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安琪

【摘 要】主旋律电影“影以载道”的特点与艺术性、商业性的冲突长期存在，而新时期的主旋律电影聚焦于创作观念、创作方式进行探索与调整，实现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讲好了“中国故事”。本文聚焦于人物塑造，通过梳理主旋律电影中英雄人物的流变，探讨主旋律电影在市场压力下如何有效传播主流价值。

【关键词】主旋律;电影人物;人物塑造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20-0118-02

“主旋律”一词来自音乐，是指在一部作品中再现或变奏的主要乐句、音型，在整个作品或乐章中居于重要地位。而“主旋律”之于电影，是一种特殊的存在。邓小平将主旋律电影简单概括为：“一切宣传真善美的都是主旋律电影”。在电影市场多元化的今天，主旋律电影在国产电影的版图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进一步被定义为“体现官方意识形态导向的电影作品”。这就要求主旋律电影不仅要融合电影本身的艺术性与商业性，还要有独特的“影以载道”、价值倡导的特点，这两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矛盾的。长久以来，主旋律电影的实际创作受到许多的限制，人们一想到主旋律电影就会谈到“假大空”，甚至还有“手撕鬼子”、违反“牛顿定律”等笑话。

“主旋律电影”也曾被认为是没有市场“钱景”的。而2019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达50.49亿，其中三部主旋律电影就占了97%，更不用说中国电影史上票房第一的现象级主旋律电影《战狼2》（2017）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在于，首先是电影，然后才是主旋律电影;进一步看，首先是类型电影，然后才是主旋律电影。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快速转型的大背景下，新时期的主旋律电影还是能在创作观念、创作方式上进行探索与调整，实现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讲好“中国故事”的。本文将通过梳理主旋律电影中英雄人物的流变，探讨主旋律电影在市场压力下如何有效传播主流价值。

一、从“大英雄”到“小人物”

以往的主旋律电影选题宏大，突出政治主流意识形态。其一是展现重大历史事件类，如《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内容是讲述一系列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中起到的推动作用。因人物众多、体量庞大，创作中缺少对英雄人物心路历程的刻画，而天然赋予他们保家卫国的大情怀，这使得主旋律电影在观众心里留下了刻板严肃的印象，大大降低了主旋律电影的传播力度。其二是人物传记类，如《孔繁森》、《杨善洲》等，人物脸谱化、扁平化现象突出。电影《焦裕禄》中焦裕禄忍着肝癌的病痛在治理“三害”第一线坚持工作，是对绝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和歌颂;而与之相对的吴县长漠视生命，极其冷血。歌颂与贬低泾渭分明，使得主旋律电影说教意味过于浓重，难以被大众所接受，主流价值传播大打折扣。

新时期的主旋律电影却摒弃了传统电影中“英雄人物”的塑造模式，转而着眼于平凡人物的塑造。从“大英雄”到“小人物”，选角的转变不仅不受历史人物原型的限制，充分提供了创作空间，还有益于引发共鸣。《我和我的祖国》中描写了许多不同时代的平凡人物，他们中有意外获得奥运会门票的出租车司机、有备飞的女飞行员、有荒野中游手好闲的两个小伙子，甚至还有一名普通的小学生。以本片为代表的新时期主旋律电影采用轻松的风格呈现出时代浪潮中的小人物平凡朴实的生活故事，而平民化的视角又加强了观众对历史的体验感与亲切感，电影想要传递的意识形态也能更好地被观众感知和接纳。

二、从“外部冲突”到“内部冲突”

早期的主旋律电影中，传统的英雄形象是十分理性的，甚至是具有了完美主义人格。《平原游击队》的开篇便是英雄李向阳为了赶到司令部去接受一个紧急任务，毫不犹豫地带着同伴在枪林弹雨中穿行。把人物置于这种特殊的险境，在不寻常的外部冲突中凸现他的英雄性格，是传统主旋律电影惯用的手法。但难免会让人产生“主题先行”的不适感，因为此时电影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逻辑取代了人物自身的行为逻辑。

而新时期的主旋律电影，不仅用强烈的视听效果对外部冲突进行营造，更着眼于人物的内部冲突。例如《明月几时有》以上世纪40年代香港沦陷为背景，讲述以传奇女性方姑为代表的仁人志士热血抗争的故事。这里的英雄人物方姑不仅仅是有从文弱教师到热血女英雄的转变——类似这样的人物身份转变，在经典主旋律电影中已经出现太多了。作为女性导演，许鞍华还细腻而又冷静地刻画了方姑处于战火硝烟中的特殊情感——在与李锦荣的爱情和与刘黑仔的战友情中慢慢成长，内心从迷茫到坚定。方姑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就确立起来了。类似的还有《战狼2》中富二代卓亦凡从玩世不恭、意气用事最终成长为铁血汉子;《红海行动》中抗压能力弱的观察员李懂逐步建立自信，在千钧一发之际最终一枪致胜。

由此可见，新时期的主旋律电影在人物塑造上都不是聚焦于外部冲突，而是以内部冲突的解决来彰显人物的成长，更为真实感人。

三、人物视野的扩大

因为主旋律电影要对当下的社会主流价值观进行精确反映，要符合、呼应当下国势和民心，所以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影响和制约着电影的创作理念。从电影主题和人物行为本身来看，主旋律电影英雄人物的视野是不断扩大并且分为三个阶段的。

（一）有“民族意识”而无“世界情怀”（1949—1978年）

最早的主旋律电影受到冷战思维困扰，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斗争意识和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例如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铁道游击队》（1956）、《地雷战》（1962）、《小兵张嘎》（1963）和以抗美援朝战争为题材的《上甘岭》（1956）、《打击侵略者》（1965）。此间的主旋律电影多是展现著名战役，英雄人物的行为目标只有一个——保家卫国，带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

（二）“世界情怀”的逐渐显露（1978-2012年）

改革开放时期，外交政策的调整使得中国外交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敌友观念逐渐淡化，由以前侧重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转变为与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普遍发展友好关系。处在这一时期的主旋律电影中的人物开始思考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冯小宁的电影《紫日》（2001）三位主角分别是中国人、日本人和苏联人，他们抛开人物身份和国家背景的差异，由对立走向相互理解。没有以往抗战电影的强烈主观性，此时的英雄人物冲破战争仇恨与狭义的民族主义，主动思考战争给世界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值得注意的是，冯小宁“战争与和平三部曲”（《紫日》、《黄河绝恋》（1999）、《红河谷》（1996））的主人公都有类似的组合模式，但最终都是以悲剧收场。可以看出此时的英雄人物虽然拥有了一定的世界视野，但力量还是十分渺茫的。这也是此时中国客观的经济政治状况以及国际地位所决定的。

（三）“世界情怀”的充分展现（2012—至今）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中国力求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世界，这就要求新时期主旋律电影中的英雄人物不仅要有宏伟的世界视野，还要在行动中展现中国力量。

例如《红海行动》（2018）中爆破手徐宏冲进枪林弹雨解救外国平民，表现了他无差别地对待每个国家的人，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从《战狼1》（2015）到《战狼2》（2017），冷锋的行动由国内到了非洲，在异国他乡救死扶伤，还收养了非洲儿童。这些都是新时期主旋律电影英雄人物视野扩大的体现——坚守“民族意识”的同时，也渐渐培养了“世界情怀”。

四、结语

从“大英雄”到“小人物”，从“外部冲突”到“内部冲突”，再到人物视野的扩大，在梳理了主旋律电影中英雄人物的流变后我们可以看到，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到主旋律电影传播主流价值的广度和深度。而面对瞬息万变的时代環境，主旋律电影各方面的优质创新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