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沈从文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其代表作《边城》对中国文坛影响深远。沈从文先生以其细腻的笔触和独到的视角创作出《边城》这部优秀作品，为读者展现了美丽的湘西风情和朴实的人性之美。本文以乔治·斯坦纳在哲学阐释学基础上提出的翻译四步骤为理论基础，以杨宪益戴乃迭的《边城》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尝试更好地在此译本中体味到译者在翻译这部作品过程中展现出的精湛的翻译文笔及其作为译者发挥的主体性，以此文丰富对此作品的研究。

关键词：斯坦纳翻译四步骤理论;《边城》;译者主体性

作者简介：陈思慧（1996-），女，汉族，江西樟树人，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19级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0-0-03

一、引言

在传统译论中，翻译被认为仅仅是一种语际转换活动，译者的地位和作用长期不受到重视，曾经一度被边缘化。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出现，译者主体性才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并逐渐出现在翻译研究课题中，结构主义、阐释学等哲学理论为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阐释学可以很好地阐释译者的主体性，因此本文就基于斯坦纳翻译四步骤理论，即四个具体翻译步骤，来解读译者翻译家杨宪益夫妇在翻译这一文本时是如何发挥其主体性并且通过其译本传播中国文化。

二、理论综述

“阐释学”起源于古希腊时期，19世纪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后几位哲學家如伽达默尔、海德格尔以及施莱尔马赫等人相继推动着阐释学持续地发展。在前辈们的理论基础上，美国的翻译理论学家乔治·斯坦纳于1975年出版了《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这部著作也被西方翻译界称为“里程碑式的著作”，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在此书中，斯坦纳率先将阐释学理论运用到翻译研究当中来，从语言介入的视角讨论了翻译的定义以及翻译的不可译性。因此也在翻译和阐释学之间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联系。著作提出了“阐释运作理论”。斯坦纳打破传统思维定式，提出“理解即是翻译”，将翻译的过程看作是阐释的运作，并且把翻译分为“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四个步骤。之后，一些国外学者开始研究他的理论， 在《排斥与吸引之间：乔治.斯塔纳的大屠杀后小说》（Between repulsion and attraction ：George Steiners Post-Holocaust Fiction （2008-87）一文中，作者拜伦·切也特（Byran Cheyette）认为：若是按照斯坦纳的理论，翻译语法和词汇无论对于笔译还是口译来说都是重重障碍，这些都会使得译者很难接近源语言。以上所提到的方面也是翻译过程中的一种侵略。尤金·奈达（Nida Eugene 2011）认为“乔治·斯坦纳的理论就是一种对翻译过程的研究”。

我们国内则对斯坦纳的阐释步骤理论的研究开始地相对较晚。这个理论第一次引进中国是在20世纪八十年代。庄绎传编译了《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中的四章，系统地把斯坦纳的理论介绍给中国。钱茂华的“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主义？——乔治·斯坦纳《通天塔之后》的阐释学议论初探”（2004）是中国理论在国内最早的研究。随着21世纪的迅速发展特别是翻译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多基于案例研究的作品往往探索这个理论在翻译过程中的实际运用。其中一些人把目光聚集在对译者主体性的探索上。比如屠国元，朱献珑的《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2003），刘洋写的《从阐释学视角探讨译者主体性》（2009），刘畅的《阐释学理论视野下译者主体性的彰显》（2016）。这些都是在从阐释学视角来研究译者主体性，也体现了译者地位越来越凸显。

本文将从斯坦纳翻译四步骤理论视角，通过分析《边城》的英译本来研究译者主体性在翻译和过程中的展现。

三、《边城》及其译本介绍

《边城》成书于1933至1934年间，是中国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他在小说中描述了一个名叫茶峒的美好小山城，塑造了几个正直又热情的青年形象——翠翠、天保和傩送，描绘了湘西特有的风土人情，也刻画了人性的善良与美好。整个作品读下来，让广大读者不得不佩服沈从文优美的笔触和深厚的文学功底，也感受到人生平淡中亦见深刻，人性之美在于生命。这部作品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所以《边城》自在国内出版以来，一直广受读者好评，翻译界的诸多位翻译家也是先后翻译了这部作品。到目前为止，《边城》共有有四个个译本，分别出版与于1936年，1947年，1962年，2009年。其中，以1962年杨宪益夫妇的译本《The Frontier Town》和2009年美国学者金介甫的译本《The Border Town》影响最大，也是学者们研究的最多的。然而，单独以斯坦纳翻译四步骤的理论视角下研究译者的主体性，特别是以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The Frontier Town》为研究对象却很少，所有笔者以期以斯坦纳翻译四步骤理论为指导，以沈从文的《边城》和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为语料来丰富这方面的研究，也和读者一起感受翻译的魅力。

四、译者主体在杨宪益夫妇《边城》英译本中的体现

（一）信任

斯坦纳翻译四步骤理论中的第一步即为“信任”，这种自发的自信是在我们拥有广泛的经验认知的前提下去理解原文。而正如斯坦纳所说的：“所有理解和阐释的过程即为翻译，而这一过程正是始于‘信任'。”（George Steiner，2001）由此可见，在进行翻译活动时，译者是带着早先就有的知识背景以及思想经验来认识原作的，他之所以在众多作品中选择这个作品，正是因为他足够相信原文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杨宪益夫妇是我们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一直致力于弥补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的空白的，促进中外文学的交流。杨宪益夫妇正是认同《边城》这部作品的影响和意义，所以才将其译为英文。正是译者的这种情感和对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的认可，译者才会努力发挥主体性来和原作融为一体，在不失原作风韵的基础上用心去呈现一部优秀的译品。

（二）侵入

斯坦纳提出的第二个步骤是侵入原文，就像探秘一样，译者要打破语言的外壳，深入到原文的内部，将原文的核心部分提取出来。在译文还没出来，译者就要充分发挥主体性，既要发挥自己的语言优势，又要克服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在原文内部深入去挖掘继而理解原文真正地的意思，理解就是翻译。

例 1：原文：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茶峒”的小山城时。（沈从文，2014：07）

译文：The highway running east from Sichuan to Hunan comes ，just west of the border，to Chatong，a small town in the hills.（杨宪益，戴乃迭，2014：91）

评析：在古时候，中国人用官路表示官府修建的大道。后即泛指大道，古代官路这一说法很普遍。然而，这对西方读者来说确实很奇怪，因为他们那并没有官路这种概念说法，在这里杨宪益夫妇深入理解原文，发挥译者主体性，用英文里的“highway”代替源文本中的“官路”来使得译文对外国读者来说更加的明白。与此同时，“茶峒”其实就是一个小山城的名字，在英语里面没有一一对应的词，所以杨宪益夫妇发挥主体性，深入浅出，巧妙运用音译法直接把它译“Chatong”。

（三）吸收

在进行上一步骤“侵入”之后，就是“吸收”，也就是就是在译者深入理解原文意思之后对其进行合理的“吸收”。在语际转换过程中，译者通过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将原文的意思和形式植入到译入语中，让译文更加飞扬和丰满。斯坦纳认为，在“吸收”过程中可能出现不同的同化类型，这些类型处在“完全归化”和“持久的异化、边缘化”两个极端之间。（査明建，田雨，2003：21）。由此可见，一篇好的译文需要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译者要重视自己的角色和地位，辩证地“吸收”。

例2：原文：风日清和的天气，无人过渡，镇日长闲，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沈从文，2014：09）

译文：On a fine day when no one come by to disturb them， the old man and Emerald may sit sunning themselves on a boulder in front of the door.（杨宪益，戴乃迭，2014：93）

评析：中文里面的四字词语不仅在形式上看起来十分对称，在发音上也是韵律明快。因此，这也让读者体会到文风简练，富有美感。在原文中“风日清和”、“无人过渡”和“镇日长闲”这三组四次词语让读者看到一种岁月静好，惬意悠闲的生活景象。但是，在英语里面却几乎很少有与之对应的词语形式，在翻译这些句子的时候，译者不能亦步亦趋地死译，要必须发挥主体性，吸收原作内容的同时也要考虑其形式。杨宪益夫妇灵活使用翻译策略，提取源语意思并重构句子来符合目标语语法并且选择性地使用词语，使得这些词语表达在英语中也能使得译文如原文一样流畅且语义连贯。

（四）补偿

斯坦纳认为“译者频繁地介入：他要么加入太多--填充资料，润色渲染，曲解附会;要么省略太多一草率行事，删减内容或截去棘手难译的部分”，而“真正的翻译总是寻求均等的补偿”（谢天振，2009：111）。所以“补偿”即是在源语和译入语之间寻求平衡。由于中英文化存在着诸多不同，很多中国的语言文化现象难以用英语准确地表达出来，所以免不了要对译文进行润色来弥补流失的原文风味，杨宪益夫妇采用的补偿方式是增加注释和内部补偿。

例3：原文：傩送美丽得很，茶峒船家人拙于赞扬这种美丽，只知道为他取出一个诨名为“岳云”。虽无什么人亲眼看到过岳云，一般的印象，却从戏台上小生岳云，得来一个相近的神气。（沈从文，2014：16）

译文：And Nuosong was such a fine-looking boy that the Chatong boatmen nick-named him Yue Yun. For everyone's first impression of Nuosong was that here was a Yue Yun in white helmet and armour just off the stage.（杨宪益，戴乃迭，2014：102）

评析：《边城》中2个男主角之一的傩送二老眼眉秀拔出群，长得英俊潇洒，是一个感情十分丰富的帅小伙，而岳云在大众的印象里是个出落得一表人才、白马银锤，善良正直的小生。所以茶峒船家人都贊扬这种美丽，给二老取了个诨名“岳云”，作者借他人的视角，一下就让我们读者从熟悉的岳云形象联想到二老的样子。原文中的“岳云”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之子，戏台上呈现的岳云形象就是一个英俊勇敢的将士。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杨宪益夫妇在翻译“岳云”的时候，并不是简简单单地只翻这个词，而是重视自己译者的身份，考虑到了译文接收着的阅读需要，在译文本页的下面添加了注释而不丢失原文的文化内涵，既用音译法把出现“岳云”译为“Yue Yun”，也添加了注释——Son of Yue Fei，a brave patriotic general of the Song Dynasty ，who fought against invaders，Yue Yun is presented on the stage as a handsome and courageous young fighter.这一注释明确地给西方读者解释了岳云的身份以及茶峒船家人把傩送二老和他联系起来的原因。这种通过增加注释来对原文进行补偿的方式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非常普遍。只有这样，译者才能将“忠实”的精神落到实处，才能完成思想交流和保存的任务。（廖七一，2002：143）。读者也真正读到文学作品的文化内涵。

结语：

翻译就是一门艺术，而这门艺术往往要求译者原文和译文中做到巧妙的艺术化处理，这就涉及到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是客观存在的，一篇优秀译作的产生当然离不开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正是由于众译者将自己的主体性意识贯穿运用到“信任”“侵入”“吸收”“补偿”这四个步骤中来，才能为读者呈现出一篇优秀的译作，也让读者感受到原作的迷人魅力。本文在阐释学翻译理论视角下，运用乔治·斯坦纳翻译四步骤理论，通过研究杨宪益夫妇《边城》译本来探明译者在其翻译活动中主体性的发挥来进一步丰富此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1]George Steiner. 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3]刘畅.阐释学理论视角下译者主体性的彰显[J].上海翻译，2016（4）：15-20..

[4]钱茂华.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主义？-乔治·斯坦纳《通天塔之后》的阐释学议论初探[D].河南大学，2004.

[5]沈从文.边城（汉英对照）[M].杨宪益，戴乃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

[6]庄绎传.通天塔-文学翻译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