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海新

摘 要：溯源干部激励体系的理论基础，从早期动机激发的理论出发，再根据研究层面与角度的不同分析现代激励理论。并对其发展历程加以历史考察，我国干部激励体系建设历经奠基时期、改革时期、发展时期、创新时期，纵向梳理其历史发展脉络，这对于新时代构建正向激励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正向激励;体系;理论基础;历史考察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立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并将正向激励体系作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的“五个体系”之一。突出正向激励是培养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的必要之举，也是干部队伍优化的动力之源。研究干部激励体系的理论基础，并对其发展历程加以历史考察，对于新时代构建正向激励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干部正向激励体系的理论基础

（一）早期动机激发理论

1.动机激发的感知论。这一理论认为人类的行为是具有理性的。典型的代表人物笛卡尔认为，动物只有生理性的本能应答行为，而人类则具有理性行为。人的有意识的欲望产生借助了理性，这一欲望的满足要诉诸能力。而能力又是意志的体现，个人要控制好意志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心理学家凯利（Kelly.G.A）进一步认为，人类的行为就是一种持续的能动，其关键在于事物的选择，个人所做出的决定不过是自身依据观念、价值观及他对世界的态度所得出来的一种构想。

2.动机激发的苦乐论。两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提出动机激发的苦乐学说认为，人的动机总是在寻求快乐、回避痛苦，因而具有功利性、享乐性。在近代，这种主观性的苦乐尺度已经被接近与回避行为所取代，动机激发的目标或者诱因的原则都是追求愉快。

3.动机激发的本能论。英国哲学家斯宾塞从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本能性观点出发解释人类动机激发。他认为，人类与动物的行为都是为了适应环境，生命要永远能够适应环境就必须做出进取、能动等活动。人类动机激发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本能性动机。

4.动机激发的动因论。心理学家武德沃斯将心理动力观引入心理学。认为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因果机制包括内驱力（动因）和机制两种心理成分。内驱力是开拓行为的直接因素，用以回答行为的“怎样”问题。机制依靠内驱力的开拓才能活动，内驱力也同样需要借助机制的作用才能实现。与此同时，机制能够在内驱力发动多次后转化成内驱力。

（二）现代激励理论

1.内容型激励理论。内容型激励理论侧重研究影响行为的变量的性质，即激发动机的因素，主要包括人所需要的内容、结构特征和动力作用等。

（1）需要层次论。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基本需要可以分为生理、安全、情感及归属、尊重、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在他看来，这五种需要如同阶梯由低到高逐级上升，并且同一时期内占支配地位的需要就是一种，只有低一级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后，较高层次的需要才能占据支配地位。马斯洛从研究需要着手探索激励，符合一定范围内人类行为和心理活动的共同规律。

（2）E·R·G论。克雷顿·奥德弗认为人的需要有三个层次：生存（Existence）需要、关系（Relatedness）需要、成长（Growth）需要。这一理论是对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修订，各种需要可以同时起到激励作用，一旦较高层次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出现倒退，重新追求较低层次的需要。ERG论比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更为灵活，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刻同时追求各种层次的需要，或者在某种特定情况下能够在各种需要之间相互转化。

（3）双因素论。双因素理论，又称激励—保健因素理论。提出这一理论的美国心理学家赫兹伯格将社会环境中影响人的行为的因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激励因素，主要出自工作本身的内在性因素，包括成就、对工作成绩的认可、工作本身的吸引力、责任感、发展前途、职务晋升等等。这类因素能够提升人的工作积极性，推动生产率的提高，但不具备这些因素还不至于构成很大的不满意。另一类是保健因素，主要来自工作环境与条件有关的外在性因素，包括政策与行政管理、工作条件、人际关系、薪酬、工作安全性等等。不具备这些因素会造成人的不满意，但改善这些因素只能消除人的不满，并不足以起到直接激励的效果。

（4）成就需要论。哈佛大学教授麦克利兰认为人在基本的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后，有三种最为重要的需要：成就需要，即追求成功做到最好的需要;权力需要，即影响或控制他人并且不受他人控制的需要;合群需要，即寻求被他人喜爱接纳的需要。

2.过程型激励理论。过程型激励理论是基于内容型激励理論之上发展起来的。过程型理论采用动态、系统分析并解释了行为如何被引发，怎样朝着一定方向发展、怎样持续、怎样终止的全过程，并研究需要是如何通过相互作用及相互影响进而产生某种行为的，填补了内容型激励理论只说明影响行为的变量性质却不能使人理解为什么要选择这些变量的空白。

（1）期望理论。美国心理学家弗鲁姆提出期望理论的基础在于人之所以能够从事某项工作并达成组织目标，是因为这些工作及组织目标能够助他达到自己的目标和满足自己一定的需要。弗鲁姆认为，人们采取某项行动的激发力量取决于其对行动结果的效用价值评价以及预期目标或结果之可能性大小的判断。用公式表示即：激发力量=效价×期望值。

（2）目标理论。美国马里兰大学心理学教授洛克认为奖励、工作评价及反馈、期望等大多数的激励因素都是通过目标影响工作动机的。对此，重视并尽可能设置合理的目标成为激发动机的关键一环。洛克认为能产生最大激励作用的莫过于设置具体的、难度较大的且又能够为人所接受的目标。

（3）公平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亚当斯认为人的工作态度与积极性不仅受到自己所得报酬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同他人比较的相对所得报酬的影响。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又叫社会比较理论，侧重于研究工资报酬的合理性、公平性对个人工作态度及积极性的影响。根据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公平感成为影响人的行为倾向与激励强度的一大社会因素。

（4）强化理论。强化是指“对一种行为肯定或否定的后果（奖励或惩罚），在一定程度上会决定这种行为在今后是否会重复发生”[1]34。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斯金纳提出的强化理论认为外部环境刺激能够调节和控制人的行为，改变了外部条件就能改变行为。强化理论认为，强化的方式分成正强化（肯定、奖赏）、负强化（否定、惩罚）、消退强化（对不良行为不予理睬）三种。这一理论有助于分析控制行为的因素。

3.综合型激励理论。这一理论的典型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波特和劳勒，他们建立的综合激励模式试图将外在激励与内在激励综合起来，认为激励过程是外部刺激与个体内在条件、行为表现、行为结果的相互作用之过程，也就是激励在前，激励造成努力，努力构成绩效，绩效产生满足。

二、我国干部激励体系建设的历史考察

激励指的是激发人的行为动机，鼓励人朝着所期望的目标采取行动的心理过程。干部激励指的是在管理干部的实践过程中，管理者“为维持和激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提高行政效率、实现行政目标而进行的活动和采取的措施的总和”[1]88。激励方式主要包括薪酬激励、工作激励、目标激励、授权激励、晋升激励和奖惩激励。干部人事制度中的录用、奖惩、考核、职务任免、调配、职务升降、培训、工资、福利、交流、监察、申诉等制度都具有激励功能。这些具体的、可操作的人事制度都是干部激励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干部激励体系同样也是根据干部人事制度的发展演变才得以形成的。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干部人事制度进行考察，也就能够了解到我国干部激励体系的发展历程。

（一）1949—1978年：我国干部激励体系建设奠基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套系统的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干部人事制度逐步确立，其间历经很多变化，但仍然保持着基本模式。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国家计划配置全国的人才资源。将所有公职人员统称为干部，国家以“统包统配”的方式进行统一选拔、管理与使用。在对干部的管理上，在中共中央和各级党委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实行分级分别管理体制。

第二，根据一定的标准与条件，干部管理机关通过直接或间接推荐的方式选拔干部，再依规定程序加以任命，以填补空缺的干部职位。每个干部必须服从上级的统一安排与调动。

（二）1978—1987年：我国干部激励体系建设改革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指出：“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2]。并在1980年8月18日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系统阐述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问题。之后，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干部人事制度进入系统改革的快车道，一些新的干部激励机制也同时初具雏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提出并贯彻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提拔使用年富力强、有知识文化、懂专业的干部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二，建立离退休制度，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干部的新老交替初步实现。下放干部管理权限，给予下级机关尤其是企事业单位用人的自主权。

第三，改革吸收录用制度。将考试办法引入吸收录用制度，且采取委任、聘任、选任、考任等多种任用方式，乡镇试行干部选聘合同制，企事业单位试行选聘或招聘制，行政机关试行招考制。

（三）1987—2012年：我国干部激励体系建设发展时期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深入阐述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明确提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即通过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合理分解“国家干部”，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之后展开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就是按照这一思路主要对国家公务员制度、党政领导干部制度、国有企业人事制度、事业单位人事制度进行分类改革并形成分类管理的格局。200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以下简称《改革纲要》）同样也是遵循分类管理思路，从整体上对整个干部人事制度做了统一规划，并提出各类人事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和要实现的目标。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干部激励体系建设也进入了发展时期。

第一，重视法规体系建设。先后制定有关公开选拔、考核、任期、职务升降、辞职辞退、交流、工资福利、监督等方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管金融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等相配套的法规或实施细则。

第二，注重分配激励。《改革纲要》明确完善符合党政机关特点的工资福利制度，将福利分配货币化、工资化，有效发挥薪酬分配的激励作用;健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激励机制，对为企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领导人员给予相应的物质与精神激励;改革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制度，按照岗位、任务、业绩定酬，形成重实绩与贡献，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的分配激励机制。

第三，形成公开、平等、競争、择优的录用环境，面向社会，公开考试，严格考核，择优录用。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打通重实绩、重贡献的干部晋升渠道，打破“论资排辈”的做法。建立起职责规范和工作责任制，实行严格考核。

第四，退休制度正常化，明确干部退出方法与退出渠道，实施辞职、辞退制度，有效改善干部能进不能出的状况，朝着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有效激励、严格监督、竞争择优、充满活力的改革方向发展。

第五，实行回避、轮换、纪律等廉政制度，廉政勤政建设明显改善，干部的整体素质普遍提升。

（四）2012年至今：我国干部激励体系建设创新时期

党的十八大以后，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干部激励体系建设也由此进入了创新时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3]。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发布《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建立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并将正向激励体系作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的“五个体系”之一。突出正向激励是培养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的必要之举，也是干部队伍优化的动力之源。我国干部激励体系建设的创新举措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先进的政治文化厚植干部激励的土壤。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文化的培育取得了显著成效，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逐步形成。从本质上看，正向激励体系的建设始终离不开政治文化、政治生态。因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培育先进的政治文化，提供良好的政治生态土壤，另一方面又加大精神引领、教育引导，增进干部自觉，鼓舞干部干事创业斗志。实际上，加大精神引领、教育引导的过程也是塑造先进的政治文化、厚植干部激励土壤的过程。

第二，以正向激励突出干部激励体系的构建。明确担当作为干部干事创业的用人导向。一是围绕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坚持好干部标准，大力选拔重实干重实绩的优秀干部。二是把担当作为考核评价机制的重要内容，将其纳入年度考核、平时考核、政绩考核之中，强化考核结果运用。三是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澄清保护等机制，切实为在改革创新中敢于担当作为的干部撑腰鼓劲，让他们卸下包袱、轻装上阵，专心致志地干事创业。注重平时激励与专项表彰奖励相结合。健全干部待遇激励保障体系，完善公务员奖金制度，以薪酬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推进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完善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让干部立足本职安心工作。

第三，以增强本领涵养干部担当的底气。能力本位管理和生涯发展理论的核心要义是“以岗位为中心”的个人能力开发，也就是分析工作岗位所需的能力，安排具备此能力的成员放至合适岗位，并依据职位与能力给予相应的待遇。其中，重视激励和增强职业能力、促进自我开发是这一理论采取的两大主要措施。一般来说，干部个人能力开发需求与国家所要求的能力（希望水准）及干部自身所具备的能力直接挂钩。在增强本领涵养干部担当底气的过程中，一方面既着眼于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共性的能力要求，另一方面又立足于不同层次、不同职位干部个人的能力要求。全面提高学习、政治领导、改革创新、驾驭风险等本领的同时，又突出精准性、实效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帮助干部补齐知识、能力、經验短板。

第四，以关心关爱支撑干部激励体系。“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关怀，增强干部的荣誉感、归属感、获得感”[4]。完善落实谈心谈话制度，做好围绕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等重大任务的思想政治工作，及时答疑、加油鼓劲。落实走访慰问、带薪休假、年度体检等制度，关心干部的心理健康，丰富干部的文体生活，保障干部的合法权益。给予基层干部尤其是困难艰苦地区更多的政策、待遇等方面的倾斜，多些理解与支持，激励他们更好履职奉献。

参考文献：

[1]余兴安，等.激励的理论与制度创新：中国公务员激励机制研究[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5.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6.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4.

[4]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EB/OL].（2018-05-20）[2019-11-12].http：//www.xinhuanet.com/2018-05/20/c_112285995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