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星亮

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延安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大发展和奠定未来走向的重要时期。其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演绎了一幕幕精彩纷呈、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发展为成熟的党，中国革命力量从小到大，人民武装力量由弱到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一步步走向成功，走向辉煌;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人培育了一大批建国精英、民族脊梁和英雄群体，基本奠定了新中国的人事脉络;在这里，中国共产党总结的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社会建设的丰富经验，已经为历史和现实所验证，是成功、正确的。

“走历史必由之路”

1934年秋，由于战略上的重大失误，中国共产党导致武装割据的地方红色政权几乎全部丧失，被迫进行悲壮的大迁徙，最后几乎是弹尽粮绝、人疲马乏地退守到陕甘地区，在这块苍凉荒蛮的黄土高原上建立起新的政权。以至蒋介石断定它支撑不了多久，时人也对它不抱什么希望。但这个弱小的政权却生存下来了，发展起来了。个中的原因无疑是共产党“走历史必由之路”，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和成功，在于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把握了中国革命的规律，特别是经过整风运动和中共七大，在全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有了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党破除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完整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各项纲领，具有成功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以及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党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不可分割的联系，成为中国革命事业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和成功，还在于党能够审时度势，能够应对各种复杂形势的挑战，实现了党的战略策略上的重大飞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开始由严重对立状态走向合作抗日的道路，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如何与对峙将近十年的国民党处理关系，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问题和十分复杂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高举民族抗战的大旗，把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策略思想和斗争艺术成功地运用到处理国共关系上，努力把握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既团结又斗争，驾驭了复杂而曲折的政治局面，创造了一整套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领导权的丰富经验，达到了政治与军事、原则性与灵活性、团结与斗争的统一，既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限制、削弱共产党力量的企图，又使国共两党合作坚持了八年之久，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和人民革命力量的大发展。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和成功，也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能够独立自主应对重大的事变，解决自己面临的难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党的洛川会议根据当时十分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和党内不同的认识，确定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保持共产党员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决定改变原来红军的兵力使用和作战原则，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些都是党根据抗日战争的实际做出的科学决策。即便是在皖南事变的巨大损失面前，党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严守军事上的守势和政治上的攻势，力挽国内政局危机，从而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之时。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不仅敢于而且善于同庞大的国民党军队较劲，只用了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摧枯拉朽般将其击溃并夺取了全国政权，让苏联“老大哥”惊奇，使美英政府惊诧，更令蒋介石惊恐。

“延安窑洞有马列主义”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经过多年的总结反思，党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从而得心应手地处理了各种复杂问题，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但党内还存在着亟须解决的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究竟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呢？我讲，还是有问题的，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毛泽东这里所说的相当严重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学风问题。

毛泽东到达陕北后，致力于总结历史经验和理论著述，力图完成遵义会议未能在思想上清除“左”倾错误的任务。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党的擴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和任务，并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首先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具体地研究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其次是体现民族性，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民族的表现形式，同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第三是有新的理论创造，就是马克思主义不能停留在现成结论上，而应该不断总结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使之理论化，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书本中没有的新结论、新观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是与解决不同历史时期的根本性和全局性问题相联系的、永无止境的过程，有着丰富的经验。

延安时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辉煌时期，既有一系列的理论创新，也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积累了成功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任务;坚持实事求是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活的灵魂;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点;与时俱进不断开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途径。全党通过中国革命的实践，认识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并在党的七大上将其确立为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到遵义会议前，在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活动家，但由于中央领导班子换届多，变动大，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团结统一、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是中国共產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肇始，也是党的领导集体从不稳定、不成熟的到稳定、成熟的开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形成成熟的、稳定的领导集体，既与延安时期党的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和党对基本国情和革命规律深刻认识密不可分，也与延安时期形成的党的领导集体核心成员鲜明的个人特征密不可分。毛泽东的实践经验最为全面丰富，具有宠辱不惊、坚忍不拔的勇气和毅力，具有总揽全局、把握方向的远见卓识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以他为代表的理论思想，成为全党公认的正确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他担任全党的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是通过实践斗争自然而然形成的，也是党内外、国内外所公认的。朱德在全党全军享有崇高威望，他具有丰富的军事、政治、根据地建设和组织领导经验。为人坚强正直，谦和平易，作风深入，善于团结，是党、军队和人民敬重的忠厚长者。刘少奇既有在白区工作的经验，也具有领导学运、工运、民运、农运和武装斗争的经验。尤其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善于总结经验，对党的建设深有研究，发表多篇党建理论著作。他协助毛泽东领导全党整风运动，为提高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思想水平、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发挥了重大作用。周恩来善于做统一战线工作，擅长全面组织计划指挥。政治坚定，机智灵活，工作极端负责，作风深入细致，顾全大局，心胸坦荡，善于团结。他长期代表中共同国民党谈判，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他对全党全军高级干部最为熟悉，知人善任，在全党全军享有崇高威望。任弼时具有党、政、军、群、统各方面实际工作经验，与共产国际有良好的关系。他独立工作能力全面，组织领导能力很强。他政治十分坚定，原则性极强，为人忠诚正直，工作极端负责，任劳任怨，作风深入，联系群众，对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有深入的研究。正是有了这样的领导集体，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人民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持了八年民族解放战争，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在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历史进程中，延安时期局部执政以时间之长，区域之大，成就之显著，影响之深远而著称。其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思考着执政体制的创新和执政能力的建设，也思考着战后中国的走向，就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执政目标，实行既不同于国民党，也不同于苏联式以及英美式的执政体制。

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实验区”和“示范区”陕甘宁边区，制定并实施了“三三制”的建政原则，使它能够吸纳社会方方面面的治国精英，政权因此更具广泛的代表性和同样广泛的组织动员能力;新民主主义的各种经济成分的同时存在，使他们在共同发展的前提下而各得其所;参议会、政府、司法的政权结构和党的一元化领导，使边区政权在建构起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民主政治的同时，又具有很高的行政效率和社会控制能力;国家政权的建制和党赋予它的新民主主义“试验区”的特殊地位，使它的施政具有更多的全面性和前瞻性。这些清楚地表明，党在局部执政中已经具有掌握局部政权、保持局部执政政治合法性和执政地位的能力，具有驾驭根据地政权机构、协调各种政权组织相互关系的能力，具有运用根据地组织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能力，具有坚持执政为民，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满足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能力，具有从严治党，保持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自身先进性和生命力的能力。

当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写道：“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延安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诞生了。

“延安是中国进步的象征”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成功实践，使毛泽东更加自信和自豪，说：陕甘宁边区“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是陕甘宁边区向国人和世界展现的形象，也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人士纷至沓来。从1938年到1941年来边区的中外人士达7000多人。这些来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国内外人士参观八路军训练与作战，走访机关学校，深入民众调查了解情况，考察边区的政治制度，亲身感受到了延安的民主氛围和自由的政治空气，把在延安和边区的所见所闻写咸报道在国统区发表，有的写咸回忆录传之后世，有的写成报告发回国内，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其中写道：延安是中国千百个城市中的一个城市，因而它不可能完全脱离掉中国的现状，因之我不可能毫无根据地把它誉之为人间天堂;然而我必须肯定地说，延安是中国进步的象征，是中国光明的指针。有的写道：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得到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它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是真正属于人民的。这些报告，加深了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对中共及边区政府、社会真实情况的了解，使中共及其边区政府获得了国内外人民普遍的同情与支持。

1945年5月，为筹备成立联合国而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国际会议，年届六旬的中共代表董必武代表中国解放区，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中共高层领导人第一次以正式和公开身份在国际舞台活动。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他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全力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大国形象。董必武赞成代表团只讨论有关整个中国问题的原则，淡化党派分歧，着重突出中国代表的身份，妥善处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显示出了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政治素养，给外界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大会举行了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董必武与其他中国代表分别在宪章上正式而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向世人昭示着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国的尊严，记载着中共对创建联合国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见证着中共从西北一隅走向世界，预示着未来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的地位。

（本栏目由西北大学延安精神与党的建设研究院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