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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对我国流通业发展的影响—基于不同收入来源结构的角度

2020-07-21康玉林

商业经济研究 2020年14期
关键词:净收入流通业边际

康玉林

(天水师范学院商学院 甘肃天水 741000)

我国商务部在发布的《流通产业改革发展纲要》中指出,流通产业是包含批发业、零售业、物流业、餐饮业及居民服务业的产业,通俗来讲就是生产到消费的中间环节,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流通产业不仅是我国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2000~2018年,我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39105.70亿元上涨到380987亿元,增长了近10倍,正在逐步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加快流通产业发展,不仅有利于服务生产、引导生产发展、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在促进居民消费、释放内需潜力、稳定就业形势、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为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居民消费倾向是决定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而居民消费需求则会直接影响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流通业的发展,所以研究居民消费倾向与流通业发展的关系,并进一步深入分析不同收入来源的居民消费倾向与流通业发展的关系,能够全面认识居民消费倾向与流通业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为促进我国居民消费、释放内需潜力以及提高我国流通业发展水平提供理论依据。

相关文献评述

目前,很多学者都对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进行测算,如储德银(2014)利用可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估计了1978~2012年期间我国城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发现由于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存在着不规范的问题,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呈“倒U”型变动关系;白凤娇(2015)利用非参数回归模式对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行估计,认为我国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呈现递减规模,并且具有区域差异性。除此之外,也有不少学者从消费支出结构、收入来源结构等其它角度研究边际消费倾向,如王利娟(2016)发现农村居民居住类边际消费倾向一直高于城镇居民,除食品外的其它6类消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均低于城镇居民;储德银和刘宏志(2012)采用GMM估计法实证估计了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的边际消费倾向,得出农村居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小。

从现有文献来看,测算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而研究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变化对产业影响的文献却相对较少。如陈靖(2016)从我国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变化的角度分析我国长期和短期消费倾向的变化,发现我国居民正在向发展型消费转变,产业结构也应该随之调整;范德成和刘刊(2009)认为边际消费倾向提高会促进各产业产出增加,尤其是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促进作用更大。

综上所述,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收入来源下我国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规律均存在差异,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居民消费倾向会呈现出新的特征,其不仅会引导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甚至还会影响我国流通业的发展,所以研究居民消费倾向对我国流通业发展的影响不仅可以深化消费结构与流通业的关系,还可以为促进流通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研究假设

居民消费是引导流通业发展的重要条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我国商品和服务市场由卖方主导开始转向买方主导,定制化和个性化成为我国企业竞争的主要手段。流通业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纽带,换言之流通可以促进消费的实现,消费也可以引导流通。所以,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意愿、内容和方式直接引导了流通业发展的方向。居民消费倾向越高,则意味着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意愿更加强烈,消费需求更强,流通业则有了更强的需求方,其自身也要有足够强的供应能力才能满足消费者日益提高的需求,所以,对流通业自身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要保障商品的极大充足和供应流畅,流通业的发展水平也会随之不断提升。据此,提出本文研究假设1:

H1: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居民消费倾向会促进我国流通业发展。

根据居民收入来源不同,可以将居民消费倾向划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以及转移净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来源的收入具有不同的消费结构和资金使用方向,从而导致居民的消费倾向存在差异,如在居民总收入占比较大的收入基本决定了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消费能力,从而使其对农村居民消费扩张的贡献程度相对较高,还有非生产性的“不劳而获”收入,其支出随意性往往较强,对居民消费支出的拉动效应也相对较高。所以,不同收入来源的居民消费倾向不同,导致居民消费行为存在差异,从而对流通业发展产生的影响不同。据此,提出本文研究假设2:

H2: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不同收入来源的居民消费倾向对我国流通业发展的影响不同。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13~2018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为研究样本,并剔除了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了178个研究数据。此外,为了进一步降低极端值带来的负面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缩尾处理。另外,数据主要来自wind和《中国统计年鉴》,并经过加工整理得到。

(二)检验模型及相关变量说明

1.检验模型。为了得到居民收入消费弹性的估计值,本文建立动态面板回归模型(1)如下:

为了检验本文的假设,本文建立回归模型(2)如下:

2.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流通业发展水平,参考现有研究文献选取流通业增加值作为衡量指标,并取其对数以增加数据的平稳性。目前主流研究对于流通业范围的界定为:批发、零售、餐饮、物流,所以本文结合《中国统计年鉴》的行业分类,分别选取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的GDP计算流通业增加值。

3.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居民总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MPC1)、工资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MPC2)、经营净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MPC3)、财产净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MPC4)以及转移净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MPC5)。具体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MPC1= EC1×C/Y1

MPC2= EC2×C/Y2

MPC3= EC3×C/Y3

MPC4= EC4×C/Y4

MPC5= EC5×C/Y5

其中居民总收入弹性值EC1、工资性收入弹性值EC2、经营净收入弹性值EC3、财产净收入弹性值EC4以及转移净收入弹性值EC5通过动态面板模型(1)估计得到。

4.控制变量。本文参考最近的相关研究成果,选取了城镇人口比重来衡量地区城市化水平、每万人专利授权数量衡量地区创新能力以及人均GDP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本文所有的变量定义见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

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不同收入来源的边际消费倾向

为了得到不同收入来源的边际消费倾向,采用以居民消费支出为被解释变量的动态面板模型(1)进行估计。首先通过二阶残差自相关检验比较动态面板模型(1)不同滞后阶数估计结果,确定人均消费支出的自然对数(LnC)的最大滞后阶数为2;然后再用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对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不同收入来源的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的关系进行估计,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不同收入来源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从表2结果可知,首先,模型(1)的所有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通过了Z检验(P<0.01),说明收入与支出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其次,所有解释变量通过了联合显著性Wald检验(P<0.01),说明该模型在总体上是显著的;最后,通过AR(2)检验表明二阶差分后的残差值不存在二阶自相关。由此可见,本文实证结果是可以信赖的。在回归1中,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LnY1)与人均消费支出(LnC)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P<0.05),说明我国居民总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为0.6653,2013-2018年期间平均边际消费倾向为0.4814。在回归2中,我国居民工资性收入(LnY2)、经营净收入(LnY3)、财产净收入(LnY4)、转移净收入(LnY5)与人均消费支出(LnC)回归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P<0.01)。再比较各种收入来源的估计系数可知,我国居民不同收入来源的长期消费弹性和平均边际消费倾向均具有以下递减关系:工资性收入>转移净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和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高。一方面,由于不同来源收入在居民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决定了其对居民消费能力的贡献程度,进而影响了不同收入长期消费弹性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工资性收入作为我国居民主要收入来源其长期消费弹性和边际消费倾向明显较大。另一方面,转移净收入作为非生产性的“不劳而获”收入,支出随意性较强,其长期消费弹性和边际消费倾向也相对较高。

(二)边际消费倾向对流通业的影响

为了验证假设1,本文以流通业增加值的对数(lnCirc)作为被解释变量,居民总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MPC1)作为解释变量,采用回归模型(2)进行固定效应回归。首先,对回归模型进行了F检验和Hausman检验,根据检验结果表明更适合采用固定效应的估计方法,所以在验证边际消费倾向对流通业的影响中都采用的是固定效应回归,并在省级层面控制了个体效应。具体估计结果如表3中回归(1)所示。居民总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MPC1)与流通业增加值的对数(lnCirc)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P<0.01),说明我国居民总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提高,会促进我国流通业的发展,假设1得到了验证。

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设2,本文将解释变量居民总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MPC1)依次换为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MPC2、MPC3、MPC4、MPC5)代入模型(2)中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具体估计结果如表3中回归(2)至(5)所示。比较4个回归可以看出工资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MPC2)和转移净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MPC5)对流通业发展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P<0.01),而经营净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MPC3)和财产净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MPC4)无显著影响,说明我国居民不同收入来源的边际消费倾向对我国流通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对我国流通业发展水平有更显著的影响,这也是由于不同收入来源的居民消费倾向不同,导致居民消费行为存在差异,从而对流通业发展产生的影响不同。假设2得到了验证。

表3 边际消费倾向对流通业的影响

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以2013~2018年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居民消费倾向与流通业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收入来源下,居民消费倾向对流通业发展的影响。研究认为:

我国居民不同收入来源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具有递减关系:工资性收入>转移净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在我国居民收入占比较大,是我国居民主要收入来源,其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高;转移净收入更像是非生产性的“意外之财”,支出随意性较强,其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高。

我国居民总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会促进我国流通业的发展。说明随着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意愿更加强烈,将引导流通业提高自身供应能力,促进流通业发展水平的提升。不同收入来源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将导致对流通业发展的影响不同,尤其是我国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对我国流通业发展水平有更显著影响。说明工资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其对流通业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

(二)启示

为促进居民消费,释放内需潜力,加快流通业发展,本文从扩大收入、促进消费和发展流通业的角度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完善生活服务网络。推动餐饮企业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推动住宿业连锁化、集团化发展;推进便民消费进社区,开展便民服务进家庭,合理布局日常生活必需的商业网点,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

第二,促进夜间经济和首店经济建设。推动夜间和首店经济发展,引导大型商贸企业和特色商业街区开展夜购、夜娱、夜宵等夜间消费服务,引入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开设首店、首发新品,带动扩大消费,培育消费热点。

第三,推动流通新经济发展。鼓励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快流通领域信息技术研发、集成和创新,培育定制消费、智能消费、信息消费等商业新模式,促进流通业跨界融合发展,培育更多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等流通新经济。

第四,加快完善城市和农村流通设施。改造提升城市和农村流通基础设施,强化配送中心和乡镇商贸中心建设,加强城际配送、城市配送、农村配送的有效衔接,促进形成以城市为中心向周围辐射的流通服务网络。

第五,促进居民收支同步增长。聚焦工资性收入增长,提高和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加强技能人才培训培育,打造优质创业就业平台,引导企业提升职工待遇;保障转移性收入有效供给,加强对落后地区、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深度实施精准扶贫,缩小区域和群众收入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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