有空空的蒲团。守寺的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妪，穿着一身灰不溜秋的衣裤，偏大，还是显得臃肿。老人姓吴，她已经在高湖山上住了30多年。是命运发生了怎样的挫折，以及家庭的变故，让她能够在寺中守着孤灯过日子呢？老人保持缄默，我也不好意思再问。

大殿中一块断裂的“高湖山供佛香灯田记”碑引起了我的注意，依稀可以看出“大明崇祯十年（1637）丁丑岁孟秋月吉旦立”。碑刻的内容呢，分明说的是邻近信士向高湖寺捐的寺田。也就是说，这是对高湖寺在遥远年月特定公共“消费”来源与规模的标记。

在高湖寺隔壁的木屋里，我与老吴围着火炉坐在板凳上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木屋是木板一块块镶嵌的，老旧，有缝隙，漏着光，亦漏着风。火炉中的炭火失去了火势，火灰一闪一闪的，似乎很快将化为灰烬。出乎意料的是，我与老人聊到高湖寺的历史时，她来了精神，说高湖寺其实叫白云古刹，寺门上的石额还是老的。寺外放生池的位置，即是原来所谓的高湖，只是30多年前湖水就神秘地消失了。寺门正对的前方，就是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的齐云山了。老人说得兴起，她起身去床铺底翻出了一片收藏的铁瓦——铁瓦平敞，布满锈迹，体积是青瓦的四倍左右。我先前在婺源博物馆见过同样的铁瓦，那是高湖寺历史上被称为“铁瓦禅林”的物证。而高湖寺与铁瓦禅林，都应是民间的俗称吧。

我一门心思想问的是，高湖书院的遗址到底在哪。

老人用手指点了点木屋，说所在的位置即是。毕竟，她只是一位庙祝，对高湖书院也无从谈起更多的历史信息。

绕着木屋前后左右转了两圈，我看到的只有堆着的青石板、石门坊，没有发现其他与高湖书院有关的迹象。换一个角度看，那青石板砌起的地基，就是高湖书院最好的标识了。从书院地基的面积去比对，规模约莫有寺庙的一大半吧。往往，书院在过去意味着一个地方的人文气质。只是，我没有找到高湖书院藏在旧时光中的密码。

山，还是高湖山，高湖寺也是几年前原址重建的，而高湖书院呢，一旦失去了山水人文秘境，只是千米海拔之上一个古老名称的存在了。或许，只有像我一样怀旧的人，才会去登临，抑或去民间，甚至是故纸中去追寻高湖书院的过往。

四

回到虹关，我顾不上双腿的绷紧与酸痛，就去村中访问老人了。问了几位，他们对高湖书院的倡建人与创建年代都语焉不详。然而，让他们痛心的是村中遗存的登瀛书院在20世纪90年代初遭遇了一场火灾。虽然登瀛书院无存了，但书院中的鱼池还可让我追寻。

“棣芳堂”的詹庆德老人退休前在上海从事教育工作，他称得上是村中的活字典。然而，老人已是耄耋之年，沟通要依靠助听器。我对他的访问有时必须一句一句重复着问。在老人的记忆里，登瀛书院与高湖书院的官办迥异，完全属于私家教育场所。村史上说，虹关有“吴楚锁钥无双地，徼饶古道第一关”之称，在南宋建炎年间就建村了，又是徽墨名村，村庄聚族而居，世代“崇儒励学”“文誉日隆”，留下文士著作30多部。村庄除了登瀛书院，还有省吾书院、吟香书舍、文昌阁，以及犁耙馆等私塾。如果要把书院教育画一条界线，那就是清代光绪年间（1901）废止书院，改办学堂，以及后来学校教育的推行。据说在民间手抄本《文字知音》中，还记有清末时沱川人余仁山、余体先在高湖书院执教的事。

“古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由来尚矣……我郡邑曾建紫阳书院，以甄别取士。四乡或间立书院，以讲学、会文。”这是我曾在《董氏宗谱·凤游山书屋记》中读到的一段文字。所谓紫阳，即朱熹的别号，他虽然生于福建尤溪，但其祖籍却在徼州婺源（今属江西），家乡人一直以他引以为豪。当时，徽州不少地方称作书院，连会馆也称紫阳书院。其实，婺源历史上名声在外的书院還有很多，譬如明经书院、福山书院、崇报书院、石丘书院、阆山书院，等等。而所有这些书院都是婺源先人捐田创建的，在旧志《人物·义行》中举不胜举：宋代的胡则参，一生节俭，见县学无膳费，主动献出私田30亩为县学学田;同样是宋代的汪昭，捐私田300亩开办“四友堂”义学;元代胡淀不仅出资捐建明经书院，并捐田300亩作为书院的膳费……若是依此去发散开来，婺源微商踊跃捐资，在桑梓故里兴修书院，广建义塾、文会的善举，好比婺源星江河水一样流淌不息。

“耕为立命之本，读为修身之策。”是的，书院在遥远的年代曾经久地塑造和润泽着婺源的每一个乡村，还有生于斯长于斯的子子孙孙。难怪，在“十家之村，不废诵读”的婺源，宋代至清代能够出仕宦2600多人，著作1200多部。毕竟，遥远的年代像时光的剪影。随时光老去的，不仅是创建、就读书院的人，还有书院的建筑。即便在朱子的家乡，我只有在婺源县城的熹园能够叩访前几年才复建的紫阳书院，而其他的书院都只剩下遗址，还有老一辈人口耳相传的书院故事了。

凝望着登瀛书院的鱼池，我久久地回味着庆德老人说书院早年挂着的一副楹联：“人文孕育湖山秀，祖泽留贻浙水长。”联文中的“浙水”好理解，便是婺源的分水岭——浙岭之水了，那“湖山”呢，应是指高湖山吧。

夜宿虹关，我对一天的访问重新进行了梳理，不禁猜想，登瀛书院、省吾书院与高湖书院相距只有十公里左右，相互问当然少不了文人雅士的雅集、唱和，也少不了留下诗文。只不过，有的散佚、失传了，抑或我还没有在故纸堆中去发现而已。

五

清晨，雨是什么时候开始下的，我并没有察觉。在水岸边，我能够看到虹关村口田野上开始生发的春意。油菜、荠菜、马兰、马齿苋、络石藤，以及不知名的小草与村口的千年古樟都以生命的方式在生长。雨雾弥漫，飘逸着大地草木的气息。

溪边，田埂，悠闲灵动的是白鹭、斑鸠，还有麻雀的身影。

沿通津桥而下，我到察关水口探访文昌阁，想去寻访它与高湖书院之间的联系。哪怕，是口耳相传的民间典故，抑或故纸中的片言只语也好。

然而，文昌阁的门却锁着，像锁住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旧时光。

村里老人有句口头禅，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书院也好，文昌阁也罢，那都是文人雅士曾经的向往之地，亦是一个地方人文底蕴的生发之地。想必，对于当下路过书院与文昌阁的人来说，所有的过往都成了遥远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