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德 宋美娟

（哈尔滨商业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28）

文献综述

我国关于流通产业的研究起步较晚，对于商贸流通产业与营商环境的相关分析较少。吕峰（1994）早在我国商贸流通企业改革发展期提出以产权重组、发展非公有制流通经济组织、探索商贸流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核心，以发挥中心城市辐射作用为导向促进德阳市发展商贸流通业的改革建议，是我国最早一批以抓流通改革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学者；任保平（2011）提出应在城乡统筹视角下从战略角度以及分工交易效率角度，阐述构建城乡双向流通状态关键在于加快向现代化转型；宋则（2009）实证分析商贸流通服务业在不同体制下的影响力和作用机理，结论指出商贸流通服务业对于经济的直接影响力远低于间接影响力，因此认为要提高商贸流通影响力关键在于深化市场经济改革、构建流通基本空间元素与功能元素，促使流通产业空间结构和功能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

目前学者对于商贸流通的关注一方面在于商贸流通效率的测算上，如陈宇峰、章武滨（2015）利用超效率DEA模型对于我国29个省份进行了效率的测度，演示了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商贸流通效率呈现波浪式发展。这类研究成果集中验证多样化的影响因子对于改进流通水平的双向作用上，进而以此为基准提出相应的促进产业升级的政策建议。另一方面致力于传统流通业创新型流通产业改进，如何芳（2019）提出在企业供应链创新上加强企业之间的流通协作能力；王鑫（2018）提出物流产业集聚对于流通业具有双重门槛作用，认为各地在制定物流产业政策时要顺应物流产业集聚趋势、肯定物流产业集聚对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正向外溢效应、保持区域内较高水平的物流产业集聚。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回顾与整理，可知虽然目前学者对于流通产业效率中测度方法、理论、评价指标上各有侧重点，但是相应的结论都具备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认为，在考虑商贸流通产业整体发展时，应该重点把握环境变量对于区域流通业整体素质的作用，商贸流通产业涉及领域众多，涵盖范围较广，单独以部分影响因子割裂的看待商贸流通产业通常不能全面把握问题节点，因此环境变量越详细，可供参阅的改革点就越有价值。

营商环境与流通业的相关作用

（一）基于城市视角看待我国目前的营商环境现状

在《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全球营商便利度位列全球第31位。是该报告发布以来中国取得的最好成绩。事实上，该报告仅以北京上海为作为调查样本，排名的提升也是依赖于其中两项评价指标的重大改革。在我国中西部不发达地区，营商环境发展水平远不及营商环境的报告排名。由于统计口径不一，我国本土于2019年发布了《中国城市营商环境发展报告》，在确定各省市区营商环境优劣时依照以下的指数体系进行评估，见表1所示。

表1 营商环境指数体系

表2 商贸流通效率值

图1 各省份商贸流通效率

评估结果中，上海以营商环境指数总分86.73分位列全国第一，其软硬环境的综合优势明显。北京以营商环境指数总分为84.63分位列全国第二，软环境指数综合排名全国前三，受制于自然环境的影响，硬环境排名不高。而宁夏、西藏、海南、青海辖内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中未包括上述4个省区的城市。在城市群营商环境指数的评估中，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具有天然的区位优势和广东省重要的科技资源，使得营商环境指数位居首位，山东半岛城市群具有良好的工业基础，综合交通网络较为发达，人均基础设施环境排名居首；而京津冀城市群则依托北京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对于人才有着强大的虹吸效应，在文化交流、国际交往方面形成优势，人才环境和文化环境指标均列第一。中原城市群在各个营商环境指标中优势并不明显，得分相对靠后。

（二）基于城市视角看待我国目前的流通产业现状

对于我国整体的商贸流通产业评价，以商贸流通效率作为我国商贸流通产业发展的质量评价指标，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参考理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产出指标，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总和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总和作为商贸流通效率中人力投入以及资本投入总和。通过DEA模型的评估进行测算。

根据文章所要讨论的内容，选择以投入导向的BCC（规模报酬可变）模型。其中以θ与s的取值判定决策单元的DEA有效强度，BCC模型计算出来的效率值为综合技术效率（TE），可以进一步分解为规模效率（SE）以及纯技术效率（PTE），其中TE=SE*PTE。

在此理论的基础上采用deap2.1进行商贸流通效率的测算，测算结果如表2所示。2003～2017年我国总体商贸流通效率数据中，在允许规模效率可变的情况下，我国商贸流通产业综合效率总体呈现周期性波动，2003、2011、2012、2017年都处于流通效率的前沿面，其规模效率不变；其余年份的商贸流通综合技术效率值在0.95的水平间上下波动，比较规模效率，2004～2010年间，商贸流通规模效率递增，2013年～2017年商贸流通规模效率递减，从纯技术效率来看，全国总体在2003～2017年间，大部分都为1，表示效率在技术进步的影响下反应强烈，其余时间即使技术效率水平不为1，也保持着较高的水平。

但是，在全国总体上分析商贸流通产业的效率水平，未考虑地域差异化对于商贸流通水平的影响，因此，本文以2013～2017年为例对31个省市区进行面板数据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不同省份之间商贸流通效率有较大差距，其中辽宁、上海、浙江、山东、广东等沿海经济发达、营商环境评分较高的地区，其流通效率也位于全国的前沿面，河北省近年来由于政策性新区的建设，各个方面投入力度加大，商贸流通效率一直在不断提高，到2017年处于全国前列水平。而宁夏、青海、云南、海南等地处中国边陲的营商环境评分较低或者内陆经济欠发达地区，其商贸流通效率也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从整体上看，流通效率从时间角度上看各地区处于较稳定状态，从空间上讲水平不一，大体呈现“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状态。

（三）二者相关性分析

在城市视角下，营商环境指数与商贸流通效率在空间上有着一致的趋势性，商贸流通效率高的省市营商环境指数也相对较高，反之亦如此。为了进一步探究二者联系，对上述两种数据进行皮尔森检验，得到pwcorr值为0.35，数据说明营商环境的优化对商贸流通的进步起到一定的正相关作用。这为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条件提升商贸流通水平提供了可行性。因此文章提出以下假设：

表3 HT检验结果

H0：自然条件越优渥对流通业的发展有着奠基作用。

H1：技术创新为流通业发展创造便利条件。

H2：资本有效运作可加快商贸流通业的回报率。

H3：文化条件提供了良好的交流环境有助于发展流通产业。

为验证以上假设的真伪，文章基于搜集到的数据基础再次进行静态研究。

变量选取

考虑到营商环境与商贸流通业发展的一致性，本文营商的环境评价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来探究如何通过优化环境变量使商贸流通产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评判营商环境通常从软环境和硬环境两个角度来测度，其中硬环境是由于地理、自然资源等因素外界不可改变或者很难在短时间内有较大改变的影响指标，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等；而软环境主要是指物质条件以外的诸多因素综合，如技术创新环境、人才环境、金融环境、文化环境以及生活环境等。根据数据的可获取程度以及时间跨越可供参考能力，文章选取了2013～2017年5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共选取指标如下：人口密度（万人/平方公里）、R&D经费支出（亿元）、高校数量以及图书馆数量（个）、金融增加值（亿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元）、货运量（吨）来分别衡量自然条件、科技投入水平、文化环境水平、金融环境水平、生活条件水平以及基础设施状况，从而构建可供参考的模型如下：

表4 各类回归模型对比

实证分析

根据前文所选环境指标以及利用stata16软件进行操作，首先对面板进行平稳性检验，考虑到文章采用时间维度较小的短面板数据，从而采取Harris and Tzavalis（1999）采用的统计方法（简称HT检验），从而得出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在时间T固定而N值趋于无穷时，面板HT检验结果中z值为-1.6794，相对应的P值为0.0465，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故拒绝面板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认为该面板数据是平稳的。考虑到不可观测以及异质性对模型的影响，文章在处理面板数据上分别进行了固定效应、随机效应以及混合效应回归，根据模型建设的理论基础以及消除一定的异方差性，文章在不改变单调性的前提下对各个变量所对应的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假定商贸流通效率对于营商环境的反映程度符合以下模型：

在进行一系列变量处理并保留有效数据变量进行回归后，得到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以及组间效应模型，各个模型相互对比得出结论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不同方法对于系数估计值有着很大的差异，其中，固定效应模型（包含FE_robust，FE_TW）与其他估计法（OLS、RE、BE）的差距最大，变量处理后的DPI值对于商贸流通效率值为负，其他变量值对效率值有着正向影响，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加入时间变量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FE_TW），对于估计系数的影响作用明显，进一步对时间效应进行检测，结论中接受了无时间效应的原假设；混合效应模型（OLS）与组间估计（BE）差距较小，而由于组间估计在回归中损失了数据信息，因此混合效应模型优于组间模型的使用。为了判断具体的模型使用，利用豪斯曼检验确定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而在聚类稳健标准误与普通标准误相差较大时，传统的豪斯曼检验则不可用，因此，采用以下辅助回归法进行检验，在“个体异质性同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前提下进行过度识别检验，得出结果如表5所示。

在辅助回归的检验中，可以明显看到该p值明显为0，故强烈拒绝“H0：γ=0 ” 的原假设，即拒绝随机效应，认为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在固定效应与混合模型的比较中，固定效应模型的输出结果中的F检验的p值大于0.05，故接受原假设，认为混合回归模型是被接受的，每个个体下可以拥有共同的截距项，因此选用混合模型进行估计并得出以下结果：

表5 辅助回归法检验结果

其中，代表科技投入环境的R&D经费支出指标、代表文化环境的举办文化活动数目指标以及代表生活环境水平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于流通效率均有着正向支撑作用，科研经费、文化活动举办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加一单位，可促进流通效率增加0.2188、0.3446、0.5315个百分点，而营商环境中的金融环境、基础设施条件下的货运量水平对于流通效率却起着反向作用，而反映自然条件的人口的密集程度、反映教育水平的大学数量在构建模型之初因为其不显著作用予以剔除。最终得以验证H1、H3 为原假设的条件，混合模型结论与H2假设有着较大的出入。

结论及建议

结论发现，在全国整体水平上，我国的商贸流通效率以0.95为基准呈现周期性波动，部分年间商贸流通水平达到了最优效率值。在以各个省份为基础进行分析时，发现商贸流通效率受地域因素影响作用明显，统计全国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地区），商贸流通效率最高可达效率值最前沿水平，如河北、辽宁、上海、浙江、山东、广东等地区；最低尚且不能达到0.5效率值，如宁夏、青海、云南、海南等地区。对商贸流通效率值进行归并，不难发现整体呈现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的情况。从地区商贸流通效率的差异以及营商环境发展状况来看，具有35%的正相关性，营商环境得分较高的地区，商贸流通效率值水平也会高，反之亦是。鉴于此，文章结合现实的角度，以营商环境指标为解释变量，以各省的商贸流通效率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建模分析。结果显示，在所有影响营商环境的指标不全对商贸流通效率有显著作用。因此，在剔除不相干指标对商贸流通效率进行回归分析。最终，科技投入水平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货物周转量的提高明显有助于促进商贸流通效率，金融业发展水平反而对商贸流通效率起到了抑制作用，对此，文章推测这是虚拟经济的过快发展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从而不可避免地对实体经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从而金融环境越良好，反而会降低商贸流通产业发展效率水平。对优化我国商贸流通产业提出以下建议：

重视科技创新，加大科研投入。科技创新对各个行业的发展起到乘数作用，以强化科技创新驱动来全面提高流通产业在供应链以及价值链的营运管理。进而实现精细化、专业化的管理一直都是强有力的措施。在我国目前以“互联网+”为基准的流通革命中，更要重视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如在冷链物流、智慧平台建设、流通模式创新上加强数字化、信息化引导并且以提高科研经费投入为科技创新提供保障，以传统要素驱动走向科技创新，驱动流通产业进步，进而加快商贸流通效率，有效降低流通成本。

提倡区域间商贸文化交流。区域间商贸文化交流是提高贸易效率的另一着力点。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是我国经济创收的保障，而内贸则是促进消费加强流通效率的基础，结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要对外继续秉持“一带一路”倡议，继续强化丝路沿线建设；对内要破除区域间壁垒刺激省际交流，推动不同省市区重点产业、特色产业“引进来，走出去”战略，推广品牌战略促进流通产业的提质增效。在实践中，为了加强各地区商贸文化交流，可以跨省市举办相应的文化交流活动，如地区特色产业产品推介会，浙商、徽商商业文化展览等。

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虚拟经济依托于互联网顺势而起，运作本身也具有较强的投机性。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一直秉承辩证统一关系。尤其是在商贸流通领域中，若企业过分脱实向虚就会使投入要素倾斜于虚拟经济，商贸产业等实体经济缺乏相应可发展资源，从而造成流通产业发展停滞。鉴于我国整体商贸产业来说，龙头企业较少，大部分都是中低端企业，此时还是需要发挥金融业作用，积极引导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进而来支持流通产业转型。同时，还可以通过优化实体经济的营商环境，积极采取财税手段促使虚拟经济中资金回流到实体经济之中，使二者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