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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多重意味

2020-07-26汤明明

青年文学家 2020年20期
关键词:青年选择

摘  要:从刘索拉的长篇小说《你别无选择》的评價谱系来看,对它的论辩多集中在它是否具有现代派的品格,青年理想形象建构问题上,从未脱离文学创作的方向与八十年代现代化建设中塑造文化精神共同体的框架。这种单一的解读方式简化了青年复杂的心理,掩盖了其它指向的可能。

关键词:青年;选择;现代自我

作者简介:汤明明(1996-),女,汉,浙江长兴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0-0-02

一、从“新人”到“现代自我”:被建构的选择

刘索拉的长篇小说《你别无选择》在1985年一经出版就引起极大轰动,并让刘索拉成为极具叛逆气质的青年文化偶像。这部被冠以“现代派小说”称号的作品一开始发表在官方杂志《人民文学》上,王蒙声称这部横空出世的小说将彻底改变读者对《人民文学》的刻板印象。《人民日报》在小说发表后随及发表评论称“在你别无选择的题旨中,揭示并讴歌了一种可贵又带又必然性的选择,那便是告别一己私利,融小我于人民的事业中”。[1]无论刘索拉本人创作意图如何,官方杂志向公众呈现这样一群青年形象无不反映了希望文学能与世界接轨的创新焦虑,以及希望通过对新人形象的重塑来建构精神文化共同体的内在需求。然而紧随其后的批评,如1986年对文学创作方法的回顾、1988年“伪现代派”的论争,对现代派的重新定义,对《你》的评价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刘索拉笔下的青年不再是需要引导的,游离在主流价值之外的多余人,而是具有“现代自我”的独立个体。李劼在《刘索拉小说论》中高度赞扬了《你》,声称“小说展示了一种强烈的散发着二十世纪现代气息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否定了束缚个性发展的传统观念和道德规范,也否定了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文主义把人当成上帝来赞美。从而过分夸大人的价值,把人的抽象化理想化的空泛和苍白”。[2]事实上这样的评价虽然正当其时的释放了一代青年人被压抑的情感与个性,但是当它作为唯一的解读方式切入小说的时候,就会遇到重重障碍。

回看围绕《你》展开的现代派之争,无论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功能圈”是否是对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及其黑色幽默的随意挪用与模仿,它都被解读成对旧有秩序、成规、权威的反抗。但仔细审视“功能圈”串起来的情节,会发现功能圈背后蕴含的情感复杂性使得它脱离了作为荒谬规则的符号。毋庸置疑的是,当小个子把功能圈挂在墙上声称牢记它就可以创作出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品,它的确具有强大的讽刺和批判意味。吊诡的当小个子放弃了对功能圈所代表的秩序与意义的肯定,选择出国并未给同学带来解脱,相反加深了他们的迷茫,甚至当懵懂试图要把功能全扯下来的时候,被最桀骜不驯又极具天分的森森制止了,也就是说功能圈的威慑力并不像是《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永远无法挣脱的准则一样强大。如何解答这种“有限度的反叛”?如果小说真的有所谓的“现代自我”,他们为什么要在能轻而易举地可以摘掉让他们痛苦以久功能圈,在权威缺席的时候“退缩”呢?事实上,他们的反叛更是因为他们本身在社会结构中不稳定的位置,因为他们一直处于被统治的地位,所以才倾向于在某种话语中辨认自己,这些话语试图对文化“等级制度”力求维护的文化秩序提出质疑。而当这些青年所处的社会结构本身就面临着巨变的时候,也就不难理解这种“内缩”。我们必须注意到“文学史上形成的经典化表述只是新潮批评视域中的《你别无选择》。当新潮批评在小说中读出具有现代主义内涵的寻找自我的成长故事时,它只不过是用一种‘现代主义的读法完成一次对作品进行渗透和意义的重建过程。”[3]

二、理想主义的陷落:有限度的选择

《你》切断了经典成长小说的叙事方式和现实主义惯用的成长路径,与其说“你别无选择”是一种以斩钉截铁、宣言式的口吻切断了残存的理想主义,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想怀疑,什么都不满意的“问题青年”,毋宁说是更加迷惘和悲观的,摇摇欲坠的青年。想要退学的李鸣并未坚定学习音乐的决心,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不停擦拭功能圈的小个子最后选择出国、资质平平的石白依旧麻木迟钝、痴迷音乐的孟野被迫退学、拿了奖的森森甚至陷入了极度的迷惘与自我怀疑中…… 按照刘索拉自己的说法“八十年代的文艺复兴,热火朝天,都是一种表面的热闹。这一代人失去了太多,根本补不回来,那种困惑,那种失落,好像从根底下有一种悲哀的东西。你出国,走到哪儿去,去美国去欧洲,都逃不出去,这种被抹上忧郁的底色,真的让我们这代人都赶上了。”[4]李鸣在课堂上练习速写,他发现自己可以轻松画遍先生的面孔,同学们的脸却是“那么年轻,光光的,连五六七八都想象不出来”。[5]先生们并非都像贾教授一样,恐惧青年人的力量,墨守成规、腐朽古板,而是已经形成自己稳定性格、三观、阅历丰富的人,相反青年则是有待填充被的空白。与其说小说是发现了“现代自我”,毋宁说是渴望社会能够为青年提供一个能充分建构自我的空间与平台,而非预先填充进各类“想象”。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你》中的青年的评价就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八十年代个人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建设不断磨合、摩擦产生的状况。表面上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85年教育体制的改革,提出“创新是关键”,青年知识分子的开拓精神不再被视作极左、狂妄的思想,青年们也急于从对集体情感的认同中解放出来,但他们并未形成稳定的自我认知与精神结构,他们需要不断的更换一个符合“理想声音”的标杆,让自己不断地与它贴合,从而完成自我认同。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兴盛使得个人的理想、价值、自我又重新变成茫然的青年追寻的标尺。但具备建构“现代自我”中需要的天分与才干并不能解决孟野的难题。“退学”能对孟野的音乐理想造成极大的影响是因为孟野赖以自我实现的方式就蕴含危险因素,学校成了发放文凭的机构,当学生被授予学位的目的在于得到合法性的承认,并需要依托文化资本转换成经济资本,使他们获得赖以生存的职业的时候,孟野自我实现的方式本身就具有极大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值得注意的是,刘索拉还刻画了一部分资质平庸,在“自我意义”的角逐中感到失落与茫然。这一点在小说中体现的最明显的是石白,刘索拉讽刺地写到“石白是一个心跳本不剧烈但每天去追求剧烈心跳的天才。”他虽然异常勤奋,但是“除了音乐书,别的什么书也不看。”无论是看电影还是观光,都程式化而刻板,毫无自己的想法,这种对“文化知识”不加区别的尊敬恰恰反映了自身对文化与身份认同的渴望和焦虑。在这里,“你别无选择”就不再是一种宣言式的,充满信心的、乐观的与过去、与权威的决裂,而是一种在狂飙突进的理想主义浪潮下无可奈何的悲哀。

三、商业化走向:学院派的不可逆选择

小说中的董克通常被认为是最具有处世智慧的一类人,才华横溢又能在各种规则间游刃有余。他为了参赛能不惜牺牲个人特点,按照每个评委的喜好设计自己的作品,花钱雇乐队为他排练。刘索拉在和查建英的访谈中提到创作者对成功的虚荣心理,刘索拉认为“真正的精英应该是专业质量的纯粹追求,而不是针对作品的轰动效应。”但是单将董克的选择批判为理想主义的丧失并不能解释商业化趋势背后的复杂动因。我们必需理清为何“获奖”能保证董克获得巨大效益,这种“成功”背后又是何种运作逻辑。事实上,八十年代学院派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受到流行音乐的极大冲击并让这些艺术精英感到焦虑与困惑。即使圆滑世故如董克,也会在被同学斥责“世俗”的时候表现出自己的无奈与愤怒,他将总谱摔在地上,质问大众是否具备欣赏“真正的艺术”的资格。乐队成员也纷纷表示观众如果不听解说,则不能理解他们的音乐。

吊诡的是,即使学院派的音乐的自由发展仍然受到意识形态的管控。但是在面对流行音乐的时候,学院派又摇身一变站到了批判者的位置,从官方正统权威的受害者变成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以此维护自己的精英身份。然而无论学院派精英怎样为自己受动摇的地位辩护,主流意识形态怎样将流行音乐视为靡靡之音,都抵擋不住民众对它的喜爱。毛时代对个人情感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的年轻人急需要一种能够表达自己情感的方式,当学院派的音乐表达设置了一定的欣赏门槛的时候,他们必定会渴望一种更加通俗易懂、直截了当的抒情方式。邓丽君的情歌,崔健的摇滚相比学院派音乐能更好地分别承担抒情与社会批判的功能。王彬彬认为邓丽君的歌曲不仅有审美意义上的启蒙,更是“情感和人性意义上的启蒙”。[6]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中国人受损的情感结构,她本人更是以一种区别于“铁娘子”的端庄清丽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成了一代人的精神文化偶像。同时,摇滚乐又以其特殊的节奏、力度与歌词表达了八十年代青年(底层)的现实处境与精神困顿,成了批判与关切现实的重要载体。以崔健为首的摇滚乐将原先散乱混杂而不具备意义的大众声音带入公共空间,打破了政治话语对舞台、公共空间的统治和占领,底层的不满、压抑与愤怒被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官方对流行音乐的警惕恰恰证明了流行音乐在青年心中的影响力度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强大的启蒙、革命的颠覆性力量。同时,摇滚乐又以其特殊的节奏、力度与歌词表达了八十年代青年(底层)的现实处境与精神困顿,成了批判与关切现实的重要载体。所以,当学院派的考试内容还是为“青山绿水小村庄,革命精神大发扬”的革命话语作曲的时候,哪种音乐更受大众欢迎就不言而喻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学院派的商业化是不可逆的选择,学院派音乐如何处理自己与以及民族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也考验了学院派音乐自身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1985,4 第7版.

[2]李劼.刘索拉小说论[J].文学评论,1986,(第1期).

[3] 杨晓帆.何谓“现代”,“自我”何从:重读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兼及新潮批评[J].长城,2010,(第7期).

[4]查建英主编.《八十年代访谈录》[M].三联书店.2006.

[5]刘索拉.《你别无选择》[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6]赵勇,祝欣.邓丽君、流行音乐与20世纪80年代的批判话语: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观生成语境分析之一[J].文学与文化,2014,(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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