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真”作为王国维词论思想“境界说”的核心，已为学界所认同，但“真”的概念却一直没有一个相对有说服力的解释。以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为研究文本，通过分析、总结得出：“真”并非一个固定的概念，其内涵十分丰富，不仅指创作主体之“真”和描写对象之“真”，还包括文如其人之“真”，并且在不同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具体含义。

关键词：真;人间词话;王国维

一、研究背景

“真”作为王国维“境界说”词论的核心，几乎是百年以来的学术定论。在王国维词学理论的研究者中，多数人都是把“真”作为“境界说”的核心来认知的。尚永亮就认为：“王氏言‘意境，未曾离真;言真又未曾离‘自然。‘自然实乃真之内涵，而真又确为‘境界之核心，故治‘词话者不惟于‘境界上用力，更当于‘自然之真上用力。”[1]周锡山也认为：“王国维论诗歌之内容，包括赤子说，最后皆围绕着真实性这个轴心旋转;真与不真是区分和衡量诗歌和一切文艺作品之优劣的最重要的标准。”[2]但遗憾的是，系统地论述王国维“真”这一概念内涵的文献并不多。而“真”作为境界说的核心思想，能够为理解和研究王国维的文艺理论思想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对此概念进行深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以徐调孚校注的中华书局版《人间词话》为主要论述材料，系统研究“真”的内涵，希冀能够做出一个较为完整、系统的解释。此外，辩证、分析其“真”究竟是一种“事实存在”，还是叔本华式的“纯粹”的“真”[3]，抑或是指人的“本性”和事物的“本质”存在？“真”作为王国维词学理论的核心思想之一，究竟是一种性质，还是一种表达效果的程度？

二、“真”的内涵

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说到：“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王国维在论述中指出了景、情二事，且指出了两种事物之间的区别及其具体的对应对象，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文中之景与生活之景、虚构之景的关系，心中之情与文中之情的关联，甚至具有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思考。因此，本文的前半部分拟从创作主体之“真”、描写对象之“真”两个方面来论述“真”的具体表现及内涵。

（一）创作主体之“真”

论述创作主体之“真”，主要包括以下三层意思：一是创作主体产生创作冲动的基础是直观及其对世事的真见;二是创作主体的情感表现是真实流露出来的，其言辞也似脱口而出，不露痕迹;三是创作主体的真见有时能够超越个人感受，上升到普世的境界。

首先是创作主体的情感生发之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六》中说到：“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作為创作者，其必须能够写真景、真情，也就是说，创作主体的创作冲动必须是真实而不做作的。古人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讲述的是文学的创作动机来源于个人情感之生发，在王国维看来，要达到“真”的标准，作家不能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必须得是以赤子之心观之，自然之眼观之。也就是说，创作主体对其所要描写的事物必须保持一个非功利性的直观态度，不能掺杂任何欲念，须要摒弃观察之物的实用价值以及与自身之联系，从而达到对观察物的真见。

《人间词话·十六》：“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人间词话·十七》：“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王国维两处论述李煜作为词人的长处：首先在于其性情单纯，对外界事物及人际关系保持有一颗赤子之心，其次由于其阅世浅，因而其性情真挚，不善作伪。因此，李煜才能以一位词人的身份，达到对世事的真见，写出真情流露的作品：“问君能有几多愁”“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王文生认为：“人的本性是真，自然流露是真;而世情染之则假、矫揉造作则假。其观点相当于李贽的《童心说》，李贽以童心为真心，而闻见道理只能令人失去童心而使之假。这与王国维所说‘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是一个意思。”[4]246可见词人情感的生发必须有非功利性的态度，如此产生的感情才是“真”的，所写之物也才能达到其“真”。

直观也意味着能够“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因“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作为一个创作主体，必须与外界事物、人情往来等保持一个相对合理的距离，即既轻视外物，同时又重视外物，如此才能以奴仆命风月、与花鸟共忧乐。非功利性的直观态度是作家能够达到“真”之标准的基础，因而此处的“真”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艺术真实，其产生的来源是生活真实，其中也掺杂了作家作为创作主体对世界的思考和把握。

其次，创作主体的情感表现是真实流露出来的，毫无矫揉造作之态。《人间词话·五十六》：“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也就是说，作家在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中能够直白地表达自身的欲求，而不是遮遮掩掩，唯恐他人看破自身的意图。这种表达方式和效果，王国维谓之“不隔”①。因此，他认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文中的主体人物简单明了地说出了自身的社会处境，同时直白地将自己内心的愿望与需求告知阅读者，在王国维看来，这种似脱口而出而又不露痕迹的自然表现也就是“真”。

此外，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五十二》中说道：“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可见其所说之“真”也指创作者情感表现之真切，因而“真”也有自然之意。纳兰容若未受汉人的成规戒律、人情交际影响，因而能够真诚、真切地表达自身的所感所想，而不是拘泥于俗套。在这一程度上，“自然之眼”“自然之舌”也就与袁宏道所说的“信心而出，信口而谈”“信腕信口，皆成律度” 的意思相通[4]246。因此，“真”也意味着自然，即在情感表现之时，创作主体之“真”也指情感流露的自然不做作。

词人在真情流露之时，有时能够变一人之感慨为众人之所想，此时便意味着创作主体的真见上升为普世的卓见。“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道君不过自道生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李煜作为个体存在，其在体察万物的过程中得出的真见超越了其作为个体的主观经验，而成为了一般性的体验，在这种情况之下，王国维区分出了伶工之词与士大夫之词。这也意味着“真”能够上升为一种普世价值，而非单纯的一种性质或状态。

但这并不代表着词要想达到“真”这一标准，必须经历个人情感的超脱。《人间词话·八》：“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境界的大小并不是区分词作优劣的标准，因而是否超脱也不是评价“真情感”的标准。表现个人思绪的“闲”与表现家国情绪的“失”“迷”具有同样的真情实感，并非由于后者表现范围更加宏大而判断前者的情感不真。因此，“真”是指作为创作主体自身情感的真实流露，有时这种感慨能够超越个体，上升到普世的价值。

（二）描写对象之“真”

论述描写对象之“真”，主要包括以下四层意思：一是当描写对象是情感之时，“真”是判断词作是否具有品格的标准之一，而非仅是评价词作是否为艳词的标准;二是描写对象是景、物时，“真”意味着不隔，即不游离，忌用典故、粉饰、代字等;三是艺术真实有时能够超越生活真实，并且能够为实证科学所证实;四是“真”不仅表现为现象真实、本质真实，有时也表现为心理真实。

此处所谈的描写对象是情感时，“真”便成为了评价词品的标准。《人间词话》三十二则：“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六十二则：“‘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轲长苦辛。可为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非无淫词，读之者但觉其亲切动人。非无鄙词，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之病，而游词之病也。”从以上两则材料可以看出，评价词的品格是否高尚不是依据其形式，而是根据其内容表现是否真挚。欧阳修与秦观的词中虽然掺杂有艳语，但因其表现出来的感情是真挚动人的，因此其词品终究是高尚的，不能因为其词中有香艳的描写，便将两者列入词品不佳的队列之中。而淫鄙之词之所以让人不觉反感，反而觉得亲切动人的原因也在于其真而不游，即在表现主体的个人情感之时真切的书写，而不是游离于自己内心的感受。

谢桃坊认为“真”仅是评判是否为艳词的一个标准，仅仅反映了接受者对一般文学艺术作品的最低要求。这个观点是缺乏辨证的，未能将王国维的“真”的思想系统联系起来的表现。《人间词话·四十二》：“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人间词话·三十三》：“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王国维认为姜夔不于意境上用力，因而不能成为第一流之作者，而周邦彦由于言情体物，穷极工巧，因而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再联系第六则：“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可见姜夔之词的缺点在于无或少意境/境界，也就是说，其词未能写真景物或是真感情，因而姜夔算不得一流，周邦彦虽然词的深度、神韵比不上其他优秀词人，但在表达内心的情感与体察世间的事物上极其工巧，故而晋升为一流词人。在这一基础上看来，将“真”仅作为评价是否是艳词的标准的确过于狭隘了。

“白石《暗香》、《疏影》，格调虽高，然无一语道著。”“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由上文可知，姜夔的格调高绝说明其情感表现非常真挚，因而其地位不高则在于其写景之病：隔。写景咏物之作没有一句是专注于其描写对象的，也就是游离于自身的主题，所以不能给读者带来豁然开朗的效果，也就不“真”了。《人间词话·四十》：“话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也就是说，词人所描写的景物是生动形象，能够引起读者产生共鸣的。再如王国维举例论述的写景“不隔”的情况：“‘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创作者将自己眼中的景象如实地呈现在文字之中，即采用白描的手法将场景描写出来，而非采用过多的修辞手法，如用典、藻饰、代字等而造成游而不真的效果。“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足以见王国维对白描的推崇。“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因南宋特殊的社会环境，致使其失去了盛平气象下的词人气质，因而在情感和景物的书写上，比之北宋词人已差之不逮矣。综上，“真”指能够用明白晓畅的文字将景、情集中表现出来，而非为夸耀自身文采、炫耀自己才华而导致游而不真。

“正中‘细雨湿流光五字，皆能摄春草之魂者也。”“美成《苏幕遮》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觉白石《念奴娇》《惜红衣》二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王国维认为冯延巳所写的“细雨湿流光”五字，既描写了春草的形状，其所处的环境，又指出了其颜色和状态，因而说他认为其写出了春草之魂理。又认为周邦彦对荷叶的描写传达出了荷之神理，因其自然白描，简单明了，集中而不涣散。从两者所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能够抓住客观事物最本质和精华的部分而言，“真”也意味着艺术真实能够超出生活真实，高于生活真实。在某种程度上，艺术真实中的“真”甚至能够为实证科学所证实，从而上升为科学上的真理。王国维谓之“神悟”：“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與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

但“真”也非纯描写客观的现实景物，也就是说“真”并非仅仅是现象真实或是本质真实，“真”也能够虚构，因而这种“真”也是一种心理真实。《人间词话》第二则：“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第五则：“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理想家所虚构的环境，由于与现实生活相联系，满足自然规律，因此能够给读者带来一种真实的感受。在此，“真”不再是一种确定的性质，而是一种心理的状态。

（三）文如其人之“真”

《人间词话》中“真”的内涵不仅是真景、真情，还有潜在的文如其人的倾向。因而此处的“真”不是一种事实上的符合论，具体表现在作为创作主体的个人能够认知到自身的真实水平，学习或师法切合自身风格的文人，选择具有时代特色的且符合自身实际水平的文体进行创作。将以上结合起来便能够以词品论人品，如此便是文如其人的“真”。

王国维所说的“真”不仅是对象的真实，也是作为主体的真实。除了能够直观地体察世界，自然地表露自身的真情实感，创作主体必须对自身的能力有一个真切的认知。《人间词话·一》：“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陆放翁跋《花间集》谓‘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提要》驳之，谓：‘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其言甚辨。然谓词必易于诗，余未敢信。善乎陈卧子之言曰：‘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故终宋之世无诗。然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五代词之所以独胜，亦以此也。”两则并举五代北宋之词之所以冠绝千古的原因：其一在于有境界，自成高格;其二在于选择了最符合自身实际水平的文体样式。五代北宋的词人由于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能力，加之运用的合适的表达方式去描写自身的真情实感，因而自成高格，天下独胜。再者，当时进行词创作的人并不多，专力作词之人更是稀有。五代北宋作词较为知名的人物除却两主一臣，花间词派之人，就是北宋的欧阳修、晏殊、柳永、周邦彦、苏轼等文人，其自身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涵养均处于时代的较高水平，因而意味着创作诗余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基础。这也是五代北宋文人写词看上去像“能举七十而举五十”的原因所在。

《人间词话·附录》第十六则中说：“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也就是说，在面对同一个世界，产生同一种感受之时，常人与诗人所感虽相似，而所思所写却极为不同。因而创作者应该正确认识自身的创作才能，学习或是创作适合自身风格的作品。“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学南宋者，不祖白石，则祖梦窗，以白石、梦窗可学，幼安不可学也。学幼安者率祖其粗犷、滑稽，以其粗犷、滑稽处可学，佳处不可学也。”首先，晚清之人学南宋词而不师法北宋，是缺乏欣赏水平的表现;其次，其所学之词人也非真正一流之词人，反而选择水平相对较低的词人;再者，即使选对了师法对象，也没能学到真正精华的部分，反而将其粗鄙的部分运用到了极致。王国维对人们不能正确认识自身实际水平，学习古代文学中的优点而感到痛心。对于缺乏自我认知能力的人尤为无奈：“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虽似蝉脱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下。”足以见《人间词话》之“真”中还包含着对自身水平和风格的真切认知。

此外，对自身和师法对象认知完成之后，还须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文体进行创作，如此才能达到言逮意、意称物的完美效果。“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在一种文体已经发展到强弩之末时，由于前面的文人豪客将各种可能的抒情体物的方式方法均已运用或展示过，后人将其视为经典因而难以再出新意，也难以超越。就像李太白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关千古登临之口。这也意味着后来的文人需要重新选择一种文体样式进行创作，以实现自身的价值，证明自身的存在和水平。所以此处的“真”也指创作主体能够根据时代的需要，选择能够满足自身创作需要且具备自身时代特色的文体样式。作为创作者，“真”也意味着使用了符合自身最佳水平的文体样式来展现自身的文学价值。因为对文体的准确选择，不仅是对其自身能力水平的认识，也是能够展现文如其人的一个侧面。在王国维看来，一个擅长写词之人，不一定能够写好诗，就像欧阳修与秦观，“读者观欧秦之诗，远不如词”。擅长写杂剧之人，不一定能够写出同样水平的词，如白朴“《秋夜梧桐雨》剧，沉雄悲壮，为元曲冠冕。然所作《天籁词》，粗浅之甚，不足为稼轩奴隶”。可见，创作主体对自身的能力有一个相对清楚的了解，真诚地选择适合自己的文体，也是造就其“真”的因素之一，也是成就其价值的重要影响因素。

扬雄认为：“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这是中国古代文论中探讨文如其人的一个较早的说法。就中国古代文论发展的过程来看，支持文如其人的理论家也是占大多数的。这意味着王国维以词品论人品的理念和行为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并且在他看来，词品与人品的统一也是一种“真”的表现。

《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多次用作家所写之词评价词人词品。如：“‘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弦上黄莺语，端己语也，其词品亦似之。正中词品，若欲于其词句中求之，则‘和泪试严妆，殆近之欤？”“梦窗之词，吾得取其词中之一语以评之，曰：‘映梦窗凌乱碧。玉田之词，余得取其词中之一语以评之，曰：‘玉老田荒。”词人之词用作评价词品的评语，一方面意味着王国维认同词作的表现是创作者真实水平的表现，另一方面意味着其认同词品在某种程度上与人品有相当大的关联，甚至有等同的倾向。如第四十八则：“周介存谓‘梅溪词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刘融斋谓‘周旨荡而史意贪。此二语令人解颐。”因梅溪词中爱用“偷”字判定其品格不高，认为周邦彦和史达祖之词当不得君子之词等看法均是将词品等同于人品的表现。因此，王国维所认为的“真”拥有一种文如其人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王国维实际上也潜在地认为作家真誠地表现了自身的真实能力和品格。

因此，这种“真”是对创作者本身真实能力的有效认识，并且创作者能够通过作品较为真实地反映自身的能力和水平。在这一方面“真”有些类似于人的“本性”和事物的“本质”存在。

三、结语

“真”作为王国维“境界说”文艺理论思想的核心，其重要性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从以上论述可知，“真”这一概念具有相当丰富的内涵，不仅是传统认为的带有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如“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同时也是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言为心传。从创作发生之时引起创作者情动的外界事物、虚幻构想，直观所带来的对外界事物及人际交往的真见，创作主体情感的真实性与表述的自然，到创作过程中理想或写实之物表现出来的合乎生活经验或自然规律的真实性，情感、意志所表现出的真诚、真切，主客观圆满融为一体所呈现出的境界，到创作结束后读者评价作品中事件、景物、情感的真实程度，“真”作为核心一以贯之。

创作主体之“真”意味着主体产生创作冲动的基础是直观及其对世事的真见;创作主体的情感表现是真实流露出来的，并且其言辞是脱口而出、不露痕迹的;此外，创作主体的真见有时能够超越普通的个人感受，上升到普世的境界。因而此处的“真”不仅是性质上的，更是一种程度上的，当其以非功利的态度直观致使真见上升到普世的境界时，颇类似于叔本华的“理念”的真。

描写对象之“真”则意味着当描写对象是情感之时，“真”是判断词作是否具有品格的标准之一;当描写对象是景、物时，“真”意味着不隔，即不游离，忌用典故、粉饰、代字等;再者，作品所展示出来的艺术真实有时能够超越生活真实，并且能够为实证科学所证实;此外，“真”不仅具有现象真实、本质真实两种表现，有时也是一种心理真实。当其是前两种表现之时，“真”是一种性质，当其为后者时，则只是一种心理的认知态度。

文如其人之“真”不是一种事实上的符合论，具体表现在作为创作主体的个人能够认知自身的真實水平，学习或师法切合自身风格的文人，选择具有时代特色的且符合自身实际水平的文体进行创作。因而，将以上结合起来便能够以词品论人品，如此便是文如其人的“真”。在这一角度看来，“真”不仅是性质上的，也是程度上的，并且两者密不可分。

注释：

①此处采用朱光潜先生的情感的“隐”与“显”的说法。

参考文献：

[1]尚永亮.辨《人间词话》之“真”[J].江汉论坛，1983（2）：33-36.

[2]周锡山.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74.

[3]佛雏.“境界”说辨源兼评其实质——王国维美学思想批判之二[J].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64（19）.

[4]王文生.王国维的文学思想初探[C]//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编委会，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七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30-248.

作者简介：李笑，西南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编辑：宋国栋