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跃农

1972年8月中旬，周恩来被检查出癌症。从工作出发，他的记事本上多了一个熟悉且敏感的名字——邓小平。在毛泽东的同意和支持下，周恩来力促邓小平复出并主持中央工作。

一

1972年1月6日，陈毅在北京病逝。1月10日，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为陈毅举行追悼大会，病中的毛泽东临时决定参加。周恩来马上通知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负责人参加追悼会，并邀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出席。

毛泽东在与陈毅夫人张茜握手时，异乎寻常地对她说了一番追忆往事的话，说陈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是立了功的。在一一列举陈毅、刘伯承等开国元勋的丰功伟绩时，毛泽东特别提到了邓小平，把邓小平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十分明确地说，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站在边上的周恩来敏锐地发现，这是毛泽东在邓小平被打倒后首次在公开场合提到邓小平，是对邓小平的政治“定性”。他当即对陈毅夫人张茜说：“这是最高指示，要把毛泽东主席的这个评价传送出去啊！”这是周恩来在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有利的正面舆论、扫除“文革”小组设置的人为障碍、廓清邓小平回到党中央的道路。

1963年10月,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

1月24日，周恩来和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北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中央“文革”小组人的面赞扬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说：“林彪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而毛泽东主席讲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对我们讲的，邓小平不是帅，是转了业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

周恩来非常希望邓小平早日复出，以便在他身患癌症之时，助他一臂之力。

在毛泽东的关心下，邓小平的几个孩子都得到了安排，这说明毛泽东并没有忘记邓小平。邓小平开始积极地争取回北京工作。4月22日，他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写信（邓小平的信通过汪东兴转给毛泽东），再一次提出出来工作的请求。他在信中说：“我仍然静候主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几年工作。”

4月下旬，在内蒙古插队的邓小平女儿邓榕去江西看望邓小平，已经回到北京工作、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对途经北京的邓榕说：“毛泽东主席说你爸爸是人民内部矛盾。告诉你爸爸，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王震还专门找国务院办公室字体工整的同志帮他抄清一遍写给毛泽东的信函，并说：“此事请求过周总理，总理说了可以给毛主席写信。”

这一时期，周恩来积极领导批判极“左”思潮。4月24日，《人民日报》刊发经周恩来审定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指出，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

周恩来一边忙于借批林整风之机促成大批干部解放，一边在等待毛泽东对于邓小平复出的进一步明确指示。周恩来清楚：邓小平虽然被“打倒”，但毛泽东主席对邓小平在政治上还是有所保留，寄予希望的。在打倒邓小平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几次讲过：要把邓小平与刘少奇区别开来，要把刘少奇、邓小平分拆开来。毛泽东主席甚至说：林彪副主席要是身体不行的话，还是要邓小平出来。从林彪灭亡后毛泽东的谈话来看，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时机不会太远了。这些，周恩来都是很清楚的。

二

1972年7月31日，陈云、王震、滕代远、陈再道等一批在“文革”中受打击的老干部，出席国防部为庆祝建军45周年举行的招待会，这对远在江西的邓小平是一个很大的触动。

1972年8月1日，邓小平在江西新建拖拉机厂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传达后，又一次提笔给毛泽东写信。邓小平在信中揭发和批判了林彪集团的罪行，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再次明确提出了出来工作的请求。信中写道：“在去年11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5年多快6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敬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两天之后，即8月3日，这封信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送出。

8月4日到8月9日，周恩来终于同意用一周的时间在北京玉泉山边治疗，边工作，边休息。医护人员发现，山清水秀的环境对于周恩来来说只是换了一个工作地点，他的工作量丝毫没有减少。周恩来卫士长的日程表记载了周恩来的一周工作安排：主持4个会议；会见两个国家元首。治疗休息中的周恩来6天处理了6件国事与外事。

8月9日一到，周恩来一天也不肯在玉泉山多待了。他必须立即返回西花厅，因为周恩来的日程表上有一件急需办理的事：邓小平的回京复职。

邓小平的信再次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到了毛泽东的案头。毛泽东仔细阅读了邓小平第二次来信，8月14日，他提笔在邓小平的来信上作了批示，并指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

毛泽东将此信批给周恩来，是完全信任周恩来。周恩来准确地把握了这一批示的实质：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主席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要重新起用邓小平，但对邓小平的态度已经相当明确，毛泽东主席对邓小平是肯定的。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复出亮了绿灯，这个批示是正式将邓小平复出的工作交由周恩来全权考虑处理。

毛泽东在邓小平信上的批示中说，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毛泽东列举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四大功绩，大意是：一是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是所谓的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是他没有任何历史问题，没有投降过国民党反动派，是坚定的共产党人；三是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和解放大西南，在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解放战争中立有赫赫战功，对建立新中国贡献巨大；四是新中国成立后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特别是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中苏大论战的九评，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与苏共谈判，把赫鲁晓夫驳得哑口无言，他没有屈服苏联的压力。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在信上的大段批语，使周恩来看到了穿透雾霾的明朗光亮。

他马上意识到，从在陈毅追悼会上对邓小平的评价，再到这次对邓小平来信的批示，毛泽东主席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邓小平，邓小平复出的机会即将出现，必须赶快推动。尽管他的身体进入了“危急时刻”，但这件事必须赶快办。周恩来需要一位理想的人选、坚定的革命同志来接人民共和国总管家的“班”，来保持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周恩来开始着手清扫各种“人为”障碍，为邓小平铺平通往中南海的道路。8月15日，周恩来批告汪东兴“立即照办”。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示内容，并把这个批示印制了若干份，让与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

为尽可能减少“文革”小组的干扰和阻挠，周恩来明确提出邓小平等人的问题要由中组部负责，要按照四条原则办，要有文件上报、下发，否则没有酝酿和通气，全党会感觉突然，组织部要搞一个文件，邓小平给毛泽东主席的信要搞一个摘要。按照周恩来的要求，中组部工作人员起草出文件稿，并将毛泽东主席8月14日对邓小平8月3日来信的批示写入文件，拟题为《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并将邓小平的信摘要作为附件，一起报送中共中央。

周恩来考虑问题很细致，在中共中央通过中组部起草的《决定》之后，周恩来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解除监视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让其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以便其尽快适应和感受外界时局的变化。

由此，邓小平结束了劳动改造生活，与夫人卓琳一起走出南昌市郊区新建县望城岗的“将军楼”，顶着一路酷暑炙热，怀着炙热的心情，到江西瑞金、景德镇，湖南韶山等地进行参观和调研。

三

自从林彪事件之后，“解放老干部”便成为周恩来重中之重的工作。患病后，他更是感到时不我待，经常连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顶住“文革”小组阻挠，讨论对老干部的审查结论和重新安排他们工作的问题。周恩来对解决邓小平复出的难度是最清楚不过的，特别是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要求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收回毛泽东对邓小平信件的批示及邓小平信件摘要的附件等，是有心理准备的。

毕竟邓小平是作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的，要重新起用邓小平，就必须对此有个交代和解释，尽管林彪集团覆灭了。

周恩来能够做的，就是抓住一切有利时机，积极推动邓小平复出。但这件事不能做得太急，急了反而欲速则不达，要等待时机。

12月18日，周恩来再次亲自过问此事，催促中共中央政治局安排邓小平的工作。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给纪登奎、汪东兴写信，要他们在处理恢复谭震林工作的同时，考虑一下邓小平要求做一点工作的问题，并告诉他们毛泽东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同日，他还专门约了纪登奎、汪东兴谈话。

12月27日，纪登奎、汪东兴根据周恩来指示，写出了恢复邓小平副总理职务的建议信报周恩来：提议将谭震林调回北京安排工作，邓小平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周恩来阅信后批示：谭事可先办，邓事待请示毛主席后定。经请示毛泽东，邓小平的事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197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邓小平一家回北京。2月19日，邓小平率领全家人告别在江西居住了3年多的小楼，从南昌出发，乘汽车到鹰潭。第二天上午11点多钟，邓小平一家乘上了从福州开往北京的46次特快列车。2月22日，邓小平一家回到北京。周恩来亲自交代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小平一家回京后的住所。邓小平一家被安排在京西花园村的一个院子里后，周恩来委托邓颖超去看望邓小平一家。当晚，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前去看望邓小平一家，邓小平对他几年来的关照表示感谢。汪东兴说，我是按照毛主席意思办的。

1973年2月底到3月初，周恩来带病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邓小平复出后党的组织生活的恢复和职务安排问题进行多次讨论。在会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极力反对邓小平复出，周恩来毫不犹豫、不容置疑地提出，我们要遵照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其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中共中央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共中央做出一个决定并形成文件，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并告：现在邓小平同志一家已经回到北京。

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汇报后，很快做出答复，同意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并在会议纪要上批示“同意”。

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内容。同时，他派人将尚未正式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送邓小平本人阅览，征求邓小平的意见。这是周恩来去玉泉山治病前主持的最后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简要说明自己自年初以来病情的发展情况，为防止病情恶化，提出治疗的具体步骤，正式向政治局请假两周。他提议：在自己离开的两周内，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组织宣传工作由江青、张春桥批办或上报；中央军委事务由叶剑英处理或上报；国务院事务由李先念和国务院业务组处理或上报；关于落实干部政策及干部处理问题，由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交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报毛泽东主席批准。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将所研究各事项报毛泽东，毛泽东阅批“同意”。

会议一结束，周恩来便放下手里所有工作，离开西花厅。3月10日至24日，周恩来由邓颖超陪伴在玉泉山接受全面检查治疗。这是周恩来从1972年5月发现4个红血球以来，患病将近一年之后，第一次接受专项检查。3月10日，周恩来躺上手术台的同时，中央一份《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的文件正式签发。文件明确邓小平的分管工作是：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参加对外活动，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重大政策问题。

治疗期间，周恩来委托邓颖超先后前往看望李富春和蔡畅、邓小平和卓琳、住三○一医院的刘伯承，告诉他们自己的病情及检查治疗情况。24日，因病情已趋稳定，周恩来从玉泉山返回中南海。

3月27日，周恩来约邓小平谈话，参加的还有李先念、江青等。这是周恩来与邓小平分别6年多后的第一次见面。两位老战友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一切尽在不言中。

第二天，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字里行间透出抑制不住的兴奋：“他（邓小平）的精神、身体都好。”

3月29日晚，周恩来利用到毛泽东住处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机会，约邓小平一起去。邓小平同毛泽东紧紧握手。刹那间，两个20世纪伟人的博大胸襟将过去的一切恩恩怨怨都包容其间了。毛泽东看着邓小平健康敦实的身体和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十分高兴地说：“努力工作，保护身体。”毛泽东还问邓小平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邓小平回答了两个字“等待”。

当晚，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具体议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第二天，周恩来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议内容书面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

4月2日，周恩来再次住进玉泉山。9日下午，邓小平和卓琳到玉泉山看望做手术后的周恩来，周恩来与他们一起吃了晚饭，并要邓小平选一个保健医生。

8月24日至28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对邓小平复出工作、为周恩来分忧和分担一些工作寄予厚望，同时也在对邓小平进行政治“考试”，所以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并没有正式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经过几个月的考验，毛泽东对邓小平是满意的。为了进一步加强军队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建设，12月12日至22日，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调的问题。邓小平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的12月12日、14日、15日，毛泽东3次谈到邓小平，称赞他办事比较果断，“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并提议邓小平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12月22日，周恩来抱病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决定的通知，并注明此通知可下达到党内外群众。同日，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正式下发邓小平任职的通知。自此，邓小平又跻身于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担当起领导党和国家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