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弗兰肯斯坦》是玛丽·雪莱的代表性作品，创作于1818年，是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位叫维克托·弗兰肯斯坦的科学狂人制造怪物的故事，数百年来对这部经典作品的研究层出不穷，本文系从酷儿理论这一视角出發对该文本进行创造性解读，探索其蕴含的酷儿性。

关键词：《弗兰肯斯坦》;酷儿理论;二元对立

作者简介：贺雯（1995-），女，汉族，四川巴中人，广西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0--02

一、引言

《弗兰肯斯坦》是玛丽·雪莱的代表作，本文从酷儿理论的角度出发分析作品的酷儿性表征，为理解小说中的人物及其关系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酷儿（queer）一词有怪异的、反常的含义，它本是谩骂同性恋者的侮辱性词汇，后来被许多性越轨者用来指涉自己，接受这一充满恶意的用语来为自己命名，其行动具有极强的策略性意味和极大的挑战性。[1]3从而使“酷儿”一词充满反讽意味。酷儿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新兴的一种批评方法。“酷儿理论”一词最早由特丽莎·德·劳丽蒂斯（Teresa de Lauretis）于1990年在一期名为“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性”的专号上提出，其用意在于防止酷儿理论掩盖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之间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认为这一理论抹杀了差异，进而背离自己的初衷，但随着这一理论的不断发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与接受。[2]李银河在《酷儿理论》一书中提到：“酷儿”这一概念作为对一个社会群体的指称，包括了所有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规范或性规范不符的人。酷儿理论就是这些人的理论。[3]1

二、解构同性恋与异性恋的二元对立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异性恋是正常、合理的，而同性恋是疾病、变态的，同性恋者常常受到异性恋者的憎恨，尽管根据金西的报告，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男性和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女性在一生中曾经有过同性性行为经验，异性恋霸权仍旧认为，性欲的表达是由社会性别决定的;而社会性别又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3]4酷儿理论的出现对“自然化”的异性恋提出挑战，认为性相有摆脱生理性别决定的可能。《弗兰肯斯坦》这部作品展现的是一个异性恋世界，但透过异性恋表层我们能够看到到一个充满同性恋韵味的文本。

（一）克莱瓦尔与维克托

首先，在克莱瓦尔与维克托身上暗含了许多同性恋迹象，这些标志开启了小说同性恋潜文本的发展。维克托这样介绍克莱瓦尔“我与同窗学友的关系一般都很冷淡，然而，他们中有一个却成为了我最亲密的朋友。他叫亨利·克莱瓦尔。”[4]27克莱瓦尔是维克托最好的朋友，后来维克托去因格尔施塔特上学，在临行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是克莱瓦尔陪他度过的，他俩坐到深夜，谁也不忍说再见。这个场景犹如一对恋人依依惜别。此时维克托已经有女友伊丽莎白，他们从小一起生活，亲密无间，但在这个临行的夜晚，维克托并未与伊丽莎白告别，而是选择克莱瓦尔的陪伴。显然，在男性主导的社会，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友谊较之异性之间的关系更为普遍，也更加可靠。

在因格尔施塔特，维克托制造出一个怪物，因而备受折磨，这时克莱瓦尔来到了维克托的身边。克莱瓦尔的到来使维克托打心底里高兴。在维克托患上了神经性发烧期间“唯有亨利在我身边护理”，并且“亨利清楚，不管谁来护理我，都不会像他那样亲切耐心、细致周到”。[4]53在克莱瓦尔的照料下，维克托逐渐恢复健康，也慢慢从怪物的阴影里走出来。克莱瓦尔是维克托同窗中唯一的好友，即使父亲反对仍然坚持追随维克托到因格尔施塔特，当维克托遇到麻烦时出现在他身边。维克托称克莱瓦尔是“自然之诗”孕育出来的生灵，他的陪伴与欢声笑语常常给维克托带来慰藉，使他摆脱悲伤忧愁。维克托生病时无微不至的照顾，消除乏闷的远足旅游等使二者之间弥漫同性爱的气氛。

在这个异性恋文本中对维克托和伊丽莎白的爱情描写并不多，相反这种同性之间的友谊却随处可见。克莱瓦尔对维克托的照顾，维克托对克莱瓦尔的依赖与信任表现了一种同性社交关系（homosocial bonding，描写两个同性人物之间强烈的情感联系，可以营造出一种隐晦的或明显的同性恋氛围。）[5]380维克托与克莱瓦尔之间的同性交往打破了自然化的异性恋规范，动摇了异性恋霸权的主导地位。

（二）伊丽莎白与贾丝婷

贾丝婷被维克托夫妇收养，小儿子威廉被怪物杀死，贾丝婷却成了谋杀犯，家人得知消息后十分震惊，没人相信贾丝婷会杀害自己的弟弟，尤其是伊丽莎白，即使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贾丝婷，她仍然相信贾丝婷是无辜的，“就像相信我自己是清白的一样”，她向表哥说道“我真心喜爱的这个可怜的姑娘，也将被夺走，她的命运更加悲惨。如果贾丝婷被判了死刑，我一生一世就再无欢乐可言。但是，她不会被定罪的，我相信她不会的;虽然我那小威廉死得惨，但只要贾丝婷平安无事，我还是会快乐的。”[4]74贾丝婷是除维克托夫人外唯一陪伴在伊丽莎白身边的女性，所以她们之间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

贾丝婷被法庭审判，证人们唯唯诺诺，胆小怕事，不愿出庭作证，伊丽莎白眼看自己的同胞将被判死罪，于是请求法官让她出庭作证，她陈述了贾丝婷的高尚品质，以及她对家人的关心和爱护，但法官们仍不相信她，并指责她无情无义，贾丝婷被定罪。伊丽莎白到监狱看望贾丝婷，她们互诉衷肠，贾丝婷说谎导致伊丽莎白错信贾丝婷是凶手，贾丝婷看到伊丽莎白不相信自己，失望透顶，最后贾丝婷向伊丽莎白坦白自己为什么要承认罪名，两人相互原谅，恢复往日的情谊。当伊丽莎白得知贾丝婷将被处以绞刑时，她哭喊道“倘若这场可怕的劫难发生，我也不想再活下去了”，“我情愿和你一起去死”“我没法再活在这个充满了痛苦的世界上”。自从贾丝婷被处以极刑后，伊丽莎白便陷入了深深的悲哀中，对任何事都提不起来兴趣，贾丝婷的悲剧给伊丽莎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从伊丽莎白与贾丝婷的关系我们可以联想到艾德里安娜·里奇女同性恋连续体（lesbian continuum）的概念，它涵盖一系列女性相互倾心的体验。[5]363例如：两个女性在生活、工作中建立的亲密联系，共同的快乐体验、价值认同，相互之间的情感支持等。因此女性之间的浪漫友情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归属于女同性恋者这一范畴。贾丝婷和伊丽莎白一起生活了七年，互相喜欢、信任着对方，即使贾丝婷被当作杀害弟弟的罪犯，伊丽莎白仍然无条件的信任她，贾丝婷把伊丽莎白看作自己的心灵庇护所，只要自己爱的人相信她，她便不怕死，但当伊丽莎白怀疑她时，便感到痛苦不堪，极力向伊丽莎白表明自己说的都是谎话。她们之间的情感支撑、价值认同恰好体现了里奇的女同性恋连续体这一概念的实用性和合理性。

三、颠覆男/女二元对立

酷儿理论的第二个重要内容在于打破传统的男/女、非此即彼的二分逻辑，它与现代主义话语中的两分结构相对立，抛开了单一的、永久的和连续性的“自我”，以一种表演性的、可变的、不连续的自我概念取而代之。[3]8传统的话语认为性属——性别——性相三者之间具有一致性，即当一个人生而为男人或女人，其行为必须具有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其性倾向也必须是异性的。酷儿理论的出现捣毁了这种虚假的表象，它认为一个人的身份认同不是固定的，而是在社会中不断被建构的，巴特勒指出“每个人都是易性的”“性别不过是一种戏仿”，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完美的”男性或女性。

身份认同的流动性、弥散性特点，在伊丽莎白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伊丽莎白拥有漂亮的容貌、柔和的嗓音、甜蜜的目光，她身上的一切特点都与传统的女性气质相符，堪称一个标准的女性。但她却多次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男性气质：勇敢、坚强、有责任心。

维克托母亲去世时，全家陷入悲痛中，但伊丽莎白“面对生活，她表现得沉着、冷静，并以自己的勇气和热情承担起生活的责任。”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给予了全家人温暖与关心，并帮助他们从伤痛中走出来。伊丽莎白虽然拥有女性的外表，但行动上却表现出男子气概，她比家里所有的男人坚强，更能面对生活中的不幸，她并非完全感性的，而是充满理性与智慧。当贾丝婷身陷囹圄时，她坚定不移地相信贾丝婷是清白的，当她看到朋友将被一些懦弱胆怯之人毁掉时，她请求法官准许她发言，为贾丝婷做了简洁有力的申诉。伊丽莎白坦荡的胸怀得到了众人的称赞，与维克托的唯唯诺诺、畏葸不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的坚毅与勇敢、慷慨激昂的气度甚至是许多男子都不及的。伊丽莎白在婚姻问题上也表现得十分冷静、沉着，她不希望维克托是因为责任和义务娶自己，并劝告维克托考虑清楚。她的这些表现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女性，不断地偏离温顺、依赖、柔弱的女性形象，呈现出多元、变化的特点。打破了性属决定性别的常规，表明身份/认同不是一个稳定、静态的概念。

四、结语

酷儿理论挑战异性恋霸权，提倡多元的性态、性相，反对传统的男/女二元对立，主张变化、流动的身份认同。酷儿理论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是一种立场、态度，一种开放、多变的理论构想，它的出现为边缘群体提供了容身之所，为他们展现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生活方式。在维克托、克莱瓦尔、伊丽莎白、贾丝婷的人物关系上，可以发掘其隐含的同性恋迹象，他（她）们之间的情感联系以及身份认同为该文本的潜在同性恋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注脚，酷儿理论为我们研究经典的异性恋作品如何潜藏着同性恋文本提供了可能，对重读经典作品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杨洁.酷儿理论与批评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李銀河.酷儿理论面面观[J].国外社会科学，2002（2）：24

[3]葛尔·罗宾著，李银河译.酷儿理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4]玛丽·雪莱著，刘新民译.弗兰肯斯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5]Lois Tyson著，赵国新等译.当代批评理论实用指南[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