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艳

2019 年6 月22 日下午，阳光炙热，倪文东老师带领山东金石书法考察组到达位于济宁市汶上县的水牛山和宝相寺，并对这里的摩崖石刻作品和碑刻作品进行考察。

水牛山又叫太白山，因李白曾游览于此地而命名；其形似卧着的水牛，又名卧牛山。考察组到达水牛山脚下，所见之山并不高大，也并未如传说的形似水牛。山体左侧明显向里凹于右侧，如果说右侧山体为未经开采的状貌，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左侧山体沿一平面已经被分块被切割。考察组为了上山，先要走一段长约200米的上坡路，而坡路右侧，还有一条车辆压出来的土路，目所能及处，有一石亭。在如此荒凉之处，水牛山如今得以保存且仍有盛名，原因如下：一是历史原因——南北朝时期，县城东北三十里的水牛山清凉寺是香火旺盛的文殊菩萨道场，与五台山清凉寺属同一时期开山，历史久远；二是水牛山所存摩崖石刻作品——北齐《文殊般若碑》和水牛山摩崖石刻等有重要价值。为了加强对文物的保护，《文殊般若碑》已经被移至中都博物馆，但水牛山摩崖石刻仍留于此地，与石刻右侧石洞一起被铁栅栏保护起来，观者要登几级台阶才能近距离观看（见图1）。被刻山体呈垂直状，且被打磨得很平，石刻作品纵2 米左右，横1.5 米左右，右上残缺一角，切面呈三角形，左下被挖，挖面呈长方形。水牛山摩崖石刻所刻内容为一段佛经文字，字大近尺，右上因残缺一角而丢失一字，左下被挖处是否有款尚待查证。

图1 铁丝网后面的水牛山摩崖石刻

水牛山摩崖石刻所刻文字内容为“舍（不存）利佛（弗）汝问云何名佛，云何观佛者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非名非相是名为佛。如自观身实相，观佛亦然，唯有智者乃能知耳，是名观佛”，共52字（见下页图2）。因为水牛山摩崖石刻无确切纪年，所以前人依据书写风格将其定为北齐时期摩崖石刻。山东境内其他地方的摩崖石刻作品，如铁山摩崖石刻、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等均属于此类，均为隶楷相间，字形偏方扁，笔画圆转厚重，保留蚕头燕尾，但已有楷书笔画的倾向。

图2 水牛山摩崖刻石拓片（邹鲁美术馆）

通过对汶上地区的水牛山和宝相寺碑石书法遗迹的考察，我们隐约可以看到由北齐佛教发展的繁盛到隋代佛教发展的式微。摩崖石刻和碑刻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记录者，更是带我们认识过去、探索过去的领路者。

宝相寺距离水牛山20 多公里，位于汶上县城西北。考察组在宝相寺附近的中都博物馆重点考察了《文殊波若碑》和《章仇氏造像碑》（二者为复制品），二者因具有较高的佛教文献研究价值和书法价值，因而并称汶上“佛墨双壁”。其中《文殊波若碑》为北齐年间凿刻，《章仇氏造像碑》为隋代刊刻，二者碑阳有相似之处，均可看做由上下两部分构成：上部分由造像、标题等构成碑额，下部为正文；二者又有明显不同：尽管北齐与隋相距较近，但书写风格在继承的基础上已趋于变化。

《文殊波若碑》（见图3、图4）高2 米，宽70厘米，厚15 厘米。上部分碑额中间雕刻佛龛，龛中造像为文殊菩萨持跏趺坐，左右两旁各有一侍者，佛龛两侧分别为“文殊”和“般若”，字高约15厘米，宽约20厘米；下部分为《文殊般若经》正文，共10行，行三十字，共297字，字大约5厘米，文中无纪年，清代孙星衍在《环宇访碑录》中认为北齐末，包世臣在《艺舟双辑》中定为西晋人书，近代孙方若在《校碑随笔》中支持隋人书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国书法史——南北朝卷》通过对其风格的分析，定为北齐、北周年间出品。清杨守敬在《平碑记》中评价此碑：“平情而论，原非隶法，出以丰腴，具有灵和之致，不堕寒俭之习耳。”通过观察，此碑形态和笔法已经脱离隶书较远，从碑刻本身来看，其用笔圆润，虽已有楷书之转折提按，亦与圆厚之捺脚共存，个别字如“无”字第二横起笔处多加一竖向笔画，“边”字、“量”字为异写字，“安”字为篆书写法等，其余无大异处。值得一提的是，单就碑额文字中的捺脚而言，似乎为多笔写就，因为末端有明显分叉，《中国书法史——南北朝卷》作者刘涛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书写者书法水平不高，不具有书写擘窠大字的能力，又刻意模仿邻近的铁山、尖山、葛山的大字隶书刻经”，结果是“怪模怪样”。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如果我们综合整块碑来看，碑文并未出现像碑额之分叉捺脚的情况，且二者风格统一，似为一人所书。那么仅碑额出现分叉捺脚我们不妨做尝试性推断，即书写者和刻工并非一人，书者先将碑额大字笔画中心位置定下来，而由刻工去扩充外部轮廓；或者刻工根据刻石经验，首先用三笔来确定笔画中心、笔画轮廓，加快刻石进度，最后刻完却忘记将捺脚整合圆曲；再者或是书写者用的书写工具本身分叉，而刻工书法水平低，以为这是字本身的形态，不知连属。据资料知，《文殊波若碑》碑侧亦有文字，虽漫漶不清，可见其多记载羊氏家族情况，字体大小不等，书写风格自由烂漫，较之正文活泼生动。历代对《文殊波若碑》的评价较多，清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中将《文殊般若碑》列入妙品“《般若碑》与《南康简王》《始兴忠武》四碑比肩，真可为四渎通流于后世矣”。包世臣在《论书十二绝》中说：“朱杨张贾是梁中、勃海荥阳势绍钟、更有贞民镌‘般若’，便齐李蔡起三峰。”又注：“实古今第一，真书石本也。”

图3 《文殊波若碑》

图4 《文殊波若碑》局部

《章仇氏造像碑》（见图5、图6）又叫《章仇禹生造经像碑》，章仇为复姓，现用者很少，世居于任城，石碑的后面有像主“章仇旿娘”，故该碑又叫《章仇氏造像碑》。此碑为隋开皇九年十二月七日立于今山东省汶上县刘楼乡辛海村三官庙，明代时已经断为两块，后又断，现存三块已经合璧，且中部仍有一块尚未找到原石。书体在隶楷之间，字形偏方扁，为北齐体势，点画楷化，提顿爽利，是北齐之偏隶化转为隋代之偏楷化的代表。据观察，笔画的起笔和折笔处大多数为方切，撇捺也多为尖收，只少数字如“有”完全保留隶书写法，“大”字等形态保留了北齐的写法，而起笔处也加入了楷书笔意。

图5 《章仇氏造像碑》局部

图6 《章仇氏造像碑》局部

据侯旭东《<敬福经>杂考》分析，《章仇氏造像碑》的原文应该是《敬福经》的前身《嘱累经》，全称为《如来在金棺嘱累清净庄严敬福经》，又名《佛在金棺上嘱累经》，该经是“当时当地流行的该经的全文”。由于碑尚未完整，且下部文字损毁严重，尚不能将所有文字释译。

《章仇氏造像碑》正文共17 行，每行40 余字，其中第11 行中部略拥挤，“受吾(约制/是佛真)子”的“子”字后空一字，“得福无量”的“量”字后空一字外，其余各行较为平均。让人不解的是，石碑中部碑文有纵向界格，且界格长短不一，而上面和下面却没有界格，不知如何解释。《章仇氏造像碑》的碑文反映出以下五点：一是当时造像造经的主体为三类人：第一类是不孝、不善之人，第二类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经主、像主，第三类则是匠手；二是所造经像者既有受佛约束的“真佛子”，又有“滥取匠手”者，这种匠手多“不识法相”，非礼佛之人；三是造经、造像现象极多；四是，造经造像得福多少在于“精诚敬心”；五是佛法渐趋没落，《章仇氏造像碑》欲以刻《佛在金棺上嘱累经》的方式来警醒后人。这些对于我们了解隋代的造像刻经情况或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