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毅

1930年的株洲转兵，是土地革命时期红军从以“城市中心论”到“以乡村为中心”战略转移的重大节点。这一转折首先是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实现的。作为第一方面军的副总司令，彭德怀在维护毛泽东权威、成功实现株洲转兵、落实转兵战略意图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株洲转兵之前：成功指挥攻占大城市

1930年6月11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红军的主要任务和总的目标是改变过去的游击战术，与主要城市武装起义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随后，中共中央制订了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

在做出这一决定的同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由红五军、红八军组成的红三军团宣告成立，彭德怀任军团总指挥和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红三军团成立后，在攻打城市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6月下旬，占领大冶城，攻克长江边的石灰窑、黄石港；7月3日，攻克湘北重镇岳州。当时，彭德怀和滕代远曾考虑攻打长沙，并将这一想法告知红六军。7月中旬，占领平江县城。在一路胜利的氛围中，7月27日，根据中央命令，红三军团进攻长沙。28日拂晓，占领了国民党军阀统治下的湖南省会城市长沙。红三军团以8000余人的兵力，打败了3万有余的优势敌军，共俘敌4000余人，缴步枪3000支、机枪28挺等。这是红军战史上罕见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取得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攻占省城的胜利。这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阀的反动气焰，极大地鼓舞了革命人民，也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威望。不幸的是，8月6日，国民党反动派向红军进行疯狂反扑，使长沙几千军民死亡，红三军团陷入被动，被迫于当日撤出长沙向平江长寿街方向转移。

1930年8月，毛泽东、朱德根据中共中央攻打南昌的命令，率红一军团来到赣西北地区。在行军途中，他们从报纸上得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退出长沙后，几经辗转，进驻浏阳，现敌以重兵对其发动进攻。为了支援红三军团，毛泽东、朱德决定率红一军团西进浏阳。8月23日，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会师，随后召开联席会议。彭德怀在《彭德怀自述》中回忆道：“当日开了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三军团前委同志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我提议三军团之五、八军编为一方面军建制，便于统一指挥。”会议一致同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推举毛泽东为总前委书记和总政治委员、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滕代远为副总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下辖第一、三两个军团5个军，共4万余人。彭德怀后来回忆说：“从此以后，我即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之下进行工作了。”

红一方面军的成立，对于毛泽东统帅两个军团，进而做出株洲转兵的决策，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协丰长绸布店

株洲转兵：智慧维护转兵决定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推行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中共中央又命令红军向长沙发动第二次进攻。对于要不要打长沙的问题，当时有不同的意见。

在讨论是否第二次攻打长沙的会议上，毛泽东、朱德对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了疑问,因为长沙城内的国民党军队比红军多一倍多,而且筑有较坚固的防御工事,而红一方面军刚刚成立,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还缺乏攻坚的装备、技术和经验,长沙不易攻下。“但上有中央命令,总前委内部又有不少委员主张打长沙,最后，毛泽东、朱德仍尊重多数委员的意见,由会议决定再次进攻长沙。”

在这次讨论攻打长沙的会议上，彭德怀“未发言”。彭德怀之所以未发言，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从红三军团的情况来看，需要休整。“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起，到一九三〇年八月，部队扩大了六倍，从五月开始一直没有得到休整。有些连队不但没有党的支部，连党员也没有，只有士兵会而没有核心。”二是从敌我双方的态势来看，形势不利。“我军进迫长沙时，敌取得五六天时间准备，野战工事做好了，这就使我失去进攻的突然性，变成正规的阵地进攻战。攻城能否速胜，难以肯定。”取得第一次攻占长沙胜利的指挥官彭德怀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析了形势，这与毛泽东、朱德分析不能攻打长沙的思维路径是一致的，都是从主观和客观方面来考虑，而且，他不发言的本身就是对进攻长沙的反对。这对他后来主动说服红三军团的负责人听从毛泽东的意见，具有重要作用。

鉴于多数人主张打，红一方面军在成立后的第二天即8月24日，做出了进攻长沙的决定。

9月1日，红一方面军发布《向长沙总进攻的命令》，彭德怀、滕代远奉令指挥红三军团向杨家山、五里牌、胡迹渡猛烈攻击。经过两天激战，突破敌军第一、第二道工事后，与敌形成胶着状态。敌乘机从猴子石向红军出击，彭德怀、滕代远率部布阵以待，当敌进入伏击圈，其后援部队还未出城时，红军迅猛出击，毙敌近800人，俘敌1000余人，取得了第二次攻打长沙战争中的一次大胜利。国民党军阀何键为了阻止红军进攻，不仅安排了20多个团守城，而且修筑了三道防御工事，构筑了坚固的碉堡群，还有飞机、军舰助战。红军连续发起猛攻，并用“火牛阵”攻坚，敌军凭借工事顽抗。围攻16天，大战数昼夜，战线绵延18公里。虽然重创了敌人，但红一、三军团也受到了很大损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认为敌强我弱，阵地战不利于红军，屯兵于坚城之下，乃兵家大忌。同时，总前委得知敌援兵国民党张发奎部已到达湘潭，红军有陷入腹背受敌之险。红军何去何从？这个问题摆在了总前委面前。

面对这种极为不利的形势，9月12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撤围长沙，进占萍乡、株洲等处待机的命令。第二次围攻长沙结束。彭德怀奉命率领红三军团从长沙撤围，经醴陵向萍乡、安源方向前进。

9月13日，红一方面军抵达株洲镇中正街（今解放街）宿营，总前委机关驻协丰长绸布店。为了总结攻打长沙的经验教训，解决红一方面军放弃攻打大城市、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毛泽东在协丰长绸布店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会议上有四种不同意见：一是认为不应该放弃对长沙的进攻计划；二是撤退到岳州；三是撤退到江西袁州；四是撤围长沙，改打南昌。中共中央派来的代表和红三军团很多干部也想不通，说什么红三军团单独攻打长沙都打下来了，两个军团会师，却打不下长沙了。毛泽东从红军自身的条件和敌我力量悬殊的实际情况出发，经过耐心的说服工作，才基本上统一了暂时放弃攻打长沙的认识，做出“东进赣西，攻打吉安”的转兵决策。

会议在不攻打长沙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但接下来两大军团能否保持团结一致行动的问题又显露了出来。红三军团在第一次攻占长沙后撤出时，滕代远和彭德怀原计划退往平、浏红色区域休息整编，然后仍返鄂东南。而红一军团在从江西来湖南时，便决定去浏阳击敌，直取长沙，由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夺取吉安，再回南浔。两个军团合并成立为红一方面军的目的就是为了攻打长沙，现在长沙既然不能继续攻打，两个军团是各按原计划行动，还是统一行动，这是会议需要讨论的第二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毛泽东根据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认为目前不宜打大城市，还是先打吉安为好。朱德同样主张先打吉安，彭德怀也同意这个意见，滕代远听了他们讲的道理后表示赞成。于是，会议做出了回师江西，先取吉安，再进攻南昌、九江的决定，并作了进攻吉安的具体部署。

对于会议的决定，彭德怀在《彭德怀自述》中说：“总前委决定撤出长沙战斗，转移至江西宜春地区，准备在湘江、赣江两江间机动作战，这是完全正确的。” “决定以一军团去取吉安，三军团布置于袁水以北，威胁南昌，阻击援敌，并决定在湘边界反复作战歼灭敌军，这是对的。取得吉安，更有利于我在湘赣两江间机动。”会上，彭德怀并没有从自身的经验出发，也没有被上次成功攻占长沙的胜利冲昏头脑，而是经过冷静分析，完全赞同毛泽东的建议，为一方面军做出战略转移的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在后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分析此次攻打长沙不克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未能消灭敌人主力于工事之前，敌共有三十一团之众。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兵在五团以上，但大部尚未消灭即进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二）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暴动、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人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三）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人工事的欧式的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博，没有炮火破坏敌人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

彭德怀（资料图）

彭德怀这样总结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的原因：“第二次攻长沙未克，其军事原因是我军宜于运动战、突然袭击，缺乏正规阵地战进攻技术训练；政治原因是蒋冯间军阀战争已经结束，蒋介石开始调兵增援长沙，使守敌增加了信心。”

红一方面军的株洲转兵决策，不仅避免了攻打大城市的重大伤亡，而且乘机开辟了大片红色区域，为党和红军克服“左”倾冒险错误创造了先机。在株洲召开的会议只是反对李立三错误的开始，为后来召开的袁州会议、峡江会议、罗坊会议，在红一方面军中彻底肃清李立三“左”倾错误，统一红一方面军指战员的思想起了先导作用，为彻底粉碎国民党军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做了思想和行动上的准备。此次会议之后，当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

株洲转兵之后：坚决落实转兵战略意图

红一方面军前委在株洲召开会议做出的不打长沙，也不打南昌，进军吉安的决定，是一次战略转兵，绝不是权宜之计。但是，当时不少领导人是将其作为权宜之计对待的，因这种认识不仅不牢固，而且缺乏心底的认同感。

虽然9月12日红一方面军在株洲会议上做出由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夺取吉安的战略决定，并于13日发出了《进攻吉安的命令》，但奇怪的是，9月23日在萍乡，红一方面军又发出了同样的关于向吉安进军的命令，即《由萍乡出发向吉安的命令》，这实际表明部队在进攻吉安的认识上还没有完全巩固。到了9月28日占领袁州后，部队不得不对行动方向的问题再次讨论。

9月28日，红一方面军在袁州召开会议，讨论军事行动问题，毛泽东主张先打吉安，但是部分干部提出攻打南昌、九江。经毛泽东耐心说服，会议最后确定仍按原计划进行，红一军团打吉安，红三军团进攻樟树并担任警戒任务。但是，由于部分干部的思想仍然没有转变，两天之后的9月30日，总前委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攻打敌军力量比较弱的吉安。在这两次会议上，彭德怀的态度很鲜明，坚定维护总前委的决定，“同意总前委和毛泽东不打长沙，也不攻打南昌、九江，而先打吉安的意见”。这样，株洲转兵的成果就得到了巩固。

1930年9月13日召开的株洲会议旧址——协丰长绸布店

l0月2日，红一军团发布《进攻吉安的命令》。10月4日，红军占领吉安城。打下吉安后，围绕打不打南昌的问题，红军内部又展开了讨论。经过讨论，决定部队继续按原计划向南昌、九江前进，夺取江西政权。13日，红一军团在吉安发布《移师北向清江集中的命令》，东向袁水流域推进。17日，红一方面军在峡江召开会议，尽管会上对是否打南昌、九江仍有分歧，但会后只发布了以“第一步拟先歼灭高安当前之敌而占领之”等为主要内容的命令。22日，在太平圩召开的前委会议，改变了峡江会议进攻南昌、九江先占领高安的行动计划，发布了《在袁水及瑞州河之间工作待机的命令》。25日至30日，毛泽东在新余罗坊陈家闹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行委联席会议，史称“罗坊会议”。罗坊会议决定红军不应攻打南昌、九江，而应东渡赣江，依靠苏区群众，歼灭进攻苏区的敌人。直到这次会议，红一方面军在打不打南昌、九江的问题上才最终统一了认识。

然而，当行军方向终于确定之后，红一方面军却面临着分裂的危险。罗坊会议后，总前委派人到红三军团进一步贯彻罗坊会议精神和决议，没有想到的是，“红三军团一部分干部反对东渡赣江，主张夹江而阵，分散于湘赣、湘鄂赣、鄂东南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如果依照这部分干部意见，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将分开行动，分别在赣江以东和赣江以西活动，这将造成成立仅两个月的红一方面军的分裂。在此关键时刻，彭德怀坚定“站在总前委一边，坚决维护红军的团结和贯彻总前委‘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终于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接受总前委罗坊会议的决定，东渡赣江”。毛泽东后来在和斯诺的谈话中也谈过此事：“在‘李立三主义’被确定地埋葬以前,军内曾经历一个危急的时期。三军团的一部分人赞成执行李立三路线,要求三军团从红军中分离出来。但是,彭德怀对这种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持了在他的指挥下的部队的团结和他们对上级指挥部的忠诚。”

从株洲转兵之后的历史来看，株洲会议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后续一系列会议——袁州会议、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罗坊会议的先声，为统一全军中高级指挥员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的思想认识，排除“左”倾盲动思想的干扰，开创苏区发展的大好局面奠定了基础。而彭德怀在这一系列会议中，始终与前委保持高度一致，为株洲转兵的成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