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方成 靳永广

一、以农地改革推进乡村振兴的逻辑主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制度政策，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1］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短板在“三农”领域，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一个持续发展着的“问题域”，实践着的“三农”内容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边界性。无论是全球化和中国社会快速变迁视野下的“农民工”“失地农民”“农业村落终结”［2］，还是工业化和城镇化持续发展衍生的“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和“农民老龄化”［3］，抑或是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农用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农村土地的非农使用”“农民进城务工”［4］面临的诸多现实瓶颈，又或者是制约新时代“实现农民长远利益、农村可持续和农业安全”［5］目标实现存在的诸如农民年龄知识结构、农村社会建设以及乡村治理等突出问题，都深刻地表明不平衡、不充分和弱质性构成乡村社会发展的基本事实，这一事实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究其根源，其症结在于工业和城市优先战略偏向及其安排下的乡村歧视性发展制度体系。

新时代坚持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核心的乡村振兴战略，承载着解决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历史重任。围绕乡村产业振兴、人居环境改善、乡风文明建设和乡村有效治理，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相关部委联合进行了系列顶层制度设计，乡村振兴的“四梁八柱”已经基本形成。但对标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要求，相关制度供给滞后仍然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最大制约，［6］尤其是制约农村重点领域改革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仍然没有得到完全破除，相关配套制度亟须及时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