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雪莉

一、引言

2019年年底开始传播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为中国武汉乃至全中国带来了空前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随着武汉封城、全国各省一级响应,各级政府、组织、单位及个人的生活主旋律均围绕疫情展开。全民动员的疫情防控在整个国家开始上演,为国家和人民生产生活带来极为深刻的影响。这不仅考验全国人民居家自救的定力,更是每个家庭在限制资源前提下应对谣言恐慌、管理家庭功能的实践过程。

面对公共疫情危机,需要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应对。①王进：《我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中各参与主体的良性互动机制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近来有不少学者从宏观方面对此次危机的认识与管控进行了诸多讨论。有人认为这场疫情防控大考,折射出中国国家治理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挑战；也有人分析造成疫情严峻形势的原因在于,中国处于农业、工业与后工业三重社会形态的交叠时期,而现有治理体制机制、官员群体的思维能力及普通国民观念均未赶上后工业化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①强世功：《我们为何不敢承认,大疫背后的小农心态?》,https：//www.toutiao.com/i6793176730963 018243/?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6&from=timeline×tamp=1581729698&app=news_article&utm _ source = weixin&isappinstalled = 0&utm _ medium = toutiao _ android&req _ id =20200215092138010015045138127AD5C0&group_id=6793176730963018243&pbid=6744197799451313678,2020年2月14日。因此指出必须意识到我国所处全球化时代的各种风险和解决国家治理问题的紧迫性,以为应对不确定的未来做好心理准备和可行预案；也有人从疫情应对角度提出对疫情的伤害要有充分预判,建议国家管控中实行分层次紧急管制,对关键疫区实施特级战时军援模式,并在抗击疫情中要与时间赛跑,探索全新的“政、商、军、警、民”联动的国家应急救援体制；也有学者在各平台或访谈中撰文指责本次危机应对预警不力,国家治理能力不足,政府对灾情预判过于保守等等。然而现实情况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时间和应对策略导致整个疫情防控中家庭非常自然地成为防控组织的基本单位。为了防止疫情蔓延,各级单位、社区配合疫情防控开展门禁制度,对“四返”人员居家隔离,建议人们减少外出、居家隔离。当家庭成为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防疫单位,尤其在社会舆情中将个体的居家行为上升到公德层面,②阎云翔：《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变革的轨迹》,《思想战线》2019年第1期。意味着每个个体需要与家庭成员共同应对疫情风险,家庭组织与家庭功能成为个体能否顺利应对疫情风险的重要因素。

WHO指出重大传染病防治需要在世卫层面、国际层面、国家层面和个人层面分工协作,个人层面需要增强自我防护,及时就医了解状况,注重个人卫生并遵循良好的食品卫生习惯。③《关于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突发事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声明》,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1月30日。WHO并未指出家庭在重大疫情防控之中应该如何作为,本次疫情的突发性与内生性的特点又使以往的社会危机应急研究难以为家庭提供应对参考。然而在中国的家文化背景下,在城市生活几乎停摆的境况下,家庭仍需有所作为,甚至成为危机应对中凝聚力与引领力提升的基础单位。那么在此次疫情压力之下,如何组织家庭资源积极应对疫情威胁?在风险暴发期的家庭应激阶段,家庭应激经历了怎样的抗逆过程?怎样的家庭抗逆过程会有利于公共危机下家庭的成功应对?这些便是本文想要探讨的话题。

二、文献综述

(一)家庭抗逆力过程研究

近年来抗逆力研究已越来越受到各个学科的瞩目,心理学研究注重对促进个体抗逆力的优秀特质进行探索,医学研究注重对弱势群体的抗逆力干预,而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更为宏观,他们将个体放置于其所在家庭、组织及其生态系统进行探索,因此也出现了家庭抗逆力、组织抗逆力等概念。最初的家庭研究只是强调个体抗逆过程中家庭的影响作用,如Henry对高抗逆力儿童特质进行总结时指出高抗逆力水平的儿童离不开家庭成员的支持和鼓励,尤其母亲的照顾④Tiet,Q.Q.,Bird,H.,&Davies,M.R.“Adverse Life Events and Resilienc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Vol.37,No.11,1998,pp.1191-1200.；后来受个体抗逆力的研究启发,学者们开始将家庭作为研究对象,不再关注家庭中某些单个的成员,而将家庭作为一个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探讨家庭关系、家庭资源、家庭凝聚力、家庭沟通等在家庭遭遇逆境威胁中的适应过程,包括家庭从受到伤害到家庭挑战成功的整个转换过程都已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

研究对象从个体向家庭转变的重要代表人物是McCubbin。他认为家庭对危机的认知评估、行为应对和策略选择是危机中家庭抗逆功能的关键。⑤McCubbin,H.McCubbin,M.&Thompson,A.Resiliency in Families：The Role of Family Schema and Appraisal in Family Adaptation to Crisis.In T.H.Brubaker(Ed.),Family Relations：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Newbury Park CA：Sage Publications,1993,pp.153-177.McCubbin在界定家庭抗逆力的概念时指出,家庭在面对危机时有寻求恢复家庭功能的需求,且家庭具有保护自身从负面经历中康复的力量,家庭对压力事件所赋予的意义能够提升家庭凝聚力以增进成员之间的共同应对。Konger认为家庭抗逆力会随着时间和事件发展而演变,其演变历程受家庭内外部支持性资源的影响,而家庭内部凝聚力是家庭抗逆力的重要衡量指标。①Conger,R.&Conger K.Resilience in Midwestern families：Selected findings from the first decade of a prospective,longitudinal study.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Vol.64,2002,pp.361-373.Hawley则认为家庭抗逆力描述了家庭面对压力下的良好适应和发展的路径,在家庭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韧性家庭的适应路径往往更注重发挥其家庭功能。从不同学者对家庭抗逆力的描述可以看出,家庭抗逆力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其发展变化受家庭所面对的危机特征及家庭系统原有的功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正如Walsh指出的,当压力对家庭功能产生破坏性冲击时,家庭成员及其系统本身都会受到影响,而家庭在面对破坏时的处理经验,能够缓冲压力并有效应对,促使家庭继续前行,保护整个家庭的生存和福祉。②Walsh Froma：《家庭抗逆力》,朱眉华译,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那么,家庭抗逆力究竟表现为怎样的抗逆过程?在不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几乎得到了一致结论：家庭抗逆力的发展过程与特定危机有关。③Keri Black,Marie Lobo.“A Conceptual Review of Family Resilience Factors”,Journal of Family Nursing,Vol.14,No.1,2008,pp.33-55.因此很多学者开始针对不同危机下的家庭抗逆力进行探索,如精神疾病家庭、艾滋病家庭、困境儿童家庭、残疾家庭等等④Dvorsky M R,Langberg J M.“A Review of Factors that Promote Resilience in Youth with ADHD and ADHD Symptoms”,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Vol.19,No.4,2016,pp.368-391.,困境危机多属于长期慢性压力类型。然而众多研究中,家庭大多都经历了从“失衡”到“再次平衡”的过程,尤其在突发重大危机下(慢性危机往往由于危机发生的起点难以确定因此难以确定失衡的过程)。正如Patterson在其家庭调整或适应模型(FAAR)中所示,家庭在常规或极端压力的应对中,特定的家庭需求与家庭功能在危机中的交互作用使家庭重新恢复到一定水平的家庭调整或适应。家庭需求受家庭所面临压力事件的影响,如家庭压力、张力或日常困扰等；家庭功能包括家庭已有的资源(物质资源或社会心理资源)或应对行为,家庭功能被认为是家庭抗逆力的有效保护因素。⑤William R.Saltzman,Robert S.Pynoos,Patricia Lester,etc.“Enhancing Family Resilience Through Family Narrative Co-construction”,Clinical Child&Family Psychology Review,Vol.16,No.3,2013,pp.294-310.家庭意义是家庭需求与家庭功能的平衡点,用来调节家庭需求与家庭功能二者之间的张力。⑥Patterson,J.M..“Integrating family resilience and family stress theory”,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Vol.64,2002,pp.349-360.家庭意义的调节功能包括三个水平：(1)情境意义,是指家庭对当前需求的评估及与家庭能力和匹配程度比较；(2)家庭认同,是家庭共有的信念,以及他们如何将自己视为一个整体；(3)家庭世界观,是一个家庭如何看待自己及与家庭外部系统的关系。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家庭每天都以其现有功能应对需求和压力。然而,当家庭需求远远超出家庭功能时,家庭就会出现危机。随之而来的混乱和系统性的困境可能是家庭的决定性实践,往往需要家庭对其结构和功能做出重大调整⑦J.M.Patterson,“Understanding family resilience”,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Vol.58,No.3,2002,pp.233-246.(图1),由此可见,家庭功能在家庭抗逆过程中的重要贡献。早在1996年Ooms就指出当代社会家庭主要表现为两项基本功能：经济支持和保护易受伤害的成员。⑧Ooms,T.,Where is the family in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initiatives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pen Roundtable on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Initiatives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Aspen,CO.1996.当然,经济支持往往决定了家庭中可获得资源的质量与数量,而家庭对易受伤害成员的保护则体现了家庭的照顾职能,能够有效地使家庭成员远离风险或困境的威胁,这也是家庭抗逆力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关注点。

图1 家庭调整与适应模型

在很多文献中家庭调整的结果与家庭抗逆力的结果并不区分,即认为家庭调整的结果包括了家庭对风险危机的成功应对或家庭功能的良好发展。⑨Cowan P.A.,Cowan C.P.&Schultz M.S.,Thinking about risk and resilience in families.In Stress,Coping,and Resiliency in Children and Families,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New Jersey,1996,pp.1-38.也有学者将适应能力、面对危机的积极态度、自尊水平和压力管理能力等基于家庭成员个体的应对功能作为家庭调整的结果。①Woodgate R.L.,“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of resilience in the adolescent with cancer：Part I”,Journal of Pediatric Oncology Nursing,Vol.16,1999,pp.35-43.然而从家庭抗逆力的动态过程来看,家庭调整过程是在家庭面对危机时由最初的“失衡”迈向“再平衡”的过程,此过程并不意味着家庭抗逆过程的结束,也即家庭的良好适应或应对。从结果论的角度来看,家庭在逆境压力下可能表现为良好的调整、失调和危机三种状态,②McCubbin H.I.&McCubbin M.A.“Typologies of resilient families：emerging roles of social class and ethnicity”,Family Relations,Vol.37,1988,pp.247-254.或者如Richardson在其抗逆力破坏重整模型中的四层次划分：抗逆重组、恢复性重组、丧失性重组及功能失调性重组。③田国秀等：《当代西方五种抗逆力模型比较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然而从Patterson家庭调整的微观过程来看,家庭可能主要表现为减少逆境带来的消极连锁反应、减少消极情绪、活跃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渴望。④Kim H.S.“Concept development of resilience”,Journal of Korean Academy of Nursing,Vol.28,1998,pp.403-413.

(二)应激过程相关研究

应激一词最初由英语“stress”翻译而来,是由拉丁语“stringere”派生,指“费力地抽取”,被引申为“逆境”或“困苦”,后来被引入其他学科,也便有了丰富的内涵。如医学领域中Hans Selye认为是有机体对刺激的生物性反应,也称一般适应综合征；心理学中Lazarus认为应激是个体环境或内部需要超出其社会系统或机体组织的适应能力；Beehr认为应激使人产生特殊的生理或心理需要,并由此引发异常的或出乎意料的反应。⑤Beehr T A,Franz T M.,“The current debate about the meaning of job stress”,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Management,Vol.5,No.2,1987,pp.5-18.可见在不同领域应激含义均有不同。现代应激理论认为,应激是个体面临感知到的环境变化,对其威胁或挑战做出的适应与应对过程。由此可见,应激是一个过程,是人与环境互动的结果。应激反应是由应激源引发的生理、心理、认知及行为上的改变,是个体在威胁应对过程中呈现的状态。①Coyne J C,Downey G.“Social factors and psychopathology：Stress,social support,and coping processes”,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Vol.42,No.1,1991,pp.401-425.关于应激研究主要包括作为一种应对方式的应激研究,主要讨论应激反应的中介效应及与其他心理社会变量的影响关系,②余欣欣、郑雪：《离异家庭初中生应激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结构模型研究》,《中国特殊教育》2007年第9期。对应激反应的影响研究主要在生物学和心理学领域,③陈禹、车先伟、关丽丽等：《急性心理性应激对自我参照记忆的影响》,《心理发展与教育》2016年第1期。而关于应激过程的研究主要表现在生物学领域的探索。④蔡行健：《miR-212在应激过程HPA轴活性变化中的调控作用探讨》,第二军医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抗逆力研究中主要涉及对特定群体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关注,⑤Greene T,Itzhaky L,Bronstein I,et al.,“Psychopathology,Risk,and Resilience Under Exposure to Continuous Traumatic Stress：A Systematic Review of Studies Among Adults Living in Southern Israel”,Traumatology,Vol.24,No.2,2017,pp.83-103.以及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群体的社会照顾服务研究,⑥Taylor,Laura K,Merrilees,Christine E,Cairns,Ed,etc.,“Risk and resilience：The moderating role of social coping for maternal mental health in a setting of political conflic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Journal International De Psychologie,Vol.48,No.4,2013,pp.591-603.然而家庭在危机暴发中的应激过程却鲜有关注。

当家庭被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探索家庭在威胁性应激源的影响下如何反应,其应激过程的研究能够提供危机暴发中家庭帮助的有效策略,免于家庭陷入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慢性过程。本文对家庭抗逆力的应激过程探讨中,将家庭调整的结果作为家庭在危机暴发中的应激结果,重心则在于探索从家庭识别到危机来临到家庭调整结束的再平衡这一过程。从理论上讲,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家庭要完成疫情传播的压力应对和家庭内部成员的照顾保护职能,必然需要经历危机下的家庭调整过程,此过程的发生受疫情本身的发展而启动,并在家庭基本需求与功能之间进行平衡,平衡的效果受家庭意义的调节作用,而家庭意义又与家庭结构、家庭认同感或凝聚力等有关。那么,在新冠肺炎危机暴发的重大压力下,家庭如何完成其应激调整过程?家庭意义在调整过程中具有怎样的功能?面对类似新冠肺炎的重大危机压力时,对家庭怎样的保护支持有助于家庭更好地调整?这些问题仍需要在实证分析中进行回答。

三、对象与方法

本文研究对象为家庭,旨在探讨在重大危机的暴发过程中,家庭是如何完成从家庭功能的紧急启动到稳定应对的适应过程。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定限制,对家庭抗逆力过程的调查在网络进行,由研究者根据样本易得性原则对5个家庭进行访谈,并利用微信问卷星对疫情期间家庭需求内容及其紧迫性进行调查,形成本文研究资料来源。

表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四、家庭抗逆力的应激启动过程

家庭应激过程始于危机的来临。当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能被家庭认知与识别意味着家庭应激过程的开始。家庭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认知识别是信息冲击中家庭对危机风险评估的结果,而家庭应激的开始往往以特定的心理与行为特征表现出来。

(一)信息冲击的结果

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进入众多家庭的认知视野大约始于武汉封城的消息。“自今日(2020年1月23日)10时起,武汉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虽说是钟南山院士从医学角度对疫情传播的防控建议,然而当作政令执行的短短数语,对人们的冲击却不可估量,毕竟新中国成立以来鲜有(2014甘肃省曾因鼠疫有过局部9日封城决定)的封城消息使任何人都无法小觑,且武汉本是九省通衢、高铁吞吐量居全国前五的城市。在外界看来,封城措施是阻断疫情传播、遏制疫情扩散的重要决定,包括世卫组织干事谭德赛在内,多位专家学者认为此举将有效降低蔓延概率,是“非常恰当且重要”的,然而它对于习惯了现代生活节奏的人们意味着什么,每个人都开始有了切身体会。紧接着全国范围对身边“武汉人”的排查摸底更给了人们想象的空间。这种类似战时状态的危机响应,使每个人都开始了对现实情境的分析与揣度,对疫情的恐惧在武汉甚至全国开始蔓延,疫情之下的应激过程即刻启动。

若说封城消息的家庭应激启动效应尚不足够,毕竟我国还有半数以上的人生活在广大农村,距离武汉尤其遥远,他们对于武汉封城的疫情危机尚觉遥远的话,那么接踵而至的谣言四起和全国一级响应管控便已无法让这些家庭置身事外。针对新冠肺炎病毒相关谣言可谓五花八门,而与病毒种类、传播途径、有效药物以及与口罩相关的谣言最为令人瞩目,毕竟这些内容事关每个家庭的健康保护策略。谣言之所以能够兴起并被传播,是因为谣言与相信谣言之人的已有信念相吻合,并且能够被这些人所接受。谣言一般通过两个部分重叠的过程进行传播：社会流瀑和群体极化。社会流瀑现象促使人们倾向于相信他人的所信和所为,而群体极化则是对谣言信息的坚信不疑。两种谣言传播过程都源于人们对新冠肺炎信息的无知,毕竟对于广大群众来说缺乏相关医学专业知识评估依据。另外,全国响应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级管控使各单位、部门、组织、群体开始了严格消毒和门禁制度已深刻影响了每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在如此强度的信息冲击之下,家庭在危机抗逆中的应激启动全面发生。

(二)风险评估的结果

认知心理学理论认为,个体对事件本身的评估影响了对事件的反应方式。面对新冠病毒传播风险,家庭对传播过程的认知和对自我威胁的评估影响了家庭抗逆力的应激反应。影响家庭认知的两种模式来自对病毒传播物理距离和人际距离两类威胁的评估结果。

1.物理距离威胁评估。根据多亚尔和高夫的人类需要理论,外部风险对自我最大的威胁来自对健康与自主两个基本需要的威胁。①莱恩·多亚尔、伊恩·高夫：《人的需要理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8页。新冠病毒的威胁直接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而在防疫过程中个体的自主也已受到严格限制。风险对自我威胁的距离评估或许是难以衡量的,但从访谈中可以发现,当居住小区尚未出现确诊病例时,还可以下楼走走,通通风,可当确诊病例就在楼下时,上述的动作便成了危险行为。那么这个距离究竟在一个小区内部,还是在楼上楼下的距离,尚不得而知,只能说在自我的日常活动范围之内如果没有疫情威胁尚可认为相对安全。当然这样的说法也有不确切之处,当病毒气溶胶的传播路径在网络被公布于众的时候,人们开始猜测气溶胶的活动范围。另外,距离威胁的评估随疫情扩散而不断发展。在疫情扩散初期,武汉市民仍在怀疑疫情传播“人传人”的说法是否是谣言,从封城开始这种说法变得确信,但全国人民在高喊“武汉加油”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觉得此事与自己关系密切?随着疫情传播,当小区门禁让太多人感觉到基本生活的不便时,人们的想法已经全然发生改变,“全民战役”“人民战争”的呼声也开始响起。

2.人际距离威胁的评估。风险评估中的一个指标为风险威胁的物理距离的话,另一个评估指标则是风险威胁的人际距离。人际距离可以表现为关系距离或心理距离。当疫情发生的关系距离或心理距离足够接近时,家庭应激启动也悄然发生。这些情形限于疫情是发生在“有人”还是“自己人”的前提下。“有人”往往表现为不知道对方的姓名单位、社会交往中没有打过任何交道的、跟个体及其生活圈子完全没有关系的“圈外人”,而一旦这些“有人”变成自己认识的、知道的甚至熟悉的人,那么不论物理距离究竟有多远,应激过程也已然发生。

那么“够近的关系距离”究竟是多远?当问及“假如以你为中心,你熟悉的能叫上名字甚至知道对方在哪里做什么的人都称作你的熟人,如果你的熟人中有一人感染了新冠肺炎并被确诊,你会害怕你自己也被传染吗?”当问题改变为“如果你的熟人的熟人中有一人感染了新冠肺炎,你会担心自己也会被传染吗?”在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中有五分之一人选择“是”,而在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中却有64%。虽说这样的担心范围也因个体的人格特征存在差异,但总体来说,熟人圈或许就是我们最接近的预警范围,是风险威胁的最后一道高墙。

(三)应激启动的特征

家庭抗逆过程的应激阶段总是伴随着一系列的个体心理和行为反应,这些反应以应对或削弱的方式继续着家庭抗逆力的应激过程。

1.心理特征。研究发现,人的心理应激过程伴随一系列的情绪反应,而应激使人的情绪向两个相反方向发展：高涨或低落。情绪高涨时心情激动兴奋,或暴躁易怒,或恐惧怨恨,并不分场合地表现自我；情绪低落时表情冷淡,或抑郁消沉,或沮丧忧郁,甚至绝望。①姚雨佳、宣雨阳、齐常辉等：《自动化情绪调节策略对特质焦虑大学生应激反应的影响》,《心理科学》2019年第1期。在新冠肺炎疫情笼罩下的家庭应激期,最常见的情绪表达便是“恐慌”,如有些人在居家无奈时表现出焦虑与敏感。“一方面不停地刷信息,越刷越丧,一方面停下来很焦虑……想转移注意力干点别的,又完全静不下心……”,心理反应过分敏感,“晚上一听到家人咳嗽就惊醒,再也睡不着”。心理应激的另一个表现就是缺乏与自我的联结,将情绪对象全部朝向外部,不能对自我心理需求进行响应。当然这是一场全民泛化的心理过程,人们从起初的吃惊到恐慌,从对疫情发展的关注到对各行业清冷的感触,从远处的忧国忧民到眼前的口罩难求。对外郁闷自己无法为国家做出贡献,责怪自己不够优秀有力；对内郁闷自我每天的负面情绪和与家人关系的不良,从而陷入矛盾大、脾气大的境地而无所适从。

2.行为特征。个体进入应激反应的行为表现主要有攻击性行为、抑制或逃避行为、应激性强迫行为。新冠肺炎危机下的应激行为多表现为强迫性行为,如每天不停地看数据,不停地刷手机,且行为表现多无目的,但又无法停下来。另外,危机下的行为与情绪反应交织,且目标性行为质量低下。正如网友们表达最多的“每天在家就是刷手机,停不下来”“不知道该做什么,转来转去”“无法静心做任何事情”。

危机下情绪行为的社会传染为家庭应激带来新的挑战。社会传染是指他人通过思想、情感和行为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一般来说,人们都很容易受到环境中一些无意识诱因的影响。依据克拉韦茨的分析,传染的原因来自人们的大脑,大脑在环境中无意识地挑选线索,而这种线索可能就是社会传染的模因。②李·丹尼尔·克拉韦茨：《奇特的传染：群体情绪是如何控制我们的》,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141页。模因如某种核心思想,能在人们大脑中繁殖,使大脑成为传播思想的载体,且这种传染完全无意识。途径则包括面对面的沟通和网络交流等人际传播,使人们在无意识中受影响,当然这种传染包括了正能量传染也包括了负能量的传播。

总之,当危机下的家庭应激过程启动,家庭中所有成员都因此而受到影响,其影响以特定的情绪和行为表现出来,且多具有行为质量低下、无目的,情绪容易失控、多敏感的特征。

五、家庭应激中的抗逆力过程

在风险危机的冲击下,家庭原有的平衡状态被打破,家庭成员需要重新整合资源以应对风险带来的威胁,将家庭功能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家庭功能的稳定发展需要以其家庭成员的基本需要满足为基础,也就是多亚尔和高夫所称的健康与自主需要的基本满足。

(一)成员基本需要的满足

家庭为成员提供了特定时期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当新冠肺炎疫情成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危机时,平常根本无法觉察的基本生活需要在疫情控制的特殊时期都成了问题。为了减少人员流动带来的病毒传染,每个家庭都自觉减少外出,尽量避免去超市等空间封闭人员复杂的场所。成员的自我隔离需要其基本生活物资在家庭内部满足,因此已经步入现代的家庭生活模式开始了对传统家庭功能的回归,许多原本市场化的家庭需求开始由家庭内部提供。当家庭无法满足上述基本生活需要时,家庭内部容易产生焦虑等不良情绪,如患有骨折的L家庭中有老人孩子,但生活基本需求只能去3千米之外的超市购买,因自己的特殊病痛根本无法帮助家庭满足日常需求,只能求助于邻近好友的帮忙。生活物资的丰富性自然下降为“有什么就吃什么了,这个时候还敢讲究?”

特定时期家庭为成员提供了安全感与归属感的需要满足。安全感是指个体渴望获得稳定安全的心理需求,是个体对自身风险危机的预判,以及危机应对时表现的可控感和确定感。归属感是个体与所属群体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对群体从属关系的认同和维系,是个体对“根”的认同。家庭对个体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培养自婴儿期开始,表现为对儿童需要的及时满足,以使儿童产生对家庭关系和环境的信赖。有研究显示,缺乏归属感的个体在从事工作任务中缺乏激情与责任心,生活范围狭窄,缺乏业余爱好。①哈战荣、陈雅丽、王哲：《当前高校学生学校归属感现状调查及提升途径探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年第5期。因此安全感和归属感是家庭对成员保护的基本功能,也是家庭存在的基本意义所在。②Mette Halskov Hansen and Cuiming Pang,“Me and my family：Perceptions of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among young rural Chinese”,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Vol.7,No.1,2008,pp.75-99.疫情时期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及对成员基本需要的满足能够有效保障成员安全感的获得,而来自家庭的归属感能够为个体提供自己是谁的确定感。如当问及F家庭从外地返回之后就被隔离14天是否因此后悔返回时,称“还是回到自己家里感觉踏实”,“至少是在家里,还是心理安稳很多”。

(二)成员特定需要的满足

成员特定需要主要体现为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中产生的需要满足,主要表现为对疫情应对的物质需要和疫情防控中人际距离的需要两个方面。

1.应对疫情的基本物质需要提供。一类是对成员基本防护物资的提供。受危机本身传播特点的影响,新冠病毒传播危机中最为稀缺的应对资源主要为口罩、消毒液、酒精、日常药品及日常生活用品的需要满足。在本次调查中,“缺医少粮”几乎是众多家庭面临的共同难题。疫情发展使广大公众对口罩、消毒液等物品的需要几乎无法从市场获得,原始家庭中的资源积累开始派上了用场。就调查发现,多数家庭的口罩来自雾霾环境时家内物品存储,也有部分家庭利用原有社会关系从市场获得少量口罩及消毒物品。另外一类的基本物质需求则表现为疫情防控中生活用品的购置困难,本次访谈的5个家庭均表达了此类困境,而问卷调查中也有很多家庭认为以往的市场配置模式失能导致“很不方便”,也有约37%的对象认为“不太影响”。物质资源的可获得性受所在地区疫情严重程度的影响,而重点疫区的生活物资对当地家庭应该说是大问题。当然生活用品的紧缺可能只是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准,而面临极速蔓延的疫情,整个城市的医疗资源匮乏则可能是致命的,这也是疫情初期引发恐慌的主要原因。

2.疫情防控中人际距离的需要满足。人际距离的需要是新冠肺炎疫情中人们基于健康需要的一项特殊需求。为了控制疫情传播,人们需要保持彼此之间相对安全的距离。新冠肺炎传播的高风险性(尤其在疫情暴发期)增加了人们内在的不安全和不确定感,使得他们在必要的交往过程中也力求做好防护,且尽量避免人际交往。在中国这种差序格局组成的人际关系网络交互中,对人际距离的要求曾给人们带来短暂的内心冲突,“大过年的不去看望老人怎么都觉得心里过不去,所以就想偷偷过去看看”,“开始有点不好意思,后来想想其实对大家都好,也就接受了”。而L也告诉我们,家里的老人因为发热需要在楼下的另外一个房间隔离时,她起初情绪非常不好,觉得是要被家人遗弃,后来这种情况多了,加之自己也慢慢理解了这种做法,情绪才好起来。所以说,安全距离的特定需要与传统文化中家庭“整体感”需求之间的张力,是疫情初期心理冲突的主要来源,家庭需要在特定环境下做好成员的理性说服与心理应对,是家庭抗逆应激过程的一项基本功能。

人际距离的特殊需要衍生出群体间的社会排斥与污名现象。随着武汉封城和对武汉人员的流向排查,一时间全国其他地区的人们开始了无意识中对“武汉人”和“湖北人”的社会排斥,同时一些群体被另外一些群体标签化。如H先生称来自湖北来的女儿女婿回家过年,村干部带着医生来测量体温继而要求采取两周隔离观察,且来通知的工作人员除了村干部和医生之外,还有派出所人员,这种警方力量的参与让人惊讶的同时甚至有种“犯错”之感,而门口警车的停留也更加深了周围人群的恐惧和猜疑。不论是人际之间的彼此隔离、疏远、防御或是群体之间的大规模排斥、标签化及其之后的“责备受害者”的言行,其背后都是内心恐惧外化的结果,回归理性的人们都明白被排斥的群体本身也是疫情风险中的受害者。因此对于有隔离需要的家庭来说,家庭还需承担社会排斥带来的压力,以帮助成员顺利应对外部压力。

(三)成员抗逆活动的维持

家庭抗逆力应激过程的另一项功能就是对成员抗逆活动的维持,主要通过家庭内部资源共享和促进成员情绪稳定两种途径完成。

1.家庭共享资源以共同应对危机。家庭应激过程中,单个个体成员的特殊需求通常会被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家庭需要作为一个整体面对疫情危机带来的威胁。当家庭共同危机突然来临,家庭中归属单个个体的资源会主动被用于整个家庭的需要满足,甚至包括家庭权力在特定条件下也要根据家庭需要进行让渡。家庭在外部压力下形成暂时资源共享、共同应对的团结局面,家庭原有的关系障碍、困境及家庭沟通中的问题也在危机面前暂时被搁置。家庭资源的共享包括家庭关系资源、物质资源、信息资源等的共享,并使家庭凝聚为一个有力的整体以应对外部风险的威胁。正如Myron Cohen曾提出的,中国家庭会根据其实际需要以组合家庭功能,形成风险中更具灵活性的家庭结构形式。

2.调整危机认知以促进成员情绪稳定。外部风险的冲击下家庭应激过程的重要困难在于家庭恐慌的出现。当家庭中一个或多个成员对于疫情危机的认识超出其主观认知的应对能力时,家庭容易陷入无法应对的失能或恐慌状态,恐慌的出现不利于家庭功能的发挥和恢复,不利于疫情危机中的共同应对。在恐慌心态的驱使下,家庭可能为了解除恐慌而向外求助,但求助失能时则容易陷入家庭整体的失调。家庭内部的情感关爱是解除成员恐慌、提供安全归属的重要途径,①Bidwell,Julie T.and Lyons,Karen S.,“Caregiver Well-being and Patient Outcomes in Heart Failure：A Metaanalysis”,Journal of Cardiovascular Nursing,Vol.32,No.4.2017,p.372.因此家庭应激过程中,有抗逆力的家庭会在恐慌出现时或出现之前调整家庭的危机认知,调动家庭应对资源,使家庭免于陷入恐慌危机。如L在谈到与父母共同生活时就提到,“很久没有相处过这么长时间,这次才真正能安安静静地体会他们的照顾,教他们每天怎么消毒……”,“说服爸妈戴口罩”也成了年轻人在疫情中的一个考验,所以说,病毒危机的威胁促进了家庭的结构性团结和功能性团结,家庭亲密性的增加导致更多的沟通、理解和情绪的分享在家庭内部发生,①Charles Stafford,Separation and reunion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危机吸引了家庭成员的关注,让家庭内部成员聚集在一起,激励家庭所有成年人面向共同奋斗目标即应对家庭外在威胁。

六、家庭应激中的抗逆力促进

研究得出了与风险暴露水平有关的两个重要调节变量：基本生活物资的可及性与成员心理恐慌水平。两个因素的适当调节能够有效促使家庭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家庭应激过程,以使家庭进入稳定应对而非失能状态。因此针对家庭应激中的抗逆力促进可注重从家庭为单位的资源提供及促进家庭信念的心理援助两个途径进行干预。

(一)家庭为单位的资源提供

古典经济学理论中,亚当·斯密将市场比作“看不见的手”用来调节引领资源配置,然而当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受限或失效时,政府应该弥补市场配置中的不足。当居家隔离成为社会风险应对中的基本要求时,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同样因为需要减少人员的流动而陷入低效甚至失能状态。此时危机情境中的家庭物质资源需要其他力量的弥补以满足广大家庭的基本需要。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某些城市物质资源配置主要依赖大型超市的提供,然而因为供需差异导致抢购热潮,使部分家庭基本生活资源无法满足(如L家庭)。在大多疫情危机相对较弱的城市中,则开展了各类市场资源配置的补充形式,如单位定期采购供应,虽说物品丰富性受到很大限制,但居民基本生活得到相应保障,使居家隔离的广大群众无需因为生活物资配备而暴露于更大风险之中。因此在疫情环境下,以家庭为服务对象,使用物流或其他市场配置的补充形式满足居民基本生活所需,有利于疫情传播的防控和居民心理恐慌的控制。

(二)促进家庭信念的心理援助

新冠肺炎危机让人们确信一个事实：我们已经置身于风险社会,不论是客观风险和隐患的增加还是主观上对风险的认识不足或应对能力欠缺,都加剧了当前社会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使人们的无力感在疫情等重大危机面前更加凸显。与此同时,社会发展仍不断加速,不论交通运输、移动通讯等物质技术的发展还是人们生活节奏、时间感受等主观生活状态,都使人们处于一种“匆匆”的状态。在这种匆忙状态中人们似乎越来越盲目,这种盲目与无助的叠加则加剧了社会流动性,包括恐慌的流动。居家隔离在防止病毒扩散蔓延的同时也容易导致家庭整体的患病传染,因此也成为一些家庭恐慌的来源。H先生提到,“就怕有人发烧,看到手机上传的说一个人感染导致全家人都生病,就怕得睡不着觉”。可见,信息社会的来临使得信息传播更快速便捷,同样也使恐慌的流动更为迅速。此时家庭在危机之中若能冷静应对,用稳定的情绪和规律的日常生活促进健康恢复,在条件允许时获得医疗资源,比起整个家庭的恐慌造成成员的慌张应对要更有功能。因此疫情中的心理恐慌可能是家庭应激阶段抗逆力的重要调节因素,影响家庭对疾病的认知和策略的选择。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心理援助需要以家庭为单位,依据系统式家庭治疗理念,将家庭作为一个应对整体进行干预,帮助家庭在建立良好关系基础上理性应对疫情危机。如使家庭放弃在疫情中出现的“应该”和“但是”等内在心理不协调信念,避免将家庭能量消耗在与自我争斗和批判的过程中,促进家庭将关注目标放在现实力量并启动智慧,为家庭更好的选择而努力。另外,家庭为单位的心理援助可帮助家庭成员调整关注点,为自我对抗松绑,允许人们偶尔的沮丧、愤怒甚至自我攻击,让情绪流动而不加批判,调整内在能量的投注方向,以稳定积极的家庭信念应对疫情危机。

图2 家庭抗逆力的应激过程

七、结语

家庭抗逆力的应激过程是在高风险的危机暴发过程中被动发生的。当家庭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严重公共危机时,家庭经历了家庭应激的启动过程和抗逆过程,以促进家庭重新发展至抗逆力的稳定阶段(如图2)。家庭应激的启动过程是外部信息冲击和内部主观评估的结果,应激过程的启动伴随着家庭及其成员的一系列心理及行为反应。家庭抗逆力的应激过程主要完成对家庭成员基本需要和特定需要的满足,并促使成员维持适当的抗逆力活动水平。针对家庭应激中的抗逆力促进可通过以家庭为单位的资源提供和促进家庭信念的心理援助两种途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