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关于粉丝文化的大众话语中存在三个误区，即问题化、神秘化、商品化。本文反思了这种状况，提出以“实践”来理解粉丝文化，凸显粉丝文化的主体、个体和身体，形成新的理论框架。认为结合媒介物质性理论，对作为物的周边及其实践进行研究，可以为粉丝文化研究提供新的切入点。

【关键词】粉丝文化;媒介实践;周边商品;二次元文化;媒介物质性

在过去二十年间，粉丝文化及其研究日渐兴起，已经从小众文化走向了广阔的大众视野。它勾连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种维度，不仅激发了丰富的生产与消费，而且已经在重大社会公共事件中崭露头角。在社交媒体广泛普及的今天，如何进一步阐释和理解形形色色的粉丝文化？在这一研究范畴中，是否仍存在值得反思的思维误区或盲点？如何获得持续的理论驱动力？本文试图从媒介实践和媒介物质性两个理论点着手，拓展粉丝研究的理论框架，以寻求新的阐释可能性。

一、粉丝文化研究的盲点与误区

在中国，2005年是粉丝文化的里程碑式的年份。《超级女声》等选秀节目的兴起使得人们突然意识到，通常“不登大雅之堂”的追星行为具有引人瞩目的巨大能量。于是，大众话语中形成了对粉丝文化的主流判断，虽然热情和肯定性越来越明显，但其深层观念需要认真审视。有一些声音依然是大众媒介时代的回声，有一些则是新媒介时代的“变调”，但都存在着盲点和误区。

第一個误区是对粉丝文化的问题化。任何一种新兴文化现象可能都会挑战既存文化秩序的基础，也因此而可能招致各种批评。从新闻媒体的报道到学术研究，都容易把粉丝文化简单地当作某种社会问题，或者“社会病症”，甚至加以鞭挞。

第二个误区是对粉丝文化的神秘化。成年人认为粉丝文化是小孩子的事情，父母师长认为粉丝文化是青春期的事情，社会舆论则把粉丝文化当作某种“神秘事物”，认为这是某种特定生命阶段、某些特定人群、某些小众圈子里的独特事务，不问、不了解、不操心，认为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第三个误区是对粉丝文化的商品化。资本及其代言人将粉丝文化当作“富矿”，认为是一种商机，可以挖掘出大量商业化价值，甚至在粉丝经济的伪概念包装下行剥削之实。

问题化、神秘化、商品化都是父权体系的观念，将粉丝及其文化行为视为他者、边缘、另类，或忽视，或贬抑，或寻找方法加以利用。借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最响亮的闲言与最机灵的好奇‘推动着事情发展;在那里，日日万事丛生，其实本无一事。”①流俗的理解形成了遮蔽状态。它不仅不利于理解粉丝文化的全貌，而且为相关社会工作奠定了错误基础。学术研究需要对此作出科学回应。

中国的粉丝文化研究者常从两位美国学者处汲取理论养料和概念，一位是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另一位是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费斯克强调大众文化消费者的主动性，与消费文化的后现代主义思路结合，呼应“粉丝经济”的浪潮，开启了对“粉丝消费”和“快感”的研究。②詹金斯的“参与式文化”和“文本盗猎”的概念，则更适用于互联网及社交媒体平台化的新时代，为从弹幕、韩流到电子产品营销的各种现象研究提供了理论观照。③

实际上，粉丝研究的理论谱系极为广泛。陶东风所主编的《粉丝文化读本》就呈现了西方理论的“丰盛”资源，④而胡岑岑则在总结了粉丝研究的三次浪潮和两个偏向之后，提出了围绕网络社区、狂热消费和免费劳动形成的新趋势。⑤作为一个例证，冯应谦以周杰伦粉丝为对象，从“劳动”概念入手进行研究，就融合了各种理论资源形成了中国语境下的新范式。⑥随着互联网介入带来的新变化，研究焦点逐步超越文本及其消费，走向身份认同、劳动、社群建构、社会表演等方面。

本文将探索引入一种“作为实践的粉丝文化”观念，一方面将社会学中的实践理论引入视野，以理解中国当前粉丝文化研究的新走向;另一方面用“文化实践”这样一个普通的、正常的、熟悉的概念，把粉丝还原到正常位置，让他/她们的行为是可理解的、正常化的，而不是异化的。

二、走向媒介实践理论的粉丝文化研究

“实践理论”在哲学与社会学中有着悠久传统。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到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再到布迪厄的实践感、惯习、社会场，“实践”都充满丰富的内涵。在中国的语境中，从“知行合一”的思想，到毛泽东的《实践论》，再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的“实践”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合法行动，借用这一概念可以让粉丝文化正本清源，也有了与文化及意识形态相呼应的契合点。

英国学者尼克·考尔德利（Nick Couldry）曾提出，应该将媒介视为实践，形成新的学术范式。⑦他认为，将媒介作为“实践”，而不是“文本”或“生产结构”，可以有效超越既有的学术争议，使媒介研究与更宽广的社会理论联系起来。他借用社会学家安·斯瓦德勒（Ann Swidler）的理论，提出媒介实践理论的三个要点：第一，它重新解析文化，着重从行动和话语两个维度展开;第二，它尽可能保持开放性，并不画地为牢，媒介实践不仅是接触使用媒介的狭义行为，而且是勾连起更丰富因素的社会行动;第三，它承认在这种丰富的实践中存在着组织性，有的实践成为其他实践的“锚”，框定了其方向。在考尔德利看来，媒介实践往往成为其他实践的“锚”，尤其是惯例性、仪式化的媒介实践。这种思路超越了功能主义，承认媒介实践的多样性，并指出它在一系列实践行为中的秩序效应。考尔德利在不同论著中反复谈到这个概念，⑧虽然尚称不上是一个成型的框架，不过这一理论通过与媒介仪式、媒介权力等概念的结合，已经形成了富有延展性的学术点，并激发了一系列研究。⑨

考尔德利也论及偶像与粉丝文化。他认为，仅仅将偶像与粉丝问题聚焦在“身份认同”上是不足的，与其说存在一个整体性的社会认同，不如说每个粉丝都有自己的认同实践。理解这种文化实践的“锚定”角色更为重要。伊丽莎白·伯德（S. Elizabeth Bird）在回应考尔德利的理论时说：“粉丝卷入了极为多样的实践，这些实践是主动性的，又是与媒介相关联的，将粉丝们、他/她们所选取的文本、其他的文本（例如媒体评论、网络帖子、同人文等等）连接在一起，彼此镶嵌在一起。它绝非静止的，亦非线性的。”⑩理解粉丝的媒介实践及文化实践，也就是将偶像/粉丝文化放置在更广阔的脉络但是更具体的显微镜之下，理解其丰富性，而不是妄下断言。

从这个角度讲，作为“实践”的粉丝文化研究，也就凸显了三个重要的关键词：

第一，它强调了粉丝文化中的“主体”。在文化研究中，自斯图亚特·霍尔奠定了编码/解码模式之后，随后的研究往往围绕文本展开，形成一组二元对立，编码/解码、写作/解读、传送/接受、生产/消费。这个模式强调受众的能动性，即“主动的受众”。按照艾伯克龙比和朗赫斯特的总结，这是“抵抗/收编范式”，而新的“观展/表演范式”则超越了之前的二元对立，使得主动性更加张扬。

粉丝的主动性无疑是最为彰显的。早在电视时代，詹金斯就指出了粉丝的参与性和主动性，而互联网更提供了广阔的疆域，让粉丝们的创造更具变革性。例如，《哈利·波特》已超出自身的小说本文，不仅形成了一个跨媒介叙事网络，而且激发了庞大的同人创作宇宙，甚至形成了一种粉丝行动主义。在网络世界中，同人文、自制表情包、科普帖子等一系列衍生文本、粉丝应援活动、各种粉丝社团和组织，再加上他/她们在关键事件发生时的行动力，都使我们反思：当他/她们在面对原生文本的时候，怎么可能是毫无抵抗力的受众呢？

第二，它强调了粉丝文化中的“个体”。媒介实践概念拒绝把媒介使用当作单一的、割裂的行为，它是与更广泛的社会行动相联系的，也是非常多样化的。在解释社会行动时，吉登斯指出了“结构”与“动力”的辩证关系。他认为，社会结构具有二元性，它既限制了社会动力体的各种行为，又是它的产物。因此，必须对动力做充分讨论。

这就意味着媒介实践中必须强调个体的多元性或多样性。考尔德利举了观看电视足球比赛的例子。他说，对某些人来说，这意味着对足球的热爱或者对某个球队的热爱;但对另一些人（比如这个足球迷的家人）来说，看电视只是和这位足球迷分享经验的行为;对第三拨人来说，在公共场所看足球比赛是群体团结的一部分;而对于第四拨人来说，只是消磨时间。推而广之，各种“迷”首先是个体性的行为，因此也具有了多元性。就像看足球比赛的媒介实践各有不同，热衷于此的“足球迷”同样各各有别。那么，热衷于某个游戏，是不是与看电视足球比赛类似;某个偶像的粉丝，是不是跟足球迷一样，都是非常多元而个体化的行为？

对动力个体的强调，不能掩盖对结构的关注。足球是一个巨大的产业，背后有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支撑。偶像工业同样映射着各个维度的社会权力，并非仅仅提供了创造力的引爆点。各种媒介更是深深嵌入政治、经济体系之中，无论是造成大众仪式的电视，还是供粉丝游牧与盗猎的互联网，都概莫能外。个体化的粉丝行动，同时还具有集体力量。因此，聚焦个体及其多样性，同时不应忽视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这是媒介实践理论需要把握的平衡。

第三，它强调了粉丝文化中的“行动体”，或者说“身体”。粉丝文化不仅仅事关文本，而且是一系列行动、活动、过程。它已经脱离了文本、符号、观念、脑海的范畴，转变为具体的行动。

可以说，当前所有的粉丝文化都具有行动性。例如，偶像的粉丝们不仅会看其出演的电影、电视剧，聆听其唱片和演唱会，阅读其书籍和文章，观看其写真并脑补各种奇怪的东西，而且，会转发相关的新闻消息，会写同人文，还会跑到机场去接机，形成在线或线下的粉丝团体，安排各种应援活动，在偶像生日时分工协作。再如，二次元（ACG）文化的粉丝们喜欢COSPLAY，动漫大会更成为年度的集体狂欢，这种跨越次元界限的行动已远远超越文本，成为一种具身实践。

行动的主要载体是身体，因此，粉丝文化实践是“具身性”的。在B站等视频网站上发弹幕，与其说是发送符号文本，不如说是虚拟身体实践。从“前來报到”，到“颜表立”，再到“弹幕护体”，文本即是实践，实践即是文本。用朱迪斯·巴特勒的概念来说，其中富含“表演性”（performativity）。粉丝们在通过具身化实践，来建构自己的身体、性别、认同和社会关系。这是身体表演，也是社会表演。涉及身体，还必然牵涉到感官、情感和体验。“情感”（affection）取向的粉丝研究勇于挑战对粉丝文化的刻板印象，也与女性主义、酷儿研究、身体研究形成了对话。

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走向一种粉丝文化实践的界定了。它强调从三个维度出发去理解粉丝文化。首先，它强调“主体”，强调粉丝们的主动性、生产性、参与性;其次，它强调“个体”，既承认社会结构的制约性，又强调粉丝个体行动的多元性乃至碎片性;最后，它强调“行动体”乃至“身体”，强调在文本之外的行动、过程、姿态与身体，强调粉丝行动的具身性、表演性和情感性。这就构建了一个粉丝文化实践的理论分析清单。（参见下图）

三、以物为中心的粉丝文化实践研究

媒介实践理论强调开放性，尽量扩大受众、用户、粉丝行为的外延范畴，也就不免使得研究焦点显得泛化。究竟什么才算是粉丝文化实践，又怎么形成有深度且有秩序的理解与阐释？研究是否可以找到一个入手点？本文认为，“物”可以成为有效的抓手，开启相关的经验研究。

粉丝文化中充斥着各种物，既包括文化工业流水线上生产的千篇一律的周边商品，也包括粉丝自制的手工物;既包括纯粹的收藏品，也包括带有实用性质、融入日常生活的用具;既充满象征意味，又直接参与实践行动。这些物勾连起了情感、身体、日常生活、记忆，连接了个体、集体与社会结构。

即以周边商品为例。它既有物的特性，又连接了感官和身体。塑封的唱片，带有龙飞凤舞签名的铜版纸海报，遵循主题颜色的应援灯，印有偶像头像或大号字母的T恤衫与帽子，憨态可掬的Q版公仔，这些形形色色的周边商品，交织出欲望、梦想、亲密关系、自我认同等一系列社会特性。粉丝们将它们嵌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也装饰着自己的身体，从白天的衣服和饰品，到夜晚床上的抱枕。在演唱会、见面会或者粉丝们的聚会中，她们凭借这些周边商品确认同伴（和“对手”），也确认自己。周边物是粉丝乐趣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既杂糅着情感要素，又契合着新自由主义消费的逻辑，在追求新鲜和怀旧之间不断扩张成一个流行美学宇宙，把粉丝们的时间、金钱、劳动与其身体、社会关系整合起来，借助实践形成丰富的意义。要想理解粉丝的文化实践，就必须理解周边商品，理解这种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关于物的粉丝研究早已有之，可称之为“粉丝物质性”（fandom materiality）或“物向粉丝研究”（object-oriented fandom）。2014年，《衍生作品与文化》（Transformative Works and Cultures）曾经以“物质性与物向粉丝”为主题组织了一组稿件。编者鲍勃·里哈克在导言中说：“物品打开了一扇窗，让学者可以观察特定的构造，包括地点、目的、表演等使用的语境，而跨学科的理论光线可以照亮它，一个明显的起点就来自马克思主义对商品形式的批评，但更多光亮可能来自人类学、民族志、心理学和跨媒介研究等等。”

这样，粉丝研究就与物向存在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等哲学思潮和媒介物质性（media materiality）等媒介理论有了连接的可能性。从海德格尔对物性、用具、操劳和上手状态的论述出发，经过格雷厄姆·哈曼的“用具化存在”（tool-being）以及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ANT），物获得了哲学上的体认。在物向存在论、新物质主义和马克思唯物主义基础上，媒介的物性也获得重视，媒介研究同样出现了“物质性转向”。粉丝文化实践中存在着重度甚至饱和的“恋物”现象，恰恰可以从中汲取理论滋养。

以物为中心还具有方法上的优势。一个民族志研究者完全可以借助物来进入田野并沉浸于其中，由此展开参与式观察;而一个口述史研究者同样可以以物为线索厘清个人生活史的繁杂材料。这也正应和了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路。通过理解“物的聚集”，理解“物之为物”，曾经被遮蔽的东西显露出来。“物化之际，物居留大地和天空，诸神和终有一死者;居留之际，物使在它们的疏远中的四方相互趋近，这一带近即是近化。”这正是海德格尔所追求的现象学感悟。

值得一提的是，英文的object既可以指“物”，也可以指“对象”。把粉丝着迷的东西视为对象，这一阶段已经过去，所以有“后对象粉丝”（post-object fandom）甚至“无对象粉丝”（no-object fandom）的说法，强调了从“顺从消费型”（affirmative）到“变革创造型”（transformative）的转向。变革创造型的典型例证，就是OTW再创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Transformative Works），这是一个粉丝同人自发建立的非正式组织，以同人创作基地AO3而闻名，《衍生作品与文化》也是它创办的期刊。它于2019年获得了科幻文学雨果奖的“相关工作奖”，亨利·詹金斯以此为起点，指出粉丝文学开启了网络时代表达的新形式，它是集体创造的，而非个体占有的。这也体现了互联网的“众创”（crowd creativity）或“算法集智”（collective wisdom with algorithms）。

网络成为变革创造的基地，虚拟世界同样需要物质基础，从档案到算法，各种数码物都具有物质性，数字物质性同样应获得粉丝文化研究的重视。

四、结语

粉丝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从对大众话语的三个误区——问题化、神秘化和商品化——开始谈起，通过引入“实践理论”试图走出误区。媒介实践理论并非一套成型理论，因此，笔者试图在既有基础上，对粉丝文化的经验面向进行解析，构建主体、个体、身体三个维度上的分析清单。在粉丝文化中最有力量的，并非文本，而是丰富多彩的社会行动，它们才是意义生产的基础。实践概念为之正名，却也因追求开放性而走向泛化，因此，笔者用“物”作为物质世界之錨，在理论上与媒介物质性等理论建立连接，在方法上找到研究的切入点与方法论上的通达之路。即使是在虚拟社区成为变革性粉丝活动基地的今天，数字物质性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值得反思的是，这一理论是否拥有太多的西方文化理论色彩，而忽略了中国粉丝研究的内生性质？我们追求的不应是普适性，而应是深入透彻理解那些活生生的文化状况。中国的粉丝文化聚合着社会群体的创造力、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可能性、政治和经济力量的环境，既复杂丰富，又充满活力。通过实践性和物质性两个关键点的介入，我们有可能脱离文本，走向更开阔的理论地带，进一步理解粉丝文化这种光怪陆离又光芒四射的文化形态。

注释：

①﹝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02-203页。

②Fiske， John.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Routledge， 2010.

③Jenkins， Henry. Textual poachers： Television fans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Routledge， 2012.

④陶东风主编：《粉丝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⑤胡岑岑：《网络社区、狂热消费与免费劳动——近期粉丝文化研究的趋势》，《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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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Couldry， Nick. "Theorising media as practice." Social semiotics 14.2 （2004）： 115-132.

⑧Couldry， Nick. Media， society， world： Social theory and digital media practice. Polity， 2012.

⑨Br?uchler， Birgit， and John Postill， eds. Theorising media and practice. Vol. 4. Berghahn Book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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