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玮 顾家琪

摘要：基于设计调研的数据，对数字化交互式教材用户接受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高校数字化交互式教材设计的合理建议。在技术接受模型的基础下，对高校学生数字化交互式教材的接受意愿进行调查，并使用数据统计分析软件对统计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最后得出相关结论。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系统因素和教材因素均与用户接受意愿有关。该研究具有数据基础，可为今后高校的数字化交互式教材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数字化教材 接受意愿 技术接受模型 交互设计 数据分析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 （2020） 07-0130-03

引言

开展电子教材研究是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的重要举措[1]，随着我国教育部门越来越重视数字化教材的建设与应用，数字化交互式教材的发展也渐渐提上日程，教育数字数字化是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各高校也都逐步加大了物力与财力方面的投入，建设并应用了许多优质的数字化教材。与纸质教材比较，电子教材不再是纸质教材的生硬转换[3]，而是智能终端上呈现的数字化书籍，通过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各种媒体表现形式，提供交互学习的新型数字教材，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效率和能动性[4]。

本文基于TAM即技术接受模型为研究模型基础，以网络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高校现有的数字化交互式电子教材接受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为今后的数字化教材的设计提供相关的数据和理论知识。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使得学校无法按时正常开学，在这个特殊时期，在线学习平台成为学生学习的得力助手。线上学习的氛围为开展数字化交互式教材满意度的相关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多数学生在经历了这段时间的在线学习后，对数字化交互式教材有了更直观的感受，能够提出更多建设性的意见。

一、研究模型与假设

TAM（技术接受模型）是Davis运用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reasoned action）研究用户对信息系统接受时所提出的一个模型[5]。数字化交互式教材与信息技术密不可分，是与现代“互联网+”时代相呼应的产物，因此，选用技术接受模型能够对用户的行为和反映做出一定的概况和总结。本研究在TAM的基础上，结合交互设计的特点，针对现有的数字化教材调研内容，构建了数字化交互式电子教材的影响因素模型，如表1。

（一）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综述是TAM（技术接受模型）的两个决定性因素。感知有用性反映一个系统对用户工作效率的提高程度，感知易用性反映接受和使用一个系统对用户的接受难易程度。

假设1：感知易用性與用户接受意愿呈现正相关联。

假设2：感知有用性与用户接受意愿呈现正相关联。

（二）系统因素：系统是一个APP运作的底层架构，是用来支撑整个APP的正常运作的保证，是用户享受APP平台服务的基本保证，只有系统架构规范、合理，保持正常运作时，用户才会有该APP使用方便快捷的体验。

假设3：系统因素与感知易用性呈现正相关联。

（三）教材因素：电子教材的媒体呈现方式更加丰富，功能更加全面[6]，所以只有教材的内容和质量过关，用户才会认为这是一个对他们有帮助的，能够给他们提供便利的平台。

假设4：教材因素与感知有用性呈现正相关联。

（四）个人因素：每个用户由于个性、喜好不同，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使用习惯，若软件的操作、风格之类的正好符合用户的习惯，那用户就会对该软件展现出非常大的兴趣。

假设5：个人因素与用户接受意愿呈现正相关联。

二、数据收集

（一）问卷设计：根据上述假设，对调查问卷进行科学设计，其中包含了开头的引导语，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和变量的统计。

（二）数据收集：本次研究的网络调查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设计、发放和填写。本次调查范围为全国各大高校以及海外部分高校，共发放网络问卷206份，回收问卷206份，除去6份无效问卷后，回收到有效网络问卷数量是整200份问卷，问卷星平台网络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7.09%。根据网络调查问卷中的被调查者填写的内容和信息数据，对有效的回收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部分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三、数据分析与结果

本研究课题使用SPSS Statistics 21.0数据分析软件和SPSS AMOS 21.0数据分析软件对网络回收问卷调查所得信息数据进行系统性分析。

（一）信度与效度分析：网络问卷信度通过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a）分析来测算。通常，克朗巴哈系数>0.8，表明信度高;克朗巴哈系数介于0.7-0.8之间，表明信度较好;克朗巴哈系数介于0.6-0.7，表明信度可接受;克朗巴哈系数<0.6，表明信度欠佳。如表5所示，总量表的oc克朗巴哈系数为0.726，根据常规判断标准，得到网络问卷样本信息数据的信度较好。

网络问卷信息数据分析的KMO（ Kaiser-Meyer-Olkin）和Bartlett检验是通过SPSS Statistics 21.0数据分析软件来实现的。我们利用KMO统计量来检验各个设定变量间的偏相关性，此数值越接近1，则相关联性越强。同时，我们还通过Ba rlett球体检验来校验相关阵是否呈单位阵，当检验统计检验统计量服从X2分布态势，如果检验结果不拒绝原假设（即P>0.05），则该数据不适合作因子分析。由此得出，问卷的结构效度需要满足KMO数值>0.5，并且Bartlett球体检验的P值<—0.05。如表3、4所示为因子分析中的公因子方差和成分矩阵数据表。如表5所示，计算出的总量表KMO值为0.712，Barlett球体检验值为0.000，符合相关数据标准，说明网络信息问卷采集的样本数据效度较好。

（二）模型拟合度分析：本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测量方式，计算模型协方差矩阵与实际测量得到的数据的协方差矩阵的差异，使用拟合评价指标SRMR、RMSEA、AGFI、GFI、CFI、CMIN/DF来得出模型与实际数据的拟合程度。通过表6可以得出各项数据的适配度都符合标准，即模型与实际数据的拟合状态呈现一个比较好的态势。

（三）路径分析：本文使用SPSS AMOS 21.0数据分析软件对该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路径分析，对数字化交互式电子教材的接收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处理和分析，通过软件数据计算得到设定变量间的标准路径系数，结果如表7。

由分析结果可得，路径：个人因素与接受意愿呈正相关并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即说明个人因素与接受意愿并没有呈正相关性。其可能的原因是，首先，被调查的对象为学生群体，大部分为高校学生，自我适应和调节能力强，能非常快速地掌握数字化交互式教材的使用方法，能对数字化交互式教材中出现的不适应部分进行自我调节，使自己适应教材。其次，疫情态势发展迅速，各学校开展线上教学的准备时间并不充足，很多时候任课教师事先已经选定某个平台或者数字化教材作为线上教学的载体，学生并不能做出自己的选择，同时数字化交互式教材的主要功能还是在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交流和交互，实现学生与老师之间更加便捷且有效的教学模式，因此可以解释为什么个人因素对数字化交互式电子教材的设计比重占比不高。最后通过查阅TAM方面相关的文章后，认为个人因素并不是接受意愿的直接先决条件，于是，在后期的模型修正中，删减了未达到显著水平的个人因素与接受意愿呈正相关这条路径。

在对初步模型进行多次修正后，剩下的4个初步假设均通过验证。

1.教材因素直接作用于感知有用性，且影响为正向。根据表1-7可得路径系数为0.25，数字化交互式教材的主体便是教材，收录教材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数字化表现形式的交互式教材的质量，即高质量的教材资源能够提高数字化交互式教材的有用性。

2.系統因素直接作用于感知易用性，且影响为正向。根据表1-7可得路径系数为0.36，一个好的系统操作环境能给用户带来非常愉悦的使用感受，这样才会更受用户的欢迎，其不仅能降低用户的学习成本，还能提高用户在日常工作或学习上的效率。

3.感知有用性直接作用于接受意愿，且影响为正向。根据表1-7可得路径系数为0.72;一个产品的内容如果不能吸引客户，那么这个产品便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只有当用户认为该产品对自己产生很大帮助时，用户才会慢慢接受该产品。

4.感知易用性直接作用于接受意愿，且影响为正向。根据表1-7可得路径系数为0.56，产品的上手难易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品的寿命，如果一个产品易用性很差，用户很难再次去使用那个产品，所以产品的易用性对用户的接受意愿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与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内容可知，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两者皆直接影响接受意愿，教材因素和系统因素皆对接受意愿产生间接影响。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总结出下列结论和建议。

（一）合理规划平台内容，有效提升用户对平台的感知有用性。一个平台只有通过优质教材内容的筛选和产出才能吸引并且把握用户。平台作为教材内容的产出者，通过规划和筛选较为优秀的教材内容，利用图形和文字，把学术思想体系呈现给读者[7]，给用户更好的交互体验和内容服务，可以进一步激活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果的正面转化[8]。既要避免交互不足、浅层交互，又要杜绝过度交互、为了交互而交互[9]，提高用户对平台的依赖感，能够坚持持续性的使用。

（二）优化平台操作界面，有效提高用户对平台的感知易用性。用户更加注重数字化交互式教材的易操作性和简洁性。用户希望通过较低的学习成本来学习操作该软件，所以平台需要提升学习者的“沉浸感”[10]。同时也需要优化数字化交互式教材的后台管理系统，避免大流量进入对整个系统的流畅度和操作性带来影响。

（三）转变师生间交互形式，提高学生学习效率。传统教学形式因师生交互形式单一，使得学生学习效率低下，教师的教学质量不高。通过对数字化交互式电子教材的设计，增加师生交互互动的渠道和方式，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益于教师更好掌握学生学习进度，从而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目前市场上的数字化交互式教材设计较少，在有些方面也欠缺完整性，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之下，目前的线上教学模式和数字化教材的不完整性正在逐步显现，用户也意识到数字化交互式教材对课堂教学的不可替代性。本文对基于高校教材使用情况及数字化交互式教材的设计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时间和成本的原因，本研究在样本容量以及分析调查对象的接受和满意程度上略有欠缺，在今后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中，将通过扩大数据样本容量，并且进行更加细致、缜密的分析来得出更加严谨的研究成果。.

基金项目：本文系嘉兴学院2018年校级教学建设与教学研究项目课题《基于“富媒体”环境下交互数字教材的研究与探索》（项目编号：002CD1904-5-A6180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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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Z] 201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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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贾乐宾，薄其芳.互联网教学模式在工业设计专业实践教学平台建设中的应用研究[J]设计，016 （20）：142-143

[5]颜端武，刘国晓.近年来国外技术接受模型研究综述[J].现代情报，2012，32 （02）：16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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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胡锦霞，张扬.《纹织物设计》课程翻转式教学研究[J]设计，2019，32 （02）：121-122

[9]郑旭，王润兰，路晨雨.等面向—对一电子教村的多元交互设计[J]中小学电教，2015 （06）：71-73

[10]张瑞静，王卉.移动交互式数字教材的发展趋势与设计模式[J].中国编辑，2017 （06）：6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