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连伟

【摘 要】当代京剧塑造英雄不同于样板戏，虽然有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但是创作者能够积极地关注“人”，在“人”的语境下塑造英雄，传达英雄情结。惠娘这一角色采用了“准英雄”模式，而这一模式更好地配合了英雄人物的塑造。

【关键词】京剧;《双枪惠娘》;英雄情结;英雄模式;人性

中图分类号：J82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20-0027-01

英雄有许多种，诸如杂剧《双献功》《还牢末》《燕青博鱼》中的草莽英雄，亦或三国戏《单刀会》《虎牢关》等中的朝廷英雄，还有金庸小说中游走在权贵之间的江湖英雄等等，不胜枚举。但是《双枪惠娘》则是塑造了一位鲜活的成长型“巾帼双枪”革命者——即革命英雄。但这一革命英雄却是虚构的，即将历史原型人物陈联诗、邓惠中和《红岩》小说中的虚构人物“双枪老太婆”等融汇捏合成一人而成的崭新艺术形象。

该戏的亮点在于独特的英雄塑造，即在英雄情结表述和张扬人性之间试图寻找平衡点。

一、以英雄模式凸显成长历程

惠娘是一位成长型的巾帼革命英雄，而不是单一向度下战争英雄。所谓的“单一向度下战争英雄”，主要指“英雄的全部人生意义体现在战争中，这就使人生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等内容大多被战争遮蔽了。”[1]第一场戏中惠娘作为新娘出场，传统戏曲中的出场亮相在这里“移步不换形”：此时惠娘是坐在轿内的，随着一阵喜庆热闹的伴奏，娇子最终停在了台中，惠娘优雅地顶着红盖头走出来，踩着锣鼓点停在敌人面前，自己掀开红盖头“你看看我是谁？”顿时惠娘那气宇轩昂、英姿飒爽的形象让观众眼前一亮。随后，敌人一阵骚乱，而惠娘却掏出双枪，镇定自若，意志坚定地射杀敌人;打退敌人后，惠娘及其游击队队员们聚集台口，再次亮相。此时我们看到了一个形象更完整的惠娘：一身红衣，手握双枪，身子微侧，眼睛炯炯有神，意志刚强坚定，似有排山倒海之势！此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有人情味的“新人”，而不是高大全的样板戏中的英雄。

完婚之后，丈夫韩鹏在作战中负伤跳崖，十五年生死不明。而惠娘呢？成了妻子，成了母亲，同时也成了坚定的革命者。江雪琴的丈夫被捕牺牲，头颅悬挂在城头上，此时游击队员们强烈主张为他报仇雪恨。可是惠娘却意志坚定，心存大局，说服大家听从组织安排。在戏的最后，惠娘更是选择“一家一家去告诉，至亲因何献此身。一家一家去告诉，烈士英名万古存。一家一家去告诉，他们是垫石铺路、新中国的有功之臣！”这一转变，是成熟，也是成长。

“准英雄的成长历程大都经历了尚不成熟——教育成长——趋于成熟的三步曲。”[2]惠娘的成长历程更多的是自发和向内的，丈夫韩鹏的“缺席”对惠娘是一种警醒而不是教育。

二、人性底色配合英雄情结书写

“一个时代的符号永远是英雄化的符号”[3]，英雄值得敬仰，通过藝术的形式缅怀英雄、讴歌英雄本无可厚非，但是为了利益而创作一些戏曲“急就章”无论如何都是“戕害着当代戏曲的艺术精神”，[4]最终将被观众无情抛弃。可以看出，编剧以及剧团在创作和演出《双枪惠娘》时表现得小心翼翼：英雄情结又被敷上一层人性的底色，而英雄情结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寻得了观众的认同，两者相互交融，最终感动观众。

当惠娘与恋人韩鹏站在舞台中央那块儿石头上诉说着衷情，表达着一位年轻女子对爱情的渴望之时，她于娇羞中又透露出几分青涩、几分纯真，这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那么真实，这正是人性的自然流露！“人性之复杂，对于艺术形象来说应是立体式的，而非夸张变形亦或单一纯粹。”[5]作为妻子，她看到丈夫疯得不成人样，失去了做人的尊严，惠娘的心情是悲痛的。那一刻，她想拔枪替丈夫来个痛快，也免去丈夫所受的磨难痛苦。可是她思前想后不能那样做，十五年之后终于相见却不能相认，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他又承担着怎样的革命任务？作为革命者，当她得知江雪琴丈夫被敌人杀害时，她安慰江雪琴，我们看到了舞台上两位女同志的惺惺相惜。江姐此时是一身蓝色的长褂，披一白色的围巾，与整体的蓝色舞台光融为一体，退居其后;而惠娘则一身褐色衣服，腰间别着两把枪，两块儿红布坠着格外耀眼，被推到了前景，神色庄严，不可冒犯，更显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每一种身份都为我们呈现了不同侧面的惠娘，立体且鲜活。

“人物塑造要传神”。[6]十五年过去了，韩鹏和惠娘的儿子韩威也已长大成人。父子相见那场戏，韩威怎么也没有想到躲避在岩石后边的，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战战兢兢的竟然是自己的亲生父亲！随后伴着交响乐，韩鹏将自己十五年来的遭遇讲给了儿子：敌人惨无人道，一个又一个革命同志倒在血泊中，永远地倒在了新中国成立的前夜。但是我们转念一想，韩鹏的“惨”不正衬托出惠娘革命环境的恶劣与艰苦吗？惠娘作为一位妻子、一位母亲，同时也是一位革命者的英雄形象高大起来了。

三、借鉴与反思

《双枪惠娘》这出戏没有排斥“现代戏曲”的精神本质，即“是‘人的发现与解放，是创作的精神自由的状态。”通过舞台上惠娘前后的思想变化，特别是心理活动的揭示，观众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惠娘，一个人性张扬的惠娘。而人性的张扬，使得剧作者想传达的英雄情结愈发饱满。于是，人性底色上的英雄情结构成了这出戏的最大特色，这一尝试是令人激动的。

如何将戏曲中的英雄情结和人性结合起来，《双枪惠娘》的探索值得借鉴;但是也需要看到，在这一过程中，人性底色上的英雄情结如同走钢丝，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滑向极端。如果打着歌颂英雄、缅怀英雄的幌子创作出一些“假大空”的戏曲“急就章”，以此来参与评奖，这不仅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也伤害着现代戏曲的本质精神，最终将会被观众丢进历史的垃圾堆。

参考文献：

[1]李宗刚.论“十七年”文学解放战争英雄叙事样式[J].文艺争鸣，2009，（02）.

[2]钟蕊.重释革命样板戏叙事结构中的英雄模式[J].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04）.

[3]欧阳琴书.英雄情结在电影中的回归——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刘星专访[J].电影，2006，（08）.

[4]吕效平.再论“现代戏曲”[J].戏剧艺术，2005，（01）.

[5]周英静.戏曲人物的性格塑造路径及其当代价值[J].戏剧文学，2017，（12）.

[6]王安葵.戏曲理论与美学[M].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