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钱衍

德国汉学家顾彬曾在他的著作《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中，讲述了一段意大利导演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的中国行奇遇。

1972年的一天，来华拍电影的安东尼奥尼游走于北京街头，无意中看到一头驴，大概当时的欧洲城市已经很难见到这样的畜力动物了，这位导演便顺手将它拍了下来。

没想到，这一行为引起了不小的重视，当时有人认为，驴没有什么好拍的，驴只代表落后。经过一番研究，安东尼奥尼不能继续在中国开展摄影工作，他被送回了国，而且不允许再来。

后来，顾彬本人也因在中国街头拍驴子被询问，对于像他和安东尼奥尼这样的外国文艺工作者，中国的态度很明确：我们应当正确、真实地反映中国。

顾彬讲的这两个故事收录在本书《布莱希特与中国》一章，他在文章开头开明宗义地说道：“近些时候，我常常阅读和研究布莱希特的诗歌，因为他受到了《道德经》的影响。”

他本来想研究中国文化对德国诗人的塑造，却得到另外一个结论：中国形象也可能是我们（指西方作者，笔者注）创造出来的，与中国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其实这些形象更能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

于是接下来他讲了自己和安东尼奥尼与驴子的奇遇。

故事发生的年代，我们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充满审慎，怕他们不了解自己，也怕他们了解得太多，更怕他们歪曲了自己。

然而在12年之后，随着时代更替，我们主动邀请了一批“批判资本主义非常深刻”的美国作家来华，举办了一场为期四天的中美作家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