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剑，魏 涛，史雪然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截至2018年，流入我国的FDI规模已达139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引进外资一度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助推器。然而，外资利用规模在显著增加的同时，我国FDI质量却停滞不前（魏玮和张万里，2018），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提出的FDI业绩指数作为FDI质量的衡量指标，1999年、2004年、2008年、2013年、和2017年FDI业绩指数分别为0.8865、0.7696、1.0151、0.8033和0.8181，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具体见图1），增长幅度并不显著。在全球跨国投资和产业梯度转移发生深刻变迁背景下，为促进外资增长，全面提升FDI质量，我国政府致力于深化营商环境改革，无论是2019年《外商投资法》的出台，还是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健全外商投资制度，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都体现了我国政府力图营造良好制度环境的改革思路和决心。事实上，我国长期依赖投资驱动经济粗放式增长所积累的矛盾正日益凸显，这些深层次矛盾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瓶颈，重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走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是未来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必然选择。这也意味着，实现“数量型”向“质量型”的模式转变是新时期我国提升“引进来”质量的重点。为此，笔者试图从东道国所提供的制度环境视角，分析其对FDI质量的影响，它是将东道国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跨国企业投资决策紧密结合的重要体现。其中，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深处经济转轨体制之下的中国，制度环境改善有利于促进FDI质量提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