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稼雨

除了政治心理和学术风气之外，两晋时期南北语言的流变，也极能说明语言作为文化的一支对政治强弱的依赖关系，亦即政治优势如何决定语言定向。陈寅恪先生说：“自司马氏平吴以来，中原众事，颇为孙吴遗民所崇尚，语音亦其一端。”（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从史实论切韵》）即是指此。这包括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是北方洛语成为大江南北时髦的语言，二是部分中原政治家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也不耻而为吴语。

吴人学习洛语，这是他们从政治服从到文化服从整个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西晋时起，一些希冀爬上上层地位的江南大族，在入洛前后，为免受中原人讥讽，与染习玄学一样，也很注意学习洛语。陆云在《与兄平原（机）书》中，提出“音楚”和“文楚”的问题。因为吴人生怕这一弱点被北方人耻笑。王敦就是因音楚而为人不齿（见《世说新语·豪爽》）。陆云在书中述提出他作文时，“会结使说音”，“结使”为“给使”之誤，为伺候官吏的使役，作文要他说音，不外给使为洛阳人。这里的“楚”是个形容词，它是由地名之“楚”的引申，用作“都邑”及“文雅”的对文，如同今天所说的“土”和“俗”。而这里的楚音，主要是指吴地的口音，说明二陆入洛后，努力学习洛语，以防被嘲。因为这是十分可能的。当支道林在江东见到王徽之兄弟后，中原人问他：“诸王何如？”支道林回答道：“见一群白颈鸟，但闻唤哑哑声。”（见《世说新语·轻诋》）在中原人听来，吴语如同鸟叫一般，呜里哇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