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林坤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桂林541000）

科举制度作为古代中国一项重要的选官制度，自隋炀帝开进士科，经过唐宋两代的不断完善，至明代时已极为成熟，“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世”[1]。鉴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明朝初期，科举的地位尚不如后，众多官员出自学校，如“洪武二十六年尽擢监生刘政、龙镡等六十四人为行省布政、按察两史，及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其一旦而重用之，至于如此。其为四方大吏者，盖无算也”[1]。洪武后，科举的地位逐渐稳固。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1]的局面，吸引着无数知识分子投入到科举事业中来。终明一代，科举为最重要的选官方式。

一、明代河南府进士家族数

受长期以来宗法观念的影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家族，成为社会最基层的组织单位。而随着科举的不断发展，金榜题名不仅是个人，更是一个家族的荣光。古时士人特别注重家风的传扬，以保证自己的家族经久不衰。科举时代，那些名门望族，则需要一代代人不断地考取功名，以保证家族名望的延续性。进士家族，往往都是当地的乡绅代表，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进士家族为保证家族的延续性，特别注重家族子孙后代的教育。聘请教师，设立族学等，对推动当地文教事业的发展也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